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队长”- 肺结核的前世今生与来龙去脉（一）

一．附骨之疽，如影随形 - 结核病与人类

肺结核是因结核菌感染肺部所造成的传染性疾病。结核菌不仅可以感染肺，也可以感染其它器官（主要是因为肺部感染的失控，细菌播散导致，所以现在比较罕见）。感染了什么器官就叫“什么结核”，比如肠结核、淋巴结核、脊柱结核、肾结核等等。各种“结核”统称为结核病。

结核病如果不是最古老的人类传染病，那也是最古老的之一。至少有两篇分子遗传学研究推测，结核菌的祖先在300万年前的东非可能就具备了感染人类祖先的能力。将这一历史追溯到1.5到3万年前的文献至少有三、四篇。最早的结核感染的考古证据来自德国的古人类化石和古埃及木乃伊，分别推测是距今7000多年和4400多年的。与哥伦布首次到达美洲后，新、旧大陆之间互相交换各自独有的致命传染病不同（欧洲的天花传到美洲，美洲的梅毒传到欧洲），结核是远古人类从非洲不远万里，穿越冰封的白令海峡带到美洲去的。所以有考古证据表明，美洲印第安从来人从来就没缺少过结核病（但欧洲人在1492年以后带到美洲去的结核菌亚型对印第安人有格外强大的杀伤力）。对结核病最早的文字记载，那必须是咱伟大的中医 - 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随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华佗、孙思邈等等、等等对结核病的描述就不计其数了！

历史文献中的结核病不叫这个名字。在西方，希波克拉底最早给这种疾病取了个名字叫“phthisis”，一直广泛使用到19世纪。英语中更经常使用的是俗名“consumption”，直译是“消耗”，是对结核病的慢性消耗过程导致患者消瘦、虚弱形象的贴切描述，跟中文的“痨病”同样传神。一直到19世纪初，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不同器官的“结核”可能有着共同的病因学本质。1834年，一位德国医生Johann Lukas Schönlein 首先将各器官的这类病变统称为“tuberculosis”，也就是“结核”。从那以后这个名字才逐渐一统江湖，直到今天。

十八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年代的西欧，结核病，主要以肺结核的形式，达到了其疯狂肆虐的顶峰时期。在那个悲惨的年代，肺结核造成的死亡最高曾达到1000例/10万人口/年，就是说，每年多达1%的西欧人口要死于肺结核，占当时所有因病死亡的四分之一！（当时的发病率数字老败还没查到，可能已经高到懒得统计了。往远里扯一句，欧洲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惨绝人寰的瘟疫大流行，鼠疫、梅毒、伤寒、霍乱、猩红热…… 真的是骇人听闻!肺结核差不多是尾声。咱中华文明史中当然也发生过这些瘟疫，但好像流行面积没那么大、患病率与死亡率没这么惨过。从传染病学的角度看看这些瘟疫的传播都和生活条件和习惯有很大关系，比如，喝开水……。这就是所谓文化优势。）

与多数普罗大众的直观感觉不同，肺结核这块乌云笼罩在人类头顶其实从未散去过。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人类健康与生命的显著威胁。肺结核是个“穷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发病率越高。在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肺结核的发病率已经低于10例/10万人口/年。而在贫穷的非洲，比如莫桑比克、南非和津巴布韦，发病率可以高达500例/10万人口/年以上。世界冠军由南非和柬埔寨并列获得，都有700多例/10万人口/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划了一条线，管肺结核发病率低于20例/10万人口/年叫“低负担”（low burden）国家，高于这条线的叫“高负担”（high burden）国家。咱们中国肺结核的发病率是多少呢？大约是70例/10万人口/年（总发病人数近100万/年），显然属于“高负担”国家。

大家可能对于10万人口中每年发病例数这种描述方式缺乏直观感觉，用常见病做一下对比就有感觉了。各种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总和大约是250例/10万人口/年。其中发病率最高、最常见的是肺癌，其发病率大约是50例/10万人口/年。有概念了吧，在中国，肺结核比肺癌常见。当然，在中国肺结核的死亡率只有3例/10万人口/年（因病死亡总数约4万/年），远没有肺癌那么凶险。在世界范围内，肺结核的平均死亡率是16例/10万人口/年。比这个数字高的传染病只有艾滋病。

回顾人类文明史中与结核病斗争的几千年，对结核病病原体的鉴定，也就是结核菌的发现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事件。这个节点事件的发生使人类对结核病的防控终于走上了理性之路，不必再在黑暗中摸索。所以，下面的故事就从这个节点讲起。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