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共军能打败国军？因为“为人民服务”的情怀使共军能把MBA的招数用于战争

在战争中，火线上的一切都可能遭到毁坏。即使在后方，生产力也会受到极大影响甚至破坏。战争中的敌对双方都无法避免这一点。那么，哪一方能够尽量减少自身后方的生产力破坏，甚至采取巧妙措施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就会使自己越战越强，最终战胜对手。这点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战争中的赳赳武夫们却经常无视这一点。其实完全不是因为智商不够，是因为他们缺乏一颗对民众的悲悯之心。他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多是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民众的水深火热对他们而言即使不是事不关己，也是爱莫能助的态度。所以他们才不会禅精竭虑地去寻求减少战区民生痛苦的办法。古往今来只有共产党，其战争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使劳苦大众脱离苦难。所以共军的元帅即使在战争这个以毁灭为特征的历史过程中仍然为“社会经济己遭受莫大的损失。劳民伤财，妨碍生产”而“犹为痛心”（见后文），进而努力思考解决方案。其实，这些解决方案其实并未超出商品社会已有的路数。能不能想到这些不是知识能力问题，纯粹是情怀问题。而历史事实也证明，老百姓从来是投桃报李的。载舟覆舟的都是水。共军打败国军，那就是人民的选择。

 

为啥老败敢这么说呢？有历史文献为证。下面大段引用的是一九四八年五月，陈毅奉命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野战军副司令员时与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联名向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其文章的题目就叫《支前与生产结合的经验总结》。文中先是总结了先前因战争扰民，导致民生疾苦且于战事不利的教训，然后总结了如何利用商业原理对政策加以改进，调动了老百姓的劳动积极性，使支援战争对老百姓而言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所以最后共军能打败国军自然是顺理成章。且看陈毅元帅是怎么说的（黑体为老败所加）：

“…… 运输问题成为此次战争中最大的困难，也是与生产发生矛盾的主要关键。此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常常要影响到战役的胜利，同时也影响到生产，影响到军民团结，甚至出现对立状态。在我们没有完全控制与利用交通要道以前，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门的极大注意与妥善解决。

二、两年来我们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开始是动员临时民工，供应部队之粮弹运输与伤员转运。战役一个接连一个，常常头一个战役民工已复员，而后一个战役民工未赶上，因此发生部队临时拉夫或与地方政府吵架现象（这是难免的），因而影响军民关系，也影响战争。以后我们采用半年为期的常备民工制，比临时民工好一些，但由于北方农民抬担架不惯，又是供给制，运输效能异常之低（一副担架是八个人抬，小车每辆载重二百斤）。从动员到部队，又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常常行军数十天，名为半年，实际服务时间不及四个月，此种民工数量影响很大，初期是一兵一伕，后来是二兵一伕，农民初离家乡，未经训练奔赴战场，即遭飞机大炮之威胁，逃亡很多。急行军赶不上，战情变化时，常大批被俘，做了敌人的军队。另一方面由于战线不固定，民工逃亡失散，作战部队与后方机关工厂，常常还需要大批临时民工。军差命令急如星火，地方政府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军差，行署、专署、县政府等，常常控制几千几万民工集中待命；区、村政府则采取控制民力办法，禁止农民、大车、牲口远离家乡，以便随时征用；有些地区，更提出“村不离村、区不离区”的口号。如此劳动力便冻结起来，农村间商运停滞，生产减低，很多群众逃避支差，甚至把大车破坏，牲口杀掉，民众对我们极感不满。此种状态，我们在九月间（一九四七年）才发觉，即下令禁止，实行劳动力解冻，民间商运与群众情绪才逐渐恢复，但社会经济己遭受莫大的损失。劳民伤财，妨碍生产，莫此为甚！至今思之，犹为痛心。

三、上述办法不仅劳民伤财，而野战部队运输问题，也仍然未能很好解决。特别是外线出击部队，实感困难。这主要是部队没有自己的辎重兵编制所致。部队既有近代装备，又担负近代战争，就必须有近代化的组织。因此我们于去年夏秋间，就决定部队组织自己的担架兵与运输兵，每连成立担架班，三付担架（用竹竿及布制成）九个人；团部成立担架排，二十至三十付担架；师成立担架连，一百付担架；纵队成立担架营，二百付担架。另外团、师、纵三级各成立运输队，配备必要之汽车、马车、驮骡，肩挑等。如此每个纵队需要担架兵二千四百名至二千七百名，运输兵六七百名，合计三千至三千四百名，便可担负第一线至总转运站（约离火线六十里至一百里）之粮弹运输，总转运站至后方则由地方临时民工接运。此种编制现在东兵团各团及西兵团部分部队已经编成，但师、纵二级以及部分团队尚未组织，这主要由于干部思想未打通，只怕部队战斗兵少，减少战斗力，因而不愿意把新兵拿来充当辎重兵。而不想今天我们的部队没有辎重兵编制或辎重业务不健全，同样是要减低战斗力的。我们考查第七纵队担架队（每团有七十副）运输兵之所以组成，其来源：一部分从新兵中来，一部分从老兵中抽，而半数则由俘虏补充。

