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回流与再造：从“日制汉语”看中日语言现代化之路

看到观察者网又有人说“日制汉语”，其实这个话题很古老，就从我自己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在2007年日本放送协会（NHK）制作的纪录片《日中两千年汉字的交流》第四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分之二》中，日方提出一个看似惊人的说法：现代中文里大量政治、社会、科学术语，竟有约三分之二源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学者用汉字创造的新词。这一观点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对一段真实历史的语言学回溯——它揭示的不是“文化归属”的争夺，而是一场跨越国界的汉字智慧接力。

恰恰正是这种“借字造词、回流再生”的过程，有力印证了汉字系统的高度适应性与内在优越性。面对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冲击，汉字没有陷入“一字一物”的造字泥潭，而是凭借几千个基础字符，通过逻辑组合生成新词，实现概念的精准转译与高效传播。日本学者之所以能成功构建现代术语体系，正是因为他们站在汉字这一强大表意系统之上——他们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激活了汉字固有的构词潜能。

反观英语世界，其语言发展史同样是“拿来主义”的典范：英语大量吸收拉丁语的学术词汇（如 “formula”“analysis”）、法语的政治与艺术用语（如 “government”“ballet”）、德语的哲学术语（如 “kindergarten”“weltanschauung”），甚至从全球殖民地引入无数外来词。然而，从未有人因此质疑英国或美国的文化主体性，更未见英语国家因“词汇非原创”而丧失语言自信。恰恰相反，这种开放吸纳被视为英语活力与包容力的体现。

同理，中文吸收日制汉语，不仅无损于中华文化的尊严，反而彰显了汉字文明“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胸襟与韧性。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宣称“一切皆我首创”，而在于有能力将外来元素内化为自身肌理，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创新。汉字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衰，正在于它从来不是封闭的符号，而是一个开放、可扩展、自洽且高度理性的意义生成系统。

一、历史事实：日本学者如何用汉字“翻译”现代世界

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东亚。面对 democracy、society、economy、philosophy 等全新概念，中国与日本都面临一个共同难题：如何用固有语言准确表达这些前所未见的思想？

彼时，日本明治维新的知识分子没有选择创制新文字或全盘音译，而是回到他们熟稔的汉文传统中寻找答案。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并非凭空发明，而是严格遵循中国自古以来的造字与构词规律：

沿用已有汉字：所有新词均由《康熙字典》或中国经典中既存的汉字组成，无一新造字；

依循汉语构词法：如偏正式（“哲学”=哲之学）、联合式（“社会”=社+会）、动宾式（“革命”=革其命）等；

激活古典语汇：从《史记》《孟子》《晋书》等典籍中提取旧词，赋予现代含义，如“共和”“经济”“自由”。

正因如此，当这些“日制汉语”传入中国时，中国人读之不觉陌生，用之毫不费力。看到“共和国”，便知是“共行和道之国”；读到“人民”，自然联想到“民为邦本”；理解“科学”，亦可从“分科之学”推演其义。这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根源正在于：日本所用的不是外来的语言逻辑，而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语法。

换言之，日本学者所做的，是在汉字文化母体提供的工具箱里，按照中国祖辈传下的“说明书”，组装出适应新时代的表达装置。这不仅不是文化取代，反而是对汉字系统生命力的一次有力验证——它足以支撑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共同应对人类知识的演进。

也正因这套词汇根植于共同的汉字逻辑，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才能迅速接纳、广泛传播，并将其无缝融入中国的政治、教育与思想变革之中。用得舒服，是因为本就同源；传得迅速，是因为无需翻译。

二、中国的引进：开放、务实与本土化再造

面对19世纪末的民族危局，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师夷长技”已不足以救国，必须系统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与社会科学。然而，直接阅读英法原文对多数人而言门槛过高。恰在此时，日本成为一座现成的“西学中转站”——其明治维新成果显著，且大量西学著作已被译为汉文调（即用汉字书写的日文），对中国士人而言几近“半母语”。

于是，从1896年清廷首次派遣留日学生起，至1906年留日学生人数达万人高峰，中国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以日为师”运动。他们不仅学习制度，更直接搬运语言。大量日文书籍被整本翻译或摘录，其中术语几乎原样引入中文。

直接引用日文文献的典型例证：

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中频繁使用“社会”“经济”“革命”“民族”等词，明确注明取自日本报刊与政论。他在1902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写道：“今日之新名词，大率皆取诸日本。”

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学务纲要》（1904年）虽曾一度主张“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但其所设新式学堂课程名称如“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等，恰恰全盘采用了日制术语。

严复虽坚持意译（如以“天演”译 evolution、“群学”译 sociology），但在其后期著述及通信中亦不得不承认：“今之新学名词，十九来自东洋，势难尽废。”

更为直接的是，大量日文教科书被整本汉译出版。例如：

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的《法理学》被译介后，“权利”“义务”“法人”等词迅速进入中国法律体系；

市村瓒次郎《东洋史要》被王国维校订出版，成为清末中学历史教材，“文化”“文明”“时代”等概念由此普及；

日本中学教科书《哲学字汇》（井上哲次郎编）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哲学词汇的标准来源。

这些日文文献之所以能被迅速吸收，不仅因为内容先进，更因其书写形式高度“汉化”——竖排、文言夹杂、大量使用四字格与典故，让中国读者产生“此乃吾家旧物”的错觉。正如鲁迅所言：“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而中国人留学日本者，也多从医学入手……连所用的术语，也都是汉字，看起来就像是自己人说的话。”

本土化再造：拿来之后的再创造

然而，中国并未止步于照搬。在接受日制汉语的同时，我们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语义重构与政治赋义：

