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富人的造反——迈克·洛夫格伦

原作：迈克·洛夫格伦

翻译：@流亡美学53719

本文于2012年8月27日发表在《美国保守主义者》网站，作者为美国作家和前共和党国会助理迈克·洛夫格伦。文章揭示了一种“不方便的真相”，即美国1%的精英阶层占有了半数以上的社会财富。文章预言极度的收入不公会导致所谓民粹主义的崛起，数年后他的话便得到了现实的应验。

在1993年国会辩论北美自贸协定期间，本人有一次跟一名议员助理共进午餐，他的上司是共和党内极少数反对所谓自由贸易政策的人士之一。席间这位同事说过的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这个国家的富有精英跟他们在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同类拥有的共同点，要比跟自己的美国同胞多得多。”

那只是一个时期的开端，制造业外包、经济金融化和收入悬殊化等现实才刚刚走进公众的意识，因此他的说法在当时显得有点标新立异。

冷战结束后，有许多作家预言传统民族国家的衰败。一些人见到苏联的消亡，便预测领土国家将分解成不同种族、宗教和经济成分的独立小国。这种现象出现在巴尔干半岛、前捷克斯洛伐克和苏丹。其他人则预测国家要被削弱，因为第四代战争的兴起导致许多国家的军队无力适应，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窘境增加了该理论的可信度。关于全球化以及它将如何消除边境的论著一直多如牛毛，可我没想到从那时候起，也会发展出一套有关超级富豪和他们管理的公司要脱离民族国家的完善理论。

我讲的脱离不是指物理上退出国家的领土，虽然不时会有这类事情发生。比方说埃里克·普林斯吧，含着金汤匙出生，跟一笔更大的财富安利搭上了关系，当上雇佣兵公司黑水的老总后又发了一笔大财，然后在2011年把公司搬去了阿联酋。我说的脱离是指撤进一块飞地，一个内部的移居区，生活在里面的富人切断了跟本国平民的联系，对国家的福祉漠不关心，除了当成一个可以搜刮战利品的地方。

本国的财阀现在过得像殖民地印度的英国人，待在一个地方当统治者，却没有归属感。一个人要是雇得起私人保安，公共安全就会变得无所谓；一个人要是拥有一架“湾流”飞机，就不太会去操心摇摇欲坠的公路大桥，脑子里也不会浮现什么公共交通的可行性方案；有了随叫随到的私人医生和可以直飞梅奥医院的包机，干嘛还去管什么联邦医疗保险呢？

正是身处这个国家却没有归属感，赋予了美国当代超级富豪们心不在焉、一窍不通的特点。或许这一点解释了米特·罗姆尼的“普通人”轶闻总是显得有点牵强附会的原因。我和一位电台主持讨论过这点，他讲了一则罗伯特·鲁宾的故事，就是那位当过高盛和花旗高管的前财长。鲁宾当时正坐车穿过曼哈顿去参加一场活动，出席者都是像他那样的达官贵人。半路上遇到了堵车，抵达活动现场时迟到了。他就向负责监管交通的市政府官员抱怨，那位官员问道：“在哪里堵的车？”鲁宾在曼哈顿住了大半辈子，那个地方横竖有几条大街屈指可数，可他居然答不上来。决定本国政治安排的超级富豪们显然栖居在另一个更加精致的维度里。

某种程度上讲，富人们向来都避开芸芸众生的视线，他们几百年来的习惯就是把自己的子女送进私立学校。不过现在这个习惯被财阀们对公共教育和教师的明显憎恶加强了，就像迈克尔·布隆伯格表现的那样。就公共教育“改革”在亿万富翁和他们的免税基金会中受欢迎的程度来讲，有人怀疑它是一种手段，用来把每年超过5千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本地教育拨款转到私人专家手上，意思就是他们本人或者朋友那里。哈里伯顿以前替美国陆军后勤干过的事，学校私有化主张者也会替公共教育再干一遍。一个世纪前，我们从安德鲁·卡内基那里起码得到一些令人流连忘返的公共图书馆，现今的财阀们则缺乏卡耐基那样的位高任重感。

