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38%本科新生“残疾”，精英们钻空子太拼了

美国高校为保障残疾人提供的便利措施，如今成了一些健康学生钻空子，获得考试延时、特殊考场等特权的“捷径”。

编译 | 路飞

斯坦福大学最近曝出一组颠覆认知的数据，引发热议：2025年，该校有38%的在读本科生显示注册为残疾人士；仅上一秋季学期，就有24%的学生享受学术或住宿方面的便利措施。

而且，这并非孤例，类似现象已如病毒般扩散至全美的名校——阿默斯特学院本科生注册残疾的比例高达34%，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均超过20%，芝加哥大学过去8年符合便利措施资格的学生数量翻了三倍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5年来更是近乎增长至五倍。

美国《大西洋月刊》在12月2日用一篇深度报道，聚焦了这股高校“残疾潮”，揭开其背后涌动的暗流：部分学生明显在钻制度的空子。一些富裕阶层的家长花钱雇佣无良医生为其健康子女开具残疾证明，以此换取标准化考试的额外时间；有研究发现，相当比例的学生在诊断测试中夸大症状或故意隐瞒实力以获得有效结果；有研究团队考察一所精英文理学院发现，那些获得学习障碍便利措施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和智商测试中，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且无任何功能障碍迹象。

那么，名校“残疾潮”是如何起来的？那些未来的社会精英又是如何利用制度漏洞，获得他们本不应享有的特权的？

名校“残疾潮”

40年前，美国高校中的残疾学生还处于“隐形”状态。回忆起1980年代的求学经历，哈佛法学院残疾权益专家迈克尔·阿什利·斯坦仍感慨万千：“我只能坐在教室后排，无法正常进入某些教学楼（缺少无障碍设置），成为校法律评论期刊首位残疾编辑后，还得自己拖着轮椅爬楼梯上课。”彼时，联邦法律虽明令禁止歧视残疾学生，但高校普遍缺乏配套支持，真正能获得帮助的学生寥寥无几。

如今，情况已经完全逆转。便利措施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福利”，而成为大学中的普遍现象，覆盖学生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为行动不便的学生铺设无障碍坡道、为视障学生提供盲文教材，部分学生可申请单人宿舍、携带情感支持动物入住等，这些措施真正实现了“平等准入”的初衷。

但更多便利措施已突破“基础保障”的范畴，逐渐向学术评价领域渗透。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残疾事务协调员斯科特·利斯纳透露，该校残疾办公室登记的学生中，36%因心理健康问题获得便利措施，成为最大受益群体，他们可享受考试延时、作业延期、豁免出勤等福利。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残疾资源主任凯瑟琳·塞缪尔表示，严重焦虑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可申请考试延时或课堂录音许可，社交焦虑症患者则能获得“避免被突然点名”的书面许可。更有甚者，加州某公立大学的一名学生获准带母亲上课，结果母亲全程积极参与课堂讨论，严重影响了其他学生的学习体验。

在所有便利措施中，延长考试时间是最普遍也最具争议的一项。对于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来说，额外的考试时间或许是完成考试的必要条件。但与轮椅坡道不同，这种便利措施很容易被滥用。密歇根大学设有两个专门的残疾学生考试中心，却仍经常满员，迫使教授们紧急寻找额外考场和监考人员；芝加哥大学的“无干扰考场”因人数过多，反倒比普通教室还要拥挤。

值得一提的是，便利措施申请者的爆炸式增长，在普通院校中却并不明显——社区学院和普通四年制大学的便利措施比例长期稳定在3%-4%，15年来几乎没有变化。

乱象的三重驱动

名校“残疾潮”的背后，并非真的是入学残疾学生数量的自然激增，而是制度调整、诊断标准变化与社会特权运作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便利措施体系的门槛大幅降低。

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的出台，是美国高校便利措施制度的起点。该法案要求公立和私立机构为“因身体或精神障碍而严重限制一项或多项主要生活活动”的个体提供便利。

2008年，美国国会修订《美国残疾人法案》，成为便利措施制度扩张的关键转折点。修订后的法案拓宽了“残疾”的定义：任何“实质限制主要生活活动”的身心障碍，包括学习、阅读、集中注意力、思考等，都可以诊断为残疾；并明确规定，即使障碍未严重限制日常生活，个体仍受法案保护。

作为回应，高等教育与残疾协会（AHEAD）发布指导意见，敦促大学更多重视学生对自身残疾影响的自述，而非单纯依赖医疗诊断。此后，各大学纷纷放宽申请门槛——2013年对20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学校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学生提供便利措施时，仅要求提供医生证明即可，无需复杂的医学检测报告。

与此同时，医学诊断标准的调整，进一步降低了便利措施的申请难度。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扩大了ADHD的诊断范围：此前，诊断需满足“DSM-5明确标准，有临床显著损伤证据”；修订后，只要症状“干扰或降低学术表现质量”即可确诊。这一变化直接导致ADHD诊断率大幅上升，成为学生申请便利措施的主要“突破口”。

许多学生在面对名校的高强度学业压力时，出现的正常焦虑、情绪波动等反应，都可能被诊断为“需要便利措施的精神障碍”。这种“病理化”倾向，使得越来越多学生符合便利措施申请条件。

