周来提：57岁街舞OG的人生，比《西部舞狂》更燃！

“一晃四十年，重新站在舞台，妻子和儿子就在台下望着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灯光，台下坐着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心里一时涌起太多感触。

如今做起动作来，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脑子还想如年轻时那般灵活，身体却跟不上了。可这些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了。至于台上要表现成什么样、最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站在那束光里的时候，我反而不去想了。”

时隔四十年，重新站上舞台——这是周来提(JuLight)的感慨！

从汽水厂里跳街舞的少年，到赛场上的冠军；从银幕上的惊鸿一瞥，到执笔绘画的殿堂；从创立自己的工作室，到走进大学传道授业；再从突如其来的病痛中一步步挣扎着，重新回到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这些，都是周来提走过的路。

街头痞子

那时，我整天琢磨跳街舞（复古霹雳舞），头上必须扎着红发带，穿着紧身衣和夹克外套，再配上迷彩裤，还得意地穿着五颜六色的篮球鞋，提着录音机，戴着蛤蟆镜。

在街坊邻居眼里，我大概就是这么个不折不扣、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惹是生非、跳“痞子舞”的小痞子。

院里的大人看见我，常会拉过自家孩子说：“千万别跟他学，离他远点儿，万一学坏了怎么办。”——这，就是我当时的口碑。

 上世纪八十年代，街坊邻居们大都还穿着清一色的蓝布衣裤和布鞋，刚从一贯的穿戴和活法里抬头，迎面就撞上了改革开放涌进来的新东西。

迪斯科、霹雳舞、喇叭裤……这些外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不少老百姓觉得陌生，甚至有些扎眼。像我这样打扮出格、整天扭着身子跳外国舞的年轻人，在他们看来，可不就是个该躲着走的“坏榜样”吗？

1985年，我十六岁，在技工学校读书，后来被分到汽水厂工作。

我母亲是舞蹈演员，在中央民族大学教学。她从小希望我走她的路，给我请老师、买舞鞋。可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善于在人前表现，于是在我的“消极配合”下，这件事就慢慢搁下了。

那时候北京正流行迪斯科（disco），朋友常拉我去舞会，我却提不起劲，觉得那舞蹈只要敢在舞池里扭就行，没什么技术含量，。所以这样的场合，我很少去。

直到有一天，朋友跟我说：“有个新舞种，可神了，要不去看看？”我当时想那就去看看吧。

一看，真把我震住了。

几个男孩站在那儿，什么多余动作也没有，只是缓缓向后滑步。人明明没动，却像在水上飘。我瞪大眼睛，脑子里蹦出一个念头：鞋底藏轮子了？

等他们停下，我忍不住凑上去：“抬脚，我看看？”

鞋底平平无奇，和所有人一样。“这叫霹雳舞，”他们说“刚流行的。”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霹雳舞，只觉得神奇，像看戏法，但还没往心里去。

直到后来我看了美国电影《霹雳舞》的录像带。这部电影1984年上映，隔年以录像带的形式从香港传到北京。我辗转找到一盘，带子已被播得泛花，人影模糊，连模样都辨不清了。

可就在那沙沙作响的画面里，我才真正被点燃。

原来它不是一个人飘，而是一群人battle（斗舞、对抗、交锋、不服输）。每个动作都带着劲，像是替不会说话的身体找到了语言。更让我着迷的是那份自由：没有固定套路，不用死记编排。跳错了？没关系。跳疯了？正合意。

我忽然意识到，小时候母亲逼我练的“毯子功”、这些年摔跤攒下的底子，甚至所有零零碎碎的力气，全都能用上。它们不再是被“教”出来的动作，而是长在我身体里的东西，就这样开始学习了。

于是1987年，我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霹雳舞对我的诱惑太大了。现在我已经跳了快两年多。明年，我一定要成为北京跳得最好的人。”——这就是我当时写下的。

结果机会真的来了。1988年，也就是我在日记里写的那个“明年”，五月份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北京京海体育杯霹雳舞大奖赛”，消息就登在《北京晚报》上。

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条轰炸性的新闻。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跳的霹雳舞都被叫做“痞子舞”，我们是社会最不认可的一批人。能给这样一群人举办全市性的大型比赛，虽谈不上他们真正认可了霹雳舞，但至少他们开始尝试接受它了。

评委还是舞蹈家陈爱莲女士，阵仗搞得特别大。

当时我父亲拿着晚报对我说：“孩子，你看，有比赛了。”我当时一看就很激动，说：“爸，我得参加，我报名吧！”爸爸说：“行，报吧。”