在战争年代，哪怕是哈佛人士或者纽约名流都明白军用行囊的份量，现在的军队则是留给来自劳动阶级的傻蛋，他的次级房贷正好被你削成若干份债务担保证券，再卖给没有主见的投资者，好让你再去买第二辆宾利，或者凑足钱请罗德·斯图尔特来你的生日派对举行表演。超级富豪们缺乏高尚的情怀，常常对普通美国人表现出蔑视的态度。

黑石集团老总，对冲基金亿万富豪，请过罗德·斯图尔特来参加自己五百万美元生日派对的苏世民，就相信下层人民没有社会责任感。在谈起低收入公民不交所得税时，他说：“你必须要有点奉献精神。我没说每个人该奉献多少，但人人都应当参与这个体制。”

可是成千上万不交联邦所得税的美国人确实交了工资税。这些税是递减的，而且一个肮脏小秘密是，最近几十年来它们在联邦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大。1950年时工资和其它退休金缴费仅占联邦收入总额的10.9%，而到了2007年，也就是联邦收入开始出现下降前的最后一个“正常”经济年份，它们却占到了33.9%。相比之下，公司所得税在1950年占联邦收入的26.4%，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4.4%。所以说谁才真正具有奉献精神呢？

尽管有许多人批评现任总统，尤其是他深化并扩大了小布什总统超越宪法的监控国家，在奥巴马治下联邦税务综合负担不增反减。刺激法案的赤字影响有接近一半是其中的减税条款造成的。工资税临时下调以及其它多项减税条款构成了近三年半以来的其它减税措施。然而对于总统倡议从资本收益中获得大量收入的亿万富豪们应该缴纳和其他普通人同等税率的税收这一异端邪说，苏世民是这样评价奥巴马的：“这是一场战争，简直就像1939年希特勒侵略波兰。”一位对冲基金亿万富豪以如此方式捍卫自己那与众不同的税务特权，显示了一种与现实脱节的超凡能力，他无论从心理还是肉体上讲，都生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

苏世民得益于所谓的“附带权益规则”这个漏洞，金融大鳄们一向以资本收益而非薪资的方式获得补偿，因此将他们的所得税率从35%一下子砸到了15%。但这不是“具有奉献精神”先生的唯一办法：6.2%的社会保险税和1.45%的联邦医疗保险税也只适用于工资和薪金，而与资本收益分配无关。因此，苏世民通过两种方式来短斤缺两：不仅他的所得税率低于最高边际税率的一半，而且他还少交了社会保险税，而他的亿万富豪同行们如彼得·彼得森等人居然称需要减税，不然不可持续。

这种奉献精神的阙如也许解释了罗姆尼扭扭捏捏，不肯公布自己所得税申报表的原因。一位拥有2.64亿美元净资产的人开玩笑说自己“失业了”，说得他好像是扬斯顿的某个失业钣金工。这话兴许会有些道理，只要他真的在暗示自己的收益流不是一笔受制于工资扣款的薪资。他实际交的联邦税率为14%，低于许多拿死工资的。

在发生了80年内最大的金融崩溃，美国的生活水准随后出现长期急剧的下降后，在仅有两个政党获准参与美国政治的情况下，是谁成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正是米特·罗姆尼先生，那位号称公司即人民之人。他的对手将是现任总统，后者要筹到高达10亿美元的资金来竞争。这些战利品有许多将来自同样的那些公司、对冲基金经理、并购专家和杠杆收购行家，而总统照例还要谴责这种行为一番。

就在超级富豪脱离美国的同时，他们的双手却把它的控制机构攥得更紧。不过这件事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对其他人意义何在，以及它有什么可能的走向？

财富崇拜以及继之而来富人作为一种知识阶层的特殊身份，会出现在美国一点也不足奇怪，考虑到从不列颠群岛移植过来的那种奇特的新教教义。从英格兰的清教主义开始，在财富的神圣化与美国的社会经济人脉资源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长期密切的联系。富人是一个分开的阶级，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大部分现代美国人一说起本国财富崇拜的历史根源，就会谈到自由市场、坚毅的个人主义和霍雷肖·阿尔杰的神话之类的东西，而且完全用的是纯粹世俗的语气。不过，“财富即美德，贫穷即该隐的标记”这句格言最著名的吹鼓手是19世纪的罗素·赫尔曼·康威尔，一位精明的浸信会牧师，他修建了大概是第一座大到以后可以被称为“巨型教堂”的礼拜堂。他在1890年写下鼎鼎大名的《钻石之田》，这本书让他一跃成为有钱人。以下是他说过的话：

