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革命晚欧洲500年的原因？

一、大秦岭地区出现“秦始皇标准”比西方早了1900年

公元前600年前后，站在诸子百家争鸣（西方叫文艺复兴）——一种定居文明所需要的思想进阶——基础之上，中华文明出现了一次科创大爆发。其最绚丽的结果是“秦始皇标准”。

其逻辑是这样的，（1）公元前677年，晋国理顺了王族子弟、公族子弟及其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突破了中枢决策团队代际传承的世纪难题。稍后，楚国创设郡县制： 在初周分封的 “块块”体制中，“扦插了”中枢决策所需要的 “条条”机制，使得人财物分条块治理，并触发了科举人力资源的优化机制。（2）大体上同时，秦国合二者优点，创设了一种联结“社区-区域”两层优化治理体系的机制：以村为单元十里一亭; 十亭一县; 县上建郡, 全国四十郡, 史称建郡置县制度(范文澜, 1978)。

其优势为，(1) 决策层在治理体系上开放式吸纳晋楚制度创新, 统一其他王国形成超级霸权; (2)将西周的“王—等级贵族”体系，分封制，升华为“皇—郡县官员”治理体系; (3) 车同轨、书同文及行为规范等科创标准便利定居和社区间贸易。在秦以后的两个一千年中, “建郡置县”的核心构件，即使在今天西方的联邦和盟邦制度中，也是其有效板块因子。

我们标段其为“秦始皇标准”，一种人类文明进阶升华的极稀贵公共品。其是如此的创新有效并可持续，欧洲直到有了工业革命，在1700年后才在综合洲际力量上与中华文明比肩。这一落后，若数公元纪年，西方比中国落后1900年。

二、工业革命中方比西方晚500年的原因

秦始皇标准以后，中华文明经过两汉整合，大体上，由三国分立，南北分治，再迅速走向自己均衡收敛的统一路径（唐），此后一直可持续。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与自己的历史文明疆界重合度最高。

在西方，因军事纪律严明， 加上优良的元老院利益共和制度，罗马帝国在公元零年前后出现均衡收敛稳态。但不到200年，因定居农业规模不够，内蕴稳态锚定力小，再加上外部冲击——来自于西面（高卢法兰西），北面（哥特德意志）和南面（北非穆斯林）三个方面的夹击，经过1000年的挣扎，在15世纪被东面的奥斯曼力量撞击。罗马帝国的公民身份和蕃国门卫身份组合凝聚力弱，分碎后无统一的语言文字及公交贸易类大公共品——缺乏秦始皇标准——支持，欧洲无法规避宗教治理和世俗治理的冲突，甚至抵抗黑死病类的社区瘟疫都无法统一行动（频发400年），出现人力资源绝对短缺，激使劳动替代技术，一种利用自然力的工业科技理论并应用工具创设大爆发。

中西文明从此走向定居文明分岔。在中国，超大复杂社会肌体的管理创新一直在紧急线上。在西方，一直是人力资源短缺及边界冲突所需要的士兵资源短缺的替代技术，工具科技发展处在紧急线上。中国的科技进步路线是，村社治理-戽斗水车-流域协调-科举人才-财税建置-超大工程施工-市场与社区平衡-超大国家治理等。西方的进步路线是，庄园看护--长柄镰刀-马拉夹具-带刀防卫-劳动替代的工具发明-非农市场-商业化城市-工业革命等（拉尔，1998）。这就是中国工具技术文明一维的进步路线，比西方晚了500年的近百年文明说教。

三、工业革命的本质不是科学理论在先而是文明需要的逻辑在先

但在文明视野下，用复杂社会管理创新和工具文明创新双变量框架来张量性度量文明，中国人的社会管理文明与西方的社会工具文明各有千秋。一个最为重要的例子是，19世纪20世纪中国文明发现自己在工具文明张量上全面落后于西方文明时，通过近200年的刻苦学习，中国人在很短时间内就赶上来了。

最近的大量前沿研究发现，中国文明的大尺度社会治理科技在天人合一方向上的攻坚努力，其学习其他文明的补余技能潜力是非常优越的。其中，大秦岭地区一位伟大的学者，张载，与他同时代的科创团队，范仲俺、文彦博、程颐、程颢等青年团队的创新和互相诘问中发现了万物生息的内生动力源机制，滋润天工开物施工以及向有限无限讨论的升华中，为后世团队成功圆融儒释道三家理念、守住外部文明的非良性冲击以及自身文明的可持续，贡献了不可磨灭的思想力量。

大秦岭脉延的科创道路，不仅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均衡收敛路径，而且其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科创道路一股重要的脉延力量。这也为清朝文明体在1840年前后遭受来自北面、东面，海上三方面的同时夹击，遭受类罗马文明被四面夹击分碎命运时，能够有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严复、钱学森等代际综合团队，在共产党旗帜下重整中华文明一片的中华文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