就这样，我报了一个单人组，一个双人组。集体组我没报——比赛一共就三个组别：单人、双人和集体。我没报集体组是因为我跳舞习惯单打独斗，从来不愿意拉一群人跳整齐划一的 群舞，索性就不参加了。

报名之后，当然要做很多准备。比赛一共两天，第一天初赛，我因为报了两项，要比两场；第二天上午是复赛，我又要比两场。都通过了。

过程中有不少小插曲。复赛结束，所有人集中准备转场去北京体育馆参加决赛，这是晚报上早就登出的安排。可是就在大家集合好后，主办方突然宣布了一个消息：刚刚接到公安局通知，出于对社会稳定因素的考虑，晚上的决赛可能要取消。

当时场子里两百多个孩子席地而坐，全都傻了。谁都没想到，初赛比完了，复赛也比完了，决赛却不让办了，原因还是怕“扰乱社会”。

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一下子就沉了。这帮孩子说实话，大部分是从街头走出来的，平时其实不太怕什么，很多规矩制度对他们来说也不太管用。但唯独这条消息，对他们的打击特别大，可能比父母打骂还要难受。

当时像那些踏实念书的孩子，也没太多机会接触这些。反倒是我们这些爱玩、喜欢在街上溜达的，才有机会接触霹雳舞。客观来说，一开始跳霹雳舞的这批孩子，整体上并不是那个年代年轻人里素质最高的那批人——更“社会化”一些，也更边缘一些。所以他们才有时间、有机会去琢磨这些事。

后来陈爱莲老师也在台上。她看到这场面，心里明白那种心情是什么滋味。毕竟她是专业的舞者，她能体会，当孩子们终于有机会在大舞台上展现自己时，却被突然拦住。就算对专业演员来说，这也很难接受。

陈老师站起来说：“孩子们，听我说两句。和你们待了一天半，我对你们有两点感受：第一，你们中间有天才的舞蹈家；第二，你们都特别棒！”

她说：“你们要用你们的舞蹈，让社会知道，跳霹雳舞的都是好孩子。”

她这两句话说完，现场的氛围一下子沸腾了。底下的孩子们开始哭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可能就是一种被认可的感觉吧。大家都坐在地上，安安静静的，眼泪就这么往下掉。

破暗成光

“孩子们，我一定尽力争取让比赛照常举办。”说完，陈爱莲老师便带着工作人员匆匆离开了。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两百多个孩子就那样坐在场地里，几乎没有人出声。除了偶尔有人起身去卫生间，回来又默默坐下，全场一片安静。现在回想起来，那帮孩子什么时候那么安静过？包括我自己在内，平时就像有多动症，坐五分钟都难受。可那时候，每个人都静得可怕。

或许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某件事、某个机会真正地“攥住”了。不敢吵闹，怕一丝动静就会惊跑那个本就飘摇不定的可能。也不敢离开，怕一转身，就连等待的资格也失去了。我们只能等，用最笨、最固执的姿势，守着那簇还没被风吹灭的火苗。

差不多两小时后，“砰”的一声，门被推开了。所有孩子的眼睛齐刷刷望向大门。一个工作人员冲进来，激动地喊道：“所有人，现在赶紧去北京体育馆集合！每人来领一瓶水、一个面包，自己去馆里，晚上比赛照常进行！”

整个大厅瞬间炸了，孩子们全都沸腾起来。这种情况放在现在的比赛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可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下，它就是会发生。

晚上的比赛真的正常举行了。我最终拿到了单人组冠军，双人组也跳得特别顺，同样拿了冠军。可领完奖走回后台，就有工作人员过来低声嘱咐：“你们几个，把奖杯用衣服包好，现在从后门走，打车回去，车费我们报销。前门挤了好多人，不能引起混乱。”

这不是吓唬，至少当时给我的感觉是真切的。现在我也没具体考证过当年是否真有风险，但那种氛围下，你只能信，只能照做。

于是我连站在领奖台上欢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把两个奖杯裹进外套里，和另外两个同伴一起打了辆车，默默离开。那是当时环境所迫，现在想来可以理解，可那时候心里真不是滋味。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照做了。因为荣誉已经到手，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少一声欢呼，将来总有机会补上。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心情很复杂。从小到大，我好像没做成过什么像样的事——学习不算好，最后上了技工学校，分到汽水厂刷瓶子。跳起霹雳舞之后，连仅存的“懂礼貌”名声也变成了“不学好”的小痞子。