“我说你们一定要发财，发财是你们的本分……发了财的人也许是你在社区里能找到的最诚实的人。让我把话讲清楚……100个美国有钱人当中有98个诚实可信。这就是他们有钱的原因，这就是可以把钱托付给他们的原因……我同情穷人，但是值得同情的穷人数量非常之少。同情一个上帝惩罚过其罪过的人……是在办错事……我们别忘了美国没有一个穷人不是因为自己的缺点而变穷的。”

显然康威尔比在《山上宝训》中进行说教的那位伤感之人(注：指耶稣)心肠要硬得多。不过说起来有点难听，他在内战期间曾因擅离职守而被轰出了军队。对于康威尔，就像对于今天那些避税海外的亿万富豪，美元符号倾向于胜过“星条旗”。

财富、基督教道德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三结合，在布鲁斯·巴尔顿1925年出版的《无人识君》一书中达到了巅峰。巴尔顿是公理会牧师之子，当过广告经理，他将耶稣描绘成一名成功的推销员、文宣人员和现代商业的楷模。

但是这条奇特的美国教义在1929年大崩盘后遭遇沉重打击，财富终止了与虔诚的等价关系。虽然国民记忆中的华尔街自杀人数有点夸张，但是华尔街大概最著名的投机者杰西·利弗莫尔开枪自杀了，他的几位同行下场也如此。当时余威尚在的老式羞耻感在当今的亿万富豪身上荡然无存。许多精英敌视富兰克林·罗斯福，纽约上演过一部著名的卡通，里面的富贵名媛告诉她的同伴：“走吧，我们上跨力士嘘罗斯福去。” 但大部分人脑瓜子机灵，煞费苦心地打赌，自己只需付出一小部分财富、权力和声望，结果就会无伤大雅，尤其是脑子里想到欧洲的议会制此刻正在崩溃。即便私酒大盗老约瑟夫·肯尼迪(注：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之父)也顺从了新政。

于是富人可以发更多财的情况又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二战时遍地是黄金，看看亨利·约翰·凯萨便知。不过他们得缴纳一种意外利润税，而像凯萨那样的大亨则修建了胡佛大坝和大批自由轮，而不是构思出一大堆加速最近那场经济崩盘的综合债务担保证券。在1950年代，不少共和党人施压艾森豪威尔下调91%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但他以担心赤字为由而加以拒绝。有鉴于本国如今15万亿美元的国债规模，艾克当时做得非常对。

通用汽车总裁和国防部长查理·威尔逊那句广遭误引和误解的话一度是时代特色，这位“引擎查理”说，他相信“有益于国家的也有益于通用汽车，反之亦然。”他表达了，不管方式有多么地笨拙，公司和公民是命运共同体的观点。此等世界观与缩减、离岸、无生产的利润和金融化等现行体制背道而驰。时下盛行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式经济学教条坚称，对社区负责的公司是不负责任的。可是1950年代国家设法保持住了GDP的快速增长，高于最近10多年来我们经历的那种速度。

2008年崩盘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其后富人们不仅没有心生谦卑，克制一下自己的需求，反而费尽心思地打赌他们在政治上不可触犯。华尔街的显贵们愤怒拒绝了对高管薪酬的限制，就连那些曾获纳税人资金救助的银行也不例外。而2008年崩盘后我在国会的所见所闻，证实了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说过的话：华尔街及控制它的幕后权贵已经攫取了华盛顿的决策机构。两党均臣服于我们祖辈会称为“金钱权力”的东西，其中一个党鬼鬼祟祟、口是心非地追逐金钱，另一个党则把它当作美国方式的化身来尽情拥抱。两年前《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无疑会激发一种类似于19世纪“奥马哈纲领”式的民粹主义反应，当时人们高喊最高法院连同其它政治机构都被金钱腐蚀了。