因此，我们建议军委严令各部队建立此种辎重兵编制，不再依赖民工来作为第一、二线运输之用。此种辎重兵来源不要等待民工，应从新兵、俘虏及老兵中逐渐编成，如能在解放区动员二年为期的辎重兵则更好。但无论如何，必须完成辎重兵编制，二年来的痛苦教训太多了。此次粟兵团出发，民工大批逃亡，他们已感到自己不组织辎重兵对战争妨碍太大，因为只靠民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四、关于从前方总转运站将伤员转移到后方医院，及从后方送粮弹、被服、军用品到前方，以及后方机关、医院、工厂之粮草、原料、制成品的运输，凡是有固定收发地点之物资、械弹转运，一概采取按量计工的包运制。按照各种不同物资，不同地区，规定运输费（如运粮每百斤，走一百里者给粮十八斤，运棉花者给粮二十四斤，运军鞋给粮二十斤等）。一般比工运略低，比供给略高，由群众个别包运或集体包运，后方机关、部队之指战员、勤什人员愿意包运者，也同样给资。做军鞋不再采取发动妇女慰劳及派军鞋办法，而改用按件计工之定购制度。一般多在城市与集镇中设小型工厂（只几个人便够），由我们规定样式、厚薄、针线密度及工资多少，交贫民妇女定制，我们只收货发钱。有些则由我们出布铺好鞋面鞋底，交妇女纳底抽线，分别按件给资。此种办法在华中之两淮、盐城、新安镇，山东之诸城、日照、惠民等城市，成千成万妇女靠此谋生，他们每日所得好于纺纱织布，而公家所费并不多。因为过去慰劳鞋、派军鞋质量太坏，穿不上几天就坏。现在定购鞋则经久耐用。定购军鞋制之实施，山东、华中群众不但不感到支差之苦，反而增加她们谋生之道。过去对我们供给兵站、军工部门害怕仇视，今反而到处欢迎，因为这些部门可以帮他们增加活路，他们的运输效能也空前提高。过去供给制支差，每辆大车只运六百斤者，现能运一千四百斤至一千七百斤。过去一天只走四五十里者，今能走八九十里至百里。生产情绪也日益提高。过去出公粮、公草、田赋之外还要支差，并要出村经费、做鞋慰劳等，真是苛杂不堪重负。现在群众只出公粮、公草、田赋，其余村经费慰劳、派军鞋一概停止。支前不仅不是负担，反增加活路，因此到处修理大车，增加牲口。最近渤海分区六个县的统计，今年春季三个月就进了六千头，其余可想而知。过去群众对我不满心理，已一扫而空。当然这是整个整党、土改的结果，但包运制之实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最近东兵团、泰安局更决定伤员转移，也采包运制，即从总转运站转送后方医院之伤员，每一伤员走一百里，给粮数十斤。过去八个人抬者，今后必可减少至四个人至三个人抬。因为少人抬则多分粮，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增加生产力，这是可以预料的。因此我们建议军委将此包运制与军鞋定购制普遍施行于各解放区，这个制度既不劳民，也不伤财，又可解决战争需要，又可增加生产力，再不要沿用过去既劳民又伤财的派工供给制了。”

读完之后，震惊的感觉有木有？反正老败是震惊了！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热爱解放军，不是出于天性。而是共产党、解放军自己挣来的，因为给人民带来了利益。在共产党、解放军没有为人民利益考虑的时候，人民也是会反对他们的，也会“很多群众逃避支差”，也会“民工大批逃亡”。强征来的军鞋也会“质量太坏，穿不上几天就坏”。人民对待实行错误政策的共军也并不比国军更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军的纠错能力。心里有着老百姓的疾苦，就有纠错、改进的动力，很快就找到了民众与军队双赢的办法。这个办法使共军后方的战时经济获得发展，越战越强。相形之下，国军将领们的脑子都在想些什么呢？照理说，他们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智力水平与陈毅元帅应该是很相似的。他们怎么就想不到这些有益于老百姓的好办法，只会放纵属下胡作非为，遭老百姓痛恨呢？无它，根子在于是否有着为人名服务的情怀。

读完陈毅元帅的文章，还有一点令老败感觉震惊的是其文风的朴实无华！党八股有木有？口号有木有？空洞说教有木有？华丽辞藻有木有？一概没有！就是平铺直叙的大白话！最高的沟通效率！所谓“文如其人”，可见当年“真共”的脚踏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