那时我才十八岁，父母大概还没从我身上看到什么光。虽然我叫周来提“极光”，可那时候的我，大概真的没什么光亮可言。

进门时，父亲正在写文章，母亲在旁边洗衣服。我说：“爸妈，你们来一下吗？”奖杯还包在衣服里，他们并没看见。我把两个奖杯往桌上一放，咚咚两声。

母亲当时就激动得说不出话。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我一生都忘不了的话：

“孩子，爸爸没想到你能做得这么好。今天你把这件事做成了，爸爸也对你刮目相看了。”

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做成这样的事。

其实自从我上了技校、进了工厂，父母一直很伤心。母亲心疼我要上夜班，怕我把身体熬坏。我能感觉到父亲更多的是不甘心，毕竟老两口都是搞艺术的，而且我是独生子，他大概不愿看我一辈子在流水线上刷瓶子。

有一次，父亲来厂里找我。碰巧那天车间停电，没活干，我就和几个师傅窝在小屋里抽烟、喝酒、打牌。父亲推门进来时，正好看见那一幕。他没说话，表情却明显不对。我问他怎么来了，他只说路过看看，然后就走了。

晚上回到家，他才开口：“孩子，你才十几岁，不能就这样把自己耽误了。看看你喜欢什么，做点什么，爸爸都支持你。”

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觉得我可能就只适合待在工厂里，我没有更强的自信，也不知道出路在哪。

直到那天，我把两个奖杯放在他们面前，我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无言的激动。他们倒不是看重奖杯本身或什么成绩，而是突然发现，这个儿子居然能为一件事情付出这样的努力，这是他们从未想到的。

我给他们看我腿上、胳膊上练舞留下的伤，那些在地上转圈磨出的淤青和破皮。他们看着看着，眼睛就湿润了。

舞池为起

其实，自打我跳街舞起，父亲就一直在默默帮我。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他总想方设法帮我找录像带。那时的学习途径有限，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一盘盘被反复播放、画质泛花的录像带。

不像现在，有系统的教程，且有老师面对面教学和国外舞者的现场指导。我们什么都没有，全凭自己盯着屏幕，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抠，一遍又一遍地摔。

霹雳舞的很多技巧其实和传统武术、舞蹈有相通之处。空翻、侧手翻这些“毯子功”，舞蹈老师教过，我也会。但像“风车”这种霹雳舞招牌动作，就没人能教，想学只能硬摔，摔上几百次，才可能摸着门道。受伤，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当时的霹雳舞，我们连它具体分哪些种类都不知道。电影里没提过，身边也没人懂，于是大家就认定：要想成为真正的舞者，就必须把电影里所有动作全学会。

所以我们当年跳的“霹雳舞”，其实是如今Breaking（地板舞）、Popping（机械舞）、Locking（锁舞）的混合体。它更“杂”，也更“全”，要求你什么都会一点，哪怕是样样都精。

其实街舞最吸引我的，是 battle（斗舞）——北京话叫“碴舞”。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我找回了丢失已久的自信。

两拨人约好，谁也不服谁，当面比试。那时的 battle（斗舞）和现在的比赛完全不同：没有裁判，没有打分，输赢全看现场谁能震住场子。这也导致后来霹雳舞因为治安问题渐渐消失，《北京晚报》还登过地铁站碴舞打架出事的新闻。

这样的环境，也逼出了每个舞者的另一面——勇敢。就算跳得再好，如果对方一群人瞪着你、手里还拎着家伙时你怂了，那一切都白搭。所以那时候的街舞，既要拼舞技，也要拼胆量。

说得直白些，街舞最初就是在街头用舞蹈代替武斗。听别人说，这舞种在美国街头诞生时，就是因为暴力团伙受警察制约多，不能随便打架，于是就把武力较量改成了跳舞比拼，谁不服，就跳舞见真章。

学了一年半以后，从86年底开始，我就不断在街头和别人battle（斗舞）。有人来找我，我也会主动挑战别人，除了上班之外，我不是在碴舞，就是在去碴舞的路上。经常都是“那个维族小伙又来了”“赶紧叫人”这样的场面。

那一刻我明白：真正把一件事练到极致的人，都值得敬佩。

至于其他大大小小的碴舞，经历过太多，倒不太记得清了。但有一点始终清晰：在那个年代，敢比会更重要。有很多跳得好的孩子，因为不敢上场，也就失去了证明自己的机会。那更像是一场战斗——士气一垮，全场就散了。

其实每个人活在世上，做任何事，都需要这份勇气。它走在一切技术的前面，也是一切胜负的开始。

北京比赛之后，天山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广春兰正好在北京筹备一部叫《劲舞狂歌》的电影。她听说有个维族小伙刚拿了霹雳舞冠军，就发来邀约：“你来民族饭店一趟，我等你。”

