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给力，消费费力——年终经济漫谈之二

从上周“大视野”开始写“年终经济观察”，准备写四到五篇。今天是第二篇，会从供给写到消费。

制造业与房地产

上周的文章《怎么办取决于怎么看》谈的是经济增长的大逻辑。过去几十年我们用了不能再大的力气搞经济，搞建设，搞制造业，建立了中国制造和中国科创的全球竞争力。但世界就这么大，中国产出了这么多，必然会遇到约束，因此我们要接受速度慢下来，对未来增长的预期也要合理。

把话说透了，就是我们过去是取得了空前的增长，但也是有代价的。房地产的透支就是代价。现在要还债，而且是一大笔债，当然很辛苦。

在房地产狂飙期，很多人担心房地产会“挤出”制造业。辩证来看，房地产其实也为制造业发展做了不小贡献。因为地方政府为发展制造业，在基础设施、工业用地、用电、设备投资、厂房建设、用工培训等方面给予了制造企业不少优惠或补贴，帮助其降低了总成本。

而政府不可能只出不进。从哪里进？就是出让商业用地，尤其是通过招投标，高价出让住宅用地。政府在商业用地上的所得，有相当部分用于改善投资环境和支持制造业。

“强大的制造业+理性的房地产”当然是最佳选择，但谁都不是神仙，做不到那么精准。如果自我安慰，中国今天没有走向“孱弱的制造业+泡沫化的房地产”的组合，在练就了强大制造能力的同时，居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肯定是得大于失吧。

“再工业化”与“中国化”

说到中国制造，上周我参加第一财经等机构主办的“2025 A股上市公司成长力年会”，有两家公司的故事印象很深刻。

一家是华明装备，主营业务是变压器的核心组件——分接开关。近年来，AI应用快速普及，全球用电需求激增，缺口巨大，带动电力设备进入上行周期。美国因为电网更新换代、制造业回流和AI算力扩张，对电力设备更有巨大需求。

而中国这些年，电力大发展，很多东西都做过一遍了。依托完整的供应链，中国的分接开关企业相比欧美友商有20%以上的成本优势，交付周期也要短30%-50%。欧美电力设备市场存在“交付荒”，中国企业出海恰逢其时。最近三年，华明装备每年直接、间接的出口增速都达到40%。今年上半年，其装备业务的毛利率高达55.5%。

另一家企业是海泰新光，最早做微投影显示业务，后来转型做医疗内窥镜的核心部件。

2008年，全球内窥镜龙头企业史赛克与一家英国公司合作，想用红绿蓝LED光源替代300W氙灯光源，但历经两年研发没有成功。机缘巧合，史赛克找到了海泰新光，委托其做一个Demo。结果海泰新光只用了两个月，就把投影显示中的技术转移到内窥镜光源里，一测试，亮度比英国公司提高了20%以上。内窥镜光源从此进入了LED时代。

再后来，史泰克要做荧光腹腔镜，先找了一家熟悉的德国供应商。该公司给出了10毫米孔径荧光镜体的设计方案。而海泰新光通过自身的积累和努力，可以做到5毫米的标准。双方把产品都拿到美国比选，海泰的品质更好，成为史赛克首款高清荧光腹腔镜整机系统的核心部件唯一设计及生产供应商。

华明设备的故事让我想到，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再工业化”，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中国化”，因为中国过去都做过。全球“中国化”，补制造业的课，中国全球化，即企业出海。全球哪里有旺盛的工业化需求，而本地满足不了，就是中企的用武之地。

海泰新光的故事则让我想到，今天的中国制造，在和英国、德国等制造企业的竞争中，已经显示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创新能力，远远不止于性价比那么简单。

消费面面观

一些朋友看了我的上一篇文章，说从供给看，长期看，中国经济可以乐观视之。但从需求看，从短期看，包袱很重。主要是房地产调整和地方债交织在一起。中央政府有必要采取更有力度的政策，如在化债方面增加额度，加快速度，将资金活水延伸到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部分。