“人民”在日本多指一般国民，而在中国革命语境中升华为具有历史主体性的阶级力量；

“共和”从古代“共理国政”之义，转变为反对帝制、建立民主政体的象征；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被赋予土地革命、群众路线等具体内涵。

更重要的是，随着现代教育与科研体系建立，中国也开始自主创制新词：

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组织专家统一科技名词，“半导体”“原子能”“航天”等词皆由中国科学家拟定；

改革开放后，“互联网”“扫码支付”“双碳目标”等新概念，依然沿用汉字组合逻辑自然生成。

由此可见，引进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选择；吸收不是文化屈从，而是战略借力。我们坦然承认日制汉语的历史贡献，正因为我们有足够自信——知道何为工具，何为核心；何可借用，何须坚守。

三、日本的转向：去汉字化与表音文字的困境

曾以汉字精准构建现代话语体系的日本，却在20世纪中叶后走上一条令人惋惜的道路——系统性“去汉字化”。受战后美国占领政策影响，加之国内简化书写、普及教育的诉求，日本政府于1946年颁布《当用汉字表》（后于1981年改为《常用汉字表》），大幅限制汉字使用范围，并鼓励以假名（尤其是片假名）书写外来概念。

这一政策初衷虽为降低识字门槛，却在实践中引发深远问题：日本正在重演中国古人早已摒弃的语言陷阱——“一事一形”，即每遇新事物便创造一个新符号。

中国古代也曾面临类似困境。先秦至汉初，面对新器物、新制度，确有不断造字之举（如“弩”“瓷”“纸”等）。但随着知识爆炸，这条路被证明不可持续——字数激增导致学习成本剧增，文盲率难降，文化难以普及。于是，自汉代起，汉语逐渐转向“以字组词”的高效模式：不再为“马车”造一字，而说“车”；不为“铁制农具”另造字，而称“铁犁”。这一转向，正是汉字文明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讽刺的是，当代日本在放弃汉字表意优势后，正以片假名的形式变相回归“造字”逻辑：

每出现一个西方新词，就用片假名音译一个新“词形”：

コンピュータ（computer）、

デジタル（digital）、

メタバース（metaverse）、

AI（直接使用英文字母）、

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片假名词无表意功能，纯靠记忆，同音异义泛滥（如 “カク” 可指“核”“角”“革”“確”等），阅读时必须依赖上下文猜测；

更严重的是，年轻一代因汉字能力退化，已难以阅读明治、大正时期的文献，与本国近代思想传统产生断裂。

这种困境，恰与英语世界的“术语壁垒”高度相似。英语虽吸收拉丁、希腊、法语词汇而壮大，但也因此形成专业领域的“黑话森林”：非医学人士看不懂 MRI、CBC、NSAIDs；非科技从业者难解 API、GUI、NLP。语言本应是沟通工具，却因过度依赖音译与缩写，变成了知识阶层的特权密码。

日本今日之困，正是这一路径的东亚翻版。当“人工智能”在中国可望文生义，在日本却写作「AI」或「人工知能」（后者虽用汉字，但日常多被片假名取代），其认知效率与传播广度已悄然落差。

更值得警惕的是，语言系统的学习成本直接关联国家创新能力。若新一代国民需耗费大量精力记忆无意义的音节符号，而非通过字形理解概念本质，那么科学素养的普及、跨学科思维的培养、乃至全民数字素养的提升，都将受到隐性制约。长此以往，去汉字化非但不是“现代化”，反而可能成为日本面向未来知识社会的一道隐形枷锁。

反观中文世界，我们坚守“组合造词”原则——“量子计算”“碳中和”“生成式AI”等新概念，皆由既有汉字逻辑生成，无需音译，亦无需新字。这不仅是传统的延续，更是面向未来的战略优势。

四、结语：汉字的先进性已经被我们的现代化证明

我们不妨再次回到2007年NHK纪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分之二》提出的核心观察：现代中文中大量关键术语，确实经由19世纪日本学者之手，用汉字重新组合而成。但这一事实的深层意义，并非“日本创造了中国的话语”，而是——日本正是借助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才得以成功迈入现代化门槛。

他们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回到《孟子》《史记》《晋书》中寻找语汇；没有发明新字，而是依循“偏正”“联合”“动宾”等汉语构词法则，将西方概念转化为可读、可解、可传的汉字词组。这恰恰证明：汉字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通往现代文明的高效载体。

然而，日本在完成初步现代化后，却逐渐疏离这一智慧源泉。战后推行去汉字化，转向片假名音译主导的语言策略，表面是“简化”“西化”，实则放弃了汉字“以形表义、组合生义”的核心优势。结果是：专业术语日益晦涩，年轻一代与本国近代思想断裂，语言在科技与学术表达中反而变得低效——日式思维从“善用汉字”滑向“依赖音符”，某种程度上正成为其创新力与知识传承的隐性桎梏。

反观中国，我们不仅完整保留了汉字系统，更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激活其生命力。从“原子能”“半导体”到“人工智能”“碳中和”“新质生产力”，每一个重大科技与社会概念，都通过既有汉字的逻辑组合自然生成，无需音译，无须造字，全民可读，学者可研。这不仅是语言的胜利，更是思维方式的胜利。

因此，中国人的自信从何而来？

我们的汉字仍在呼吸，我们的传承未曾中断，我们的思维方式依然高效，我们的祖先早已为我们避开“一事一形”“音译堆砌”的语言陷阱。

当世界许多国家在表音文字的迷宫中为术语歧义、学习成本、知识壁垒所困时，我们却能用三千常用字，从容讲述宇宙、生命与未来的全部故事。

这，就是中华文明最深沉、最可持续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