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在拖民主的后腿》：“应当允许美国进行有益的预防性侵略”

有朋友在后台问对《大西洋月刊》新发的那篇《国际法在拖民主的后腿》的雄文的看法。我们来简单说一说。

首先介绍一下那篇文章的主旨，它主要是想为大统领绑架马杜罗一事进行辩护，作者一上来就直接承认美国攻击委内瑞拉、绑架马杜罗确实违反了现行国际法，但是作者对此的评价是“必须改变的是国际法而不是美国”。

作者将侵略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美国所做的“有积极意义的侵略”，一类是主要由美国的敌人所做的“没有积极意义的侵略”（有趣的是作者将美国吞并格陵兰也归在这一类）。

作者认为“特朗普政府不应再为其攻击行为做任何敷衍的法律辩护，相反，美国应利用这个机会改革国际法，使其更具灵活性，特别是要改变其将预防性行动定罪化的做法”，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创制一种新的国际法，不仅可以允许美国反对二战后美国领导制定的“不允许侵略别国的旧国际法”，而且这种新的国际法要允许美国“预防性”侵略。

上面几个观点听上去很让人震惊，但是其实这些说法在华盛顿甚至在美西方文明中并不是新鲜言论。我们从题目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来说明。

首先是“民主”。关于美式民主，我们已经写过太多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了，我以前学这个的，没办法，太熟了。如果用几句话简单概括的话，那就是根据国父们的建国纲领性文件《联邦论》，美式民主本质上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共和体制，国父们不讳言对民主的反感，不讳言对贵族共和的推崇，但是随着党争的日益激烈和扩大化，不断的有新选民群体被吸纳进选举程序，于是过去被认为是共和制配套决策体制的投票程序被重新定义成了“美式民主”，而从学理上——不管是政治学学理还是数学学理——这种号称“程序正义”的美式投票体制实际上是反民主的。

要搞明白这里面的门道，最简单的方法是研究特朗普（《戳破皇帝的新衣》），以大统领为圆心了解华盛顿政坛的日常运行和选举程序，以及研究美国历史（《美国，一个失败的国度》），如果对理论研究感兴趣，那就需要读《联邦论》、了解康多塞悖论&阿罗不可能定理继而批判性学习“将共和重新定义为民主”的《论民主》等著作。

其次是“国际法”。关于国际法，我们也写过很多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虽然我在国际法方面下的功夫没有在法理学法哲学那边下的多，但是基本的历史脉络和原理也是说清楚了的。

第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法“文明圈理论”，当时列强用国际法和文明圈理论把世界各国分成三等，所谓的文明国家之间，要互相遵守基本的国际法，一些被他们定义为野蛮人的国家，那就可以肆意贩卖和屠杀，不用遵守人道，而像当年的清朝等另一批落后国家，则被他们定义为“半开化国家”，部分适用国际法，大部分时候可以用对待野蛮人的做法虐待。

这种“文明圈理论”虽然名义上成为过街老鼠，但是其实从未彻底消失。从美英澳等国军队在越南、在中东、在拉丁美洲的屠杀，到这一轮巴以冲突期间大西洋主义者为了支持以色列进行的“巴勒斯坦人非人”的论证，它始终在美西方国际法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反对种族主义，本该是常识》《干货丨联合国报告《巴以问题的起源与演变（1917-2000）》的110个重点信息》《神奇操作：用印度的种姓制度解释美国的种族问题》）。

国际法方面的第二个知识点是“自由主义霸权”。这方面我们推荐过北大李强老师对新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占领华盛顿外交政策主导权过程的梳理（《岂不闻世事难料》《为了“永久和平”，所以要“无尽战争”，解密奇葩的“民主和平论”》），也介绍过自由霸权理论主要建立者伊肯伯里、罗伯特·卡根&纽兰夫妇等人的论文和操盘案例（《“美国没有衰落”？》《为什么美国不愿从霸权梦中醒来？》《美国是很喜欢自称霸权的》《看不懂政治是常态（6）》《美国今日反华的深层历史与心理原因》《激辩：华盛顿对华战略错了吗？》《中国在美国国务院的贵人，宣布辞职》），还有其他学派对自由霸权理论的批判（《为什么美国人不觉得自己“双标”：哈佛教授总结的五个美国神话》）。

简单说，“自由霸权理论”融合了施特劳斯学派和“山巅之城昭昭天命”的价值观以及传教士精神信仰，借鉴了“重新定义民主”的论述模式（“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美国霸权是最不坏的霸权”），利用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对外干涉借口，实质上鼓吹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在全世界搞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但是表述上讲得很漂亮，说什么“过去美国靠在南美建立美国帝国来维持力量，但现在不用了，现在美国靠盟友体系的集体力量”什么的。

我们以前用过一个很方便的例子来说明华盛顿鼓吹“输出自由民主”的自由霸权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对国际法的选择性应用，即美国大学生的国际关系教材。以Karen A. Mingst等人的《国际关系精要（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为例，当时的美国老乡，讲到美军入侵伊拉克和国际法的关系时是怎么处理的呢？选择隐瞒联合国安理会未给美国授权一事，转而说“美国入侵伊拉克维护了联合国的精神”。

这个例子里可以解读出两层含义，第一美国的霸权主义，第二这时候的美国即使行霸权主义，还是要讲究一点涂脂抹粉的——它虽然晃的是“洗衣粉”，但是至少它还知道要晃一晃”洗衣粉”。

对比着看《大西洋月刊》这篇新发的《国际法在拖民主的后腿》，我们看作者介绍，John Yoo，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访问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曾在小布什政府内担任法律顾问办公室副助理副主任。

这个简介里可以读出的信息就相当有趣了。John Yoo以法学教授的身份跳出来帮助大统领论证绑架马杜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抛出“改革国际法、允许美国预防性侵略、允许美国进行有益侵略”的论调，这个举动本身就说明了伊肯伯里等人花费半生精心构筑的“美国自由霸权理论”那套东西，在大统领面前完全讲不下去了。或许John Yoo自己会把这篇文章视作对伊肯伯里理论的调整和发展，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可以一眼看出，John Yoo的论述已经把伊肯伯里理论中的“主观价值判断”或者说“因信称义”的成分放大到了过分夸张的地步，从而完全破坏了作为理论的严肃性。

而John Yoo又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老人，可以合理推测出他大概率原本属于自由霸权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群体，现在由他出面做这个举动，象征意味就更大了。它说明在现实、理论和利益的裂痕难以调和的当下，华盛顿有一批影响力巨大的传统政治学术精英，决定往更纯粹的帝国主义者转变。

如果把这种帝国主义倾向理解成一种法西斯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John Yoo的这种法西斯理论路径，跟我们以前读过的硅谷黑暗启蒙法西斯主义是存在显著不同的（《美国正在法西斯化吗？》）。这又表明了，现在的华盛顿，隐隐的有一种“条条大路通法西斯”的危险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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