中央如何更好地帮助地方解困，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信息优势，今后有更多了解后再写。这里主要谈谈消费需求。

就我看到的情况，首先，消费确实动能不强，增量不足，一些行业进入所谓存量博弈时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例如，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我国牛奶产量为4079万吨，同比下降2.8%，是2018年以来国内牛奶产量首次出现下降。今年上半年我国乳制品产量同比减少了0.3%。

其次，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越来越高。

我从一家快递公司了解到，快递包裹的数量仍在增加，今年同比还有百分之十几的增长，但平均每个包裹的货值在过去五年间大致下降了40%以上。总体上，高端高价商品压力重重。今年飞天茅台的价格不断下跌。高端奶粉的代表飞鹤今年上半年营收为91.51亿元，归母净利润为10.33亿元，而2021年上半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15.44亿元和37.4亿元。

需求不足，产能又多，必然加剧内卷，特别是卷价格。比如在快递领域，快递员的单票派费从早年1.5元一路降至0.8元甚至更低，其收入大为压缩，如果继续下去，生计都可能是问题。所以国家今年强力反内卷，7月中旬在义乌率先启动调价，将快递基础价格从每票1.1元涨至1.2元，广东等快递大省迅速跟进，扭转了不可持续的卷价格势头。

最后，我看到的是，尽管增量有限，但整个消费大盘继续向下的空间也很有限。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确定的，而且我们不少商品的人均消费量并不高，如人均乳制品消费量目前只有日本的一半左右。长期看，应该还有不小增长空间。

还需指出的是，中国的实物消费额（金额）增长极慢，甚至因为内卷而下降，但实物消费量还是有一定增长。前一段外卖大战，有的公司的女生天天喝3块钱一杯的奶茶，喝得太多，体重都增加了不少。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卖得比国外要便宜很多，中国消费者也享受到了低价红利。

上周我和家人到陆家嘴正大广场，在一家颇有宇宙星际气息的好利来主题店（Holiland Travel）发现，排队结账的有不少是外国人，买的是包装精致的伴手礼。我们还看到一些亚洲面孔，手里拿着小米公司的袋子，装着小米的产品。这一两年上海的外国人明显多了，很热衷买中国货，吃中餐，这也是中国零售吸引力的体现。

晚上，我们去了联洋大拇指广场的品上生活超市。这里原来是家乐福，关了很久。品上生活的一大特点是现制现售，有十几个现制档口，涵盖中式面点、日式刺身、西式烘焙、鲜榨果汁等，将美食制作过程作为购物体验的一部分。我们情不自禁买了不少东西，说以后经常可以踩共享单车来吃午饭。

消费的情况不乐观，但要说有多么悲观，也大可不必。我还是坚持L型趋势叠加K型分化的基本观点。谁有创新的供给，就能成为K型向上的一杠。

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

在今年关于有效需求不足和提振消费的大量讨论中，集中指向了一个问题——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导致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存在制约。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低，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不少。按照东吴证券基于对38个国家的比较研究，2022年中国居民平均消费率为37.2%，而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3.8%，中国低了16.6个百分点。（注：38国为日本、韩国、土耳其、欧盟27国、美加墨、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南非、新西兰）

为什么消费率低？东吴证券拆解为两个基本因素，消费倾向与收入因素。

从消费倾向看，2022年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为62%，即居民每获得100元可支配收入，平均消费62元，储蓄38元。相比之下，38国的平均消费倾向为92.3%。‌从收入因素看，2022年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0%，略高于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58.2%）。通俗地说，就是中国人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低。

这是非常颠覆一般人认知的。原因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根据入户调查得出的。例如2024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14元，乘以总人口再除以134万亿元的GDP，大致为43.4%。我们熟悉的是这个数字。但入户调查存在一个问题，即不够准确，尤其是中高收入者会选择少报或漏报收入。

国家统计局还有一个资金流量表，反映各机构部门之间、与国外之间的资金流向和流量，以及在金融市场投融资的情况。资金流量表分为非金融交易表和金融交易表，非金融交易表是以各机构部门的增加值为起点，经过收入初次分配形成各机构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经过收入再分配，形成各机构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可用于最终消费，剩余部分就是各机构部门的总储蓄。