那天，他们在民族宫的餐厅吃饭，我进去后，广导打量着我问：“你就是刚拿奖那个周来提（JuLight）吧？”我点头说是。她接着问：“你跳的霹雳舞什么样，能跳一段看看吗？”我说行啊。

餐厅地板油花花的，还有点滑，但我们跳舞的人从来不挑场合，身上穿的衣服本来就是用来擦地的。我就那么在地上“咣咣”跳了一段。

跳完一看，导演表情有点愣，半天没说话。我心里一咯噔：完了，这是没看上，估计客气两句就让我回家了。

没想到她缓了两三分钟，开口说：“你订张火车票，七月来剧组报到。”我愣了：“这就……能拍电影了？”她点点头。

就这么着，我去单位请了假，进了《劲舞狂歌》剧组，前往新疆。

其实早在获得北京冠军的前一年，我就回过一次新疆。那趟本是探亲，因为在乌鲁木齐群众艺术馆的舞会上跳了一段霹雳舞，震住了全场。

后来还因此与当时的兵团杂技团签了约，跟着他们跑遍全疆巡演，从此开始了我的“走穴”生涯。虽然粉丝不多，但确实有人认得我了。

这次进组后，宾馆门口也常有些年轻孩子来找我。我们拿着录音机，直接在门口水泥地上开跳。街舞本就是街头艺术，只要警察不来管，哪儿都是舞台。

广导看到这舞蹈这么被年轻人喜欢，也很意外。她干脆把剧本改了。

原先的《劲舞狂歌》剧本里，我一句台词都没有，只是跟着主演跳跳舞。改完之后，电影改名《西部舞狂》，我的角色变了：有了台词，加了两场 battle（斗舞），还安排了一段情有独钟的恋爱戏。我从一个近乎群众演员的特约，一下子成了主演之一。

后来电影在全国公映，影响很大，在街舞圈里的分量也很重。很多人把它看作中国嘻哈文化的起点。能在里面找到歌舞、美术、街头元素的影子。

直到现在，我这代舞者里还有人在剪这部电影的片段当教学素材。

《西部舞狂》拍了四个月，取景全是新疆最美的地方。拍完回到北京，电影上映，我的生活也开始变了。

那时候我在厂里上班，一个月工资三十块。可跳舞演出呢？早在1987年跟兵团杂技团巡演时，一场就能拿三十，演十场就是两百，比我一个月工资多得多。突然发现自己能挣钱了，心里挺高兴。

拍电影的酬金到手后，我给妈妈买了一双她一直舍不得买的俄罗斯靴子，给爸爸买了一条他抽不起的万宝路香烟。拿着这两样东西坐火车回家，我说：“儿子挣钱给你们买的。”老两口高兴坏了，出门见谁跟谁“吹”。

到了九十年代，霹雳舞因为种种原因慢慢淡出了舞台。我们这批跳舞的孩子也开始各自谋出路，跳舞已经挣不到钱了。当年我算是靠跳舞挣钱最多的了，尤其拍完电影后，全国演出报价不低，海报上也常有自己的名字。我算是吃到了那波红利。

但是我觉得：流行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往往来得猛、去得也快。音乐、舞蹈，都有周期。我曾坚信舞蹈只属于年轻人，年纪大了总得找别的生计，不可能跳一辈子。

——后来我被打脸了。

我现在五十七岁，还在跳。每天坚持练功一小时。生命随时在变，能接受它并让它变得更好的能力太重要了。

当时我确实那么想，所以后来我老跟别人说：好多人讲‘舞出我人生’”，你们那未必是真的舞出人生。”

以光为凭

我跳舞之前偶尔也画画，后来也是因为街舞的缘分，认识了周秀清先生。她是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那套57个民族邮票就是她画的。

当时周秀清老师问我：“你能把你跳舞时的激情用在画画上吗？”

我回答：“我能。”

于是我拜周老师为师，开始跟着她学画画。就这样，在周老师的引领下，我走上了美术这条路。

考学这块儿，第一年专业课没过，第二年再考——我毕竟是技校毕业，高考文化课对我来说有一点难了。第二年专业课过了，文化课又没过，心里特别难受。

我妈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说：“妈，我特别自信，再考一年一定能考上。”我妈说：“行，那我再养你一年。”