“我们遇到的是一个正走在道德、政治和物质毁灭半道上的国家。腐败支配了投票箱、州议会和国会，魔爪甚至伸进了法院。人民意志消沉……报章接受大笔资助或者封口费，公众舆论被消声，商业一蹶不振，房子覆满了抵押，劳工穷困潦倒，而土地越来越集中到资本家手中。城市工人被拒绝给予组织起来自我保护的权利，输入的贫穷劳工打压了他们的工资……成千上万人的辛苦所得被明目张胆地偷去给一小撮人堆金山，这简直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而这些财富的所有者则鄙视共和国并危害自由。从政府不公的同一个多产子宫里孕育出两大阶级：流浪汉和百万富翁。”

并非巧合的是，就在最高法院撤除政客们合法腐败的最后一道防线时，美国的生活水准却在以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下降。根据美联储2012年6月的一份报告，家庭净资产中位数在2007到10年期间骤跌了将近40%。这一数字不止在比照本国经济的过去表现时出现了下降，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与二战后时期相距甚远，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准无论怎么衡量，都排得上世界最高行列。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总结道，以经济平等、社会流动性和贫困预防为计算标准，美国在隶属经合组织的31个工业发达国家中排名27。谢天谢地，我们仍然排在土耳其、智利和墨西哥的前面。

这就向那些自诩保守派的人士提出了一些恼人的问题，包括所有在意投票给共和党的保守派人士。但是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把外包、全球化和收购颂扬为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辉煌成就。作为一名前共和党议员的助理，本人亲眼目睹共和党的全球化兀鹫资本主义支持者，如格罗弗·诺奎斯特、迪克·阿米、菲尔·格拉姆和拉里·库德洛之流，均把离岸和金融化赞美为纯粹的益处。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任何减缓其社会影响的尝试斥责为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颠倒的乌托邦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论双胞胎。如果成千上万人的利益在实现他们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遭受损害，那也是经济科学规律的必然结果，这些规律绝不容许丝毫篡改，就像列宁认为自己版本的唯物主义规律不可更改、无法抗拒一样。

如果一种道德上可接受的美国保守主义打算让自己永远摆脱这种倒转的马克思主义伪科学经济理论，那么它必须明白，秩序、传统和稳定既与对“万能美元”不加批判的崇拜，也与对财富需求的景仰没有交集。保守派需要思索他们想要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真的渴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乌托邦吗？

那些弱肉强食的超级富豪和他们的政治侍女们，其目的就是败坏和摧毁传统的民族国家，把它的资源拍卖给自己。那些超级富豪旨在打造一种“收费亭”经济，藉此本国越来越多的高速、桥梁、图书馆、公园和海滩落到私人寡头手上，他们将从我们其余人身上榨取一笔笔的通行费。难道这就是国父们当初的设想吗？难道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在人们中间创制政府的原因吗？国家的命脉应当落到富人手上，类似于旧大陆上的王国属于君主的私人财产吗？

自古巴比伦大地上升起第一座金字形神塔之日起，所谓秩序、稳定和传统的力量就忧惧来自底层的造反。从法国大革命后的埃德蒙·伯克和约瑟夫·德·迈斯特开始，整个类型的政治写作，有些是古典自由派的，有些是保守派的，还有一些是反动派的，都提出了这个主题以供思考。奥特嘉·伊·加塞特最有名的著作标题为《群众的造反》，从中或多或少向我们揭示了这类作品的心理氛围。

可是在一个全球化、后现代的美国，如果有关秩序、稳定和一个可容忍的治理框架来自何方，又是谁在威胁这些价值的全部设想都搞反了呢？如果克里斯托弗·拉施在《精英的造反》中才更接近真相，他在里面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首要的威胁似乎来自那些位居社会等级的顶层者，而非民众”呢？拉施坚称，社会精英，他指的不仅是超级富豪们，还包括他们的经理级持股人和职业辩护人，正在通过他们那无孔不入的贪欲、唯我独尊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公民责任感的沦丧，来破坏国家作为一个宪政共和国的承诺。

这些话拉施写于1995年。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超级富豪们已经达到了逃逸速度，挣脱了他们统治的这个社会对他们形成的引力束缚。他们已经脱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