这就像一个人，他说自己一年有多少收入，这是调查口径。而查看他一年内所有资金流向、流量的记录，这是资金流量表口径。后者无疑更准确。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国人的收入占GDP之比并不低，为什么消费倾向会低，消费率会低？

首先，这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房地产（房价、房贷）对消费倾向影响较大；勤俭节约、偏好储蓄的社会氛围压低了消费倾向；社保不完善，特别是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这两大部门的养老金水平相对较低，导致不敢太消费；投资重于消费的长期发展路径，使我们更习惯“投资于物”，对人考虑不够。

其次，这有贫富分化的影响。虽然整体上居民收入占GDP之比并不低，但中低收入群体基数大，收入不高，尤其是财产性收入较低，对消费形成了制约。

东吴证券的研究显示，我国居民财产收入形式单一，2022年居民财产性收入中76.2%来自于利息收入，只有10.2%来自于企业分红。而38个国家平均利息收入占财产性收入的比例只有19.4%，红利收入占比则高达55.7%。

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收入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本身就比较低（即新增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低），同时其消费自由又受到不少抑制（如近年来高尔夫球场数量锐减，间接也影响到服务人员的就业），再加上市场内卷，挣钱更难，所以他们的消费也不活跃。

从这个角度来说，扩大消费不仅包括努力提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也包括努力提升高收入群体的消费。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

如果我们认识到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偏低，以及社保不够完善，那么该怎么办？

首先，还是要做大蛋糕，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特别要关心那些就业带动型行业的发展。比如服务业，比如劳动技能密集型的制造业。目前一些跨境电商出口的服装，某些环节是在内地农村田间地头的车间完成的。看起来不高大上，不够新质，但能实实在在帮助农村女性获得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

蛋糕做大了，机会和收入增多了，社保完善了，人们就会敢消费，多消费。一些拉美国家的教训则是，不把蛋糕做大，而是激进地分蛋糕，导致蛋糕越来越小，最后谁都是输家。

其次，也要积极推动分好蛋糕的共识的形成，并逐步加大再分配力度。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等等。今年11月13日，全国人大官网发布的一则报告中，明确将制定“遗产(和赠与)税法”列为“建议加强调研论证，适时提出立法建议”的立法项目。加上在税务征收以及CRS全球征税方面日趋日益严格，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实际税率向名义税率渐渐看齐，是一个大趋势。

如果在做大蛋糕的同时，通过加强再分配，以及增加企业分红，有效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中国消费就能有长期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是一对基本命题，相伴相随。

美国今天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标志性事件：

1914年，亨利·福特将工人日薪从2.5美元提高到5美元，并实行8小时工作制，由此开启了“工人工资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多到公平”的新阶段；

1910年代初，安德鲁·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相继成立，标志着现代意义的慈善基金会启航。卡内基的“拥有巨富而死者耻辱”一语成为慈善界的名言，而他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对财富进行合理的管理，富人和穷人之间应该是兄弟般的和谐关系”也成为慈善基金会的基本理念。

1944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史无前例地对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富豪群体征收了高达94%的最高边际税率。虽然在事实上，富豪通过避税手段的实际有效税率远低于此，中产阶级反而有更重税负，但此举表明，当贫富分化加剧到一定程度，政府对富豪的再分配要求可能高到无法想象。

近期我们看到，从政府到社会，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不断提高。宁德时代、药明康德等公司涨薪，上热搜，成热议，是非常正向的信号。

当然，当我们要求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在再分配过程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也必须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其合法权益和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如果他们心有不愿，就算加强再分配措施，也可能事与愿违。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消费看起来是短期需求问题，实际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还要夯实制度基础，稳定施策，不急于求成，并不容易。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机遇挑战并存，潜力压力同在，矛盾交错，非“既要又要还要”不可。这很难，但可能就是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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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661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