那时候我已经从单位辞职了，借了几本高中课本，天天在家里背书。第三年，我真的如愿考上了大学。

这些都感谢街舞给我的自信。要不然，对一个孩子来说，，得有多大的承受力才会坚持考大学考三年？可我确实做到了。我22岁才上大学，别人都是18岁，我晚了四年。

考上大学之后，我在院里头的风评又变了。邻居们开始说：“你看人家孩子，跳街舞都能考上大学，你们得学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之前我是反面教材，现在又成了正面榜样。

其实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看你有没有“成事儿”。你没成的时候，稍微有点出格，他们就觉着你不咋地；等你真成了，尤其是我们那年代考大学特别难，大学生很容易得到称赞。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设计公司，给一些大中企业做品牌视觉包装。同时也在几所高校教设计课，先后受聘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北京城市学院等，这一教，就是十来年。

2014年，我忽然觉得身体不对劲，去医院一查，癌症三期。当时整个人都懵了。怎么会是我？家里气氛也一下子沉了。

后来决定去海南待一阵，那边空气好。到了海南，我一边调整心态，一边重新捡起画笔，也把放下多年的舞蹈慢慢找了回来。

2017年，“中街联赛”复古霹雳舞初赛在广州举行。海南离广州近，我就带着老婆孩子去了。现场很多人认出我：“这不是周来提吗？《西部舞狂》那个！”气氛一下沸腾了。我挺意外，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街舞圈还有人记得我。

初赛顺利通过。第二年在北京的比赛也拿到了不错的名次。加入了北京“C.A.C Family”街舞团队。

这是非常优秀的团队，它集合了中国街舞四代人：我算是第一代，今年57岁；最小的队员才6岁。我们之间隔了整整五十年，中间还夹着两代舞者。从80年代到现在，这四代人站在一起，就像一部中国街舞的活历史。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全国比赛，更别说国际赛事了。

1988年北京那场比赛之后，再没举办过那么大规模的比赛了。现在比赛多如牛毛，一个舞者家里可能摆着二三十个奖杯。但我家只有一个——当年北京赛的单人冠军奖杯。双人组的奖杯我给队友了。

这个唯一的奖杯，对我来说含金量很高。它是中国霹雳舞比赛的第一个冠军奖杯。没有那场比赛，我们这批人可能就默默无闻地散了。再热爱，没有舞台，热血也会慢慢冷掉。

我想说的是：无论顺境逆境，别丢了自信。

刚到海南时，我也绝望过。癌症和感冒发烧不一样，它逼着你面对“将来怎么办”。但自信一旦重建，人就会主动寻找出路。

我在北京肿瘤医院治疗，后来居然成了那里的“抗癌明星”。我的主治大夫常拿我举例：“看，这是我十年前的病人，还在跳舞。”不知不觉，我成了鼓励其他患者的例子。

这让我觉得，我还能做点有意义的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踢球、跳舞。从2014年确诊到今天，整整十二多年了。恢复得不错。一方面是心态：这种病，心理不强大，很多人自己就把自己吓倒了；另一方面，是找到力所能及的事去做。

医生说我跳舞的事传开后，很多病友听说“57岁还在跳街舞”，对抗疾病的信心也增加了。

这条路确实坎坷，但只要挺住，自信面对，很多难关都能过去。

确诊的时候我45岁，像挨了一记闷棍。但调整期其实不长，大概一周。躺在病床上，我不断告诉自己：明天一定会来。相信自己能等到，天就是亮的；不相信，天就是暗的。

治疗期间，我加过一个病友群，八十多人。后来群里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有人退了，有人不再回复——我们都懂那意味着什么。最后我主动退了那个群。我不想整天泡在病人的身份里。

如果总和跳街舞的年轻人在一起，我就是个舞者。我选择当后者。

退群后，我在海南开始参加街舞活动，跟当地舞者一起演出、交流。现在我还是海南街舞协会的副会长。

经历过生死起伏，很多事就看淡了。以前靠设计养家，很苦；现在跳舞让我快乐，我就跳舞。

时间进入到2026年，我也年近花甲。朋友常说：“JuLight，你真行，一件事能坚持一辈子。”其实中间也停过，自己主动放下了二十年，但喜欢的东西，就像种子埋在心底，时机到了，自然会重新发芽。

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有了自信，才能从容面对坎坷，也才能笑着迎接光。街舞“舞出我人生”——只是形式，真正支撑我的，是它帮我建立起来的那条“自信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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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编 辑 ：古丽巴努

主      编：穆尼热

副  主 编：努尔扎代木、热依莎、麦迪娜依

版      块：疆来人物

版      主：热依莎

作      者：图尔荪阿依·努尔麦麦提

校      对：穆耶塞尔

排      版：阿力木

后      台：吐尔克扎提

图片来源：周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