便利措施申请者激增的现象，高度集中在精英院校，其核心原因在于富裕家庭对制度的滥用。即便诊断门槛降低，但一次正式的残疾诊断需花费数千美元，这对低收入家庭学生来说根本拿不出来。而富裕家庭不仅能支付高昂的私人诊断费用，还能找到愿意配合的临床医生。

此外，精英院校的财务实力为大规模便利措施提供了支撑，与社区学院缺乏专项经费不同，精英院校有足够的资金设立专门的考试中心、配备额外的监考人员，这也为便利措施的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当然，根据《大西洋月刊》报道，并非所有残疾学生都能获得特殊教育服务，但大多数学生都能获得。

公平失衡、学术失准与个体异化

原本以“促进公平”为初衷的便利措施制度，如今却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从学术评价的公正性到学生个体的成长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冲击。

例如，额外考试时间的滥用，直接破坏了学术评价的公平性。与轮椅坡道、盲文教材等不影响他人的物理便利措施不同，考试延时本质上会改变竞争规则。

布朗大学认知科学教授史蒂文·斯洛曼指出：“如果成绩要具备意义，就必须真实反映学生的能力水平。”当通过投机取巧获取特权来抬高成绩，其作为技能和知识水平证明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依赖此类便利措施的学生进入职场后，往往难以适应缺乏特殊照顾的工作环境，“一旦离开布朗大学进入现实世界，这种依赖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

多项研究表明，不少学生存在夸大症状、诊断测试中故意不尽力等行为，以获取便利措施资格。丹尼森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韦斯的研究发现，在顶尖文理学院中，大多数获得学习障碍便利措施的学生“认知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且无任何损伤证据”，其中约半数学生在进入大学前从未有过残疾诊断或相关记录——这与社区学院学生“大多从童年起就有学术困难史和持续损伤证据”形成鲜明对比。

滥用便利措施还对学生的心理发展造成了潜在伤害。佐治亚大学学习障碍研究中心主任威尔·林德斯特伦警告，现行制度会引导学生“看低自己的实际能力”，把正常的学术挑战病理化。“就ADHD而言，其实我们每个人有时都会出现相关症状，但大多数人不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除了对学生个体的影响，便利措施的激增已让精英大学的资源不堪重负。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格雷厄姆·费舍尔透露，学校管理层已在焦虑地讨论：“我们什么时候该说‘不’？如果比例达到50%或60%，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表示‘无法继续提供’？”

两难抉择

围绕现行便利措施制度的争议，本质上是“保障残疾学生权益”与“维护教育公平”的价值冲突。残疾权益倡导者与制度批评者各执一词，形成了鲜明对立。

支持者认为，不应过分纠结于制度滥用问题，欺诈现象实属罕见。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特殊教育助理教授埃米莉·塔尔科尼什直言：“我宁愿让五个需要便利措施却付不起诊断费的孩子获得帮助，哪怕其中可能有一个人通过付费评估获得了本不应享有的福利——对我而言，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她将便利措施数量增长视为制度有效的证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残疾权益助理副校长埃拉·卡洛也持类似观点：“无论有多少残疾学生申请，我都不认为这是负面影响。在美国，残疾人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贫困率也远高于平均水平，像伯克利这样的机构，使命之一就是帮助人们获得稳定生活。”据悉，伯克利残疾办公室登记的学生中，三分之一来自低收入家庭，这部分学生确实从制度中获得了实际帮助。

批评者则指出，现行制度已偏离《美国残疾人法案》的初衷。该法案本应保障残疾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而非赋予特权。罗伯特·韦斯强调，如果便利措施申请者激增真的是因为残疾学生识别率提高，“那么普通院校的增长幅度应该超过常春藤盟校等顶尖学府”。根据美国教育部的一项研究，患有残疾的初中和高中生，往往在阅读和数学能力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这些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的可能性仅为正常学生的二分之一，而进入两年制或社区学院的可能性则是后者的两倍。若便利措施的增加纯粹源于更多残疾学生进入大学，那么在录取标准较低的院校中，这种增长应比在那些名校更为显著。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说明制度正被特权阶层滥用。

前教育部教育研究部门主管马克·施耐德观察到：“承认自己有残疾的回报与污名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这种转变确实让部分有真实需求的学生获得了帮助，但他也承认，“这种回报并未公平分配”。随着越来越多精英学生获得便利措施，这个本应促进平等的制度，反而加剧了原本想要解决的不平等问题，成为特权阶层固化其优势的新工具。

美国名校的便利措施乱象，是制度设计、社会心态与教育资源分配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这个始于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制度，如今因门槛松动、监管缺位和特权滥用，陷入了公平失衡的困境。要破解这一难题，既不能回到过去对残疾学生漠不关心的状态，也不能放任制度成为特权阶层的“保护伞”，需要在包容与问责之间找到精准平衡点。

斯坦福大学38%的残疾学生注册率，绝非一个单纯的数字，而是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十字路口”标志。这个制度究竟要回归“保障弱势群体平等机会”的初心，还是继续沦为特权阶层的“加分通道”？答案不仅关乎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诚信，更决定着《美国残疾人法案》所承诺的“人人平等”能否真正落地。

参考资料

[1]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2026/01/elite-university-student-accommodation/68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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