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征税上热搜？重点根本不是那几块钱

避孕套30年免税时代结束了，“低欲望”经济是不是要来了？

从2025年1月1日起，在中国已享受超过30年免税待遇的避孕套等避孕用品，将恢复征收增值税。这意味着其市场价格可能上涨，消费者购买成本将增加。

这一变化源于即将实施的新《增值税法》，它取代了1993年的旧条例，并取消了其中对避孕药具的免税条款。

当年的免税是为了配合计划生育政策，降低避孕成本。如今，在生育率断崖式下跌、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的背景下，政策意图已然转向鼓励生育。

根据新《增值税法》，一般纳税人销售此类产品按13%税率缴税，小规模纳税人按3%征收率计税。政策调整背后，是我国人口形势与税制优化的双重变化。

随着市场成熟，避孕用品已供应充足，行业规模预计2025年超220亿元，不再需要税收扶持。取消专项免税有助于税制公平，并让财政资源更多投向育儿补贴、托育服务等生育支持领域。

对消费者而言，价格影响有限。由于增值税可抵扣，产品实际涨幅预计在5%-10%。例如15元的避孕套可能涨价约1元，30元的避孕药或涨1.5-3元。

普通家庭每月相关支出预计增加不到10元，基本不影响日常使用。

相关部门也将对特殊群体提供必要保障。

专家指出，此举旨在将避孕用品与普通医疗产品税收拉平，是构建鼓励生育环境的一环。

这一消息公布后，网络反应激烈。

许多网友质疑其逻辑，认为“连避孕套都嫌贵的人，更养不起孩子”，并担忧这会增加意外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但现实中的消费数据却不同，即便继续免税，中国避孕套市场规模也已连续四年萎缩，相比2020年缩水了四分之一。

不少年轻人坦言，新规对自己影响不大，因为“没有性生活，自然不用买”。

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正在下降，经济压力之下，亲密关系被许多人暂时搁置。有学者分析，这反映了家庭与个人在经济下行期优先保障生存安全的心理，爱情与性成为了可以被“合理牺牲”的部分。

有很多人认为，恢复征税其实无法显著地刺激生育率提升，它首先是一个清晰的“政策信号”，标志着国家人口治理思路从过去的“行政管控”迈向了全方位的“系统激励”。但更重要的是，“低欲望社会”表象下的经济根源被挖出来了。

在家庭资产负债表承压、对未来收入预期谨慎的“债务通缩螺旋”中，年轻人正在全面收缩非必需消费，包括性与生育。

政策逻辑的嬗变

三十年前，中国正被一股巨大的人口增长惯性推动着前行。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整个社会的资源、舆论、乃至政策工具，都像精密齿轮一样咬合，为这一个核心目标服务。对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就是这庞大机器中一个精巧的零件。

它的逻辑直接而高效，消除一切可能阻碍政策执行的成本因素，让避孕变得毫无经济负担，从而确保限制生育的目标能以最低的社会摩擦实现。

到了今天，我们再次谈论避孕套的税收，所有东西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人口形势翻天覆地，政策口号从“只生一个好”变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那么，此时恢复征税，真的是指望靠这区区几块钱的涨价，就能让人把避孕套扔了去生孩子吗？

这想法未免太过天真。

任何理性的成年人都算得清这笔账，养育一个孩子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成本，与一盒避孕套因税收而增加的几元零钱，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它根本不可能成为影响个人生育决策的那个关键砝码。

这一“增税”动作，首先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策大扫除”。它将避孕用品从承载了特殊国策使命的“政策工具”清单上拿了下来，放回了普通商品的货架。

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终结，那个以“限制”为绝对核心、围绕它配置所有资源（包括税收优惠）的旧范式，被整体归档了。

同时，新税法又对托儿所、幼儿园、养老等服务机构给予税收减免。

这一“增”一“减”之间，共同勾勒出新时代的轮廓，政府试图搭建一个全新的、系统性的支持环境。

它不再聚焦于对某个单一行为（用避孕套）进行精确的成本打击或激励，而是转向构建一个从婚前鼓励、生育支持到幼儿抚育、甚至关联养老的“全生命周期”政策生态。

思路从“管住你不想让你做的”，切换到了“支持你希望你去做的”。

这背后，还有一种不易察觉但力量强大的“软性宣导”。

税收从来不只是经济工具，它自带社会规范和价值导向的属性，取消一项延续三十年的免税待遇，本身就是显著的信号，意味着国家的优先事项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它试图在社会的集体意识中，去扭转一种延续了数十年的习惯——也就是过去的少生、避孕，那是受到制度鼓励的“正确”；而今，政策希望通过这种符号性的调整，慢慢营造一种将婚育视为更受鼓励的社会常态的氛围。

这是一种对集体心理的温和干预。

但是也相对显得理想化了。

它建立在一种线性的、机械的“刺激-反应”模型上，仿佛只要系统性地移除“抑制因素”（比如象征性的避孕免税），再增加“激励因素”（比如托育减税、生育补贴），社会行为和民众选择就会像调整参数一样，朝着预期的方向平稳转变。

它把复杂无比的人类决策、家庭计算和时代情绪，简化成了一个可被政策杠杆撬动的简单方程式。

但现实社会不是实验室，人的心灵更不是仪表盘。

当最基本的生存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稳定预期都受到动摇时，任何精巧的环境建构和温和的价值宣导，都可能撞上一堵由经济焦虑筑成的无形高墙。

这是我们无法避免的现状。

被忽略的核心

人们普遍说“养孩子贵”，往往只触及了问题的表层，那仅仅是未来现金的流出；而真正扼住生育咽喉的，是千百万家庭当下整个财务根基的动摇与对未来信心的流失。

一个典型的城市中坚家庭，它的财富构成曾经清晰而充满希望。

资产端的核心，甚至几乎是唯一的核心，是那套承载了安居梦想、也背负着巨额贷款的房产。

在过去二十年“永远上涨”的预期里，这套房子不只是一个家，更是家庭财富的“定海神针”和“增长引擎”。

它意味着安全感，意味着可预期的资产增值，意味着必要时可以变现或抵押的底气。

然而，当房地产市场的逻辑发生根本性逆转，这个核心资产的属性就发生了恐怖的质变。它从“发动机”变成了可能不断漏水的“沉重船舱”。

房价横盘乃至阴跌的预期一旦形成，人们惊恐地发现，自己最大的资产不仅不再增值，反而可能在纸面上缩水，更可怕的是，它背后关联着那份二三十年都难以摆脱的刚性负债——房贷。

于是，这张资产负债表的两端同时拉响警报。

在资产端，核心资产价值预期动摇，家庭净资产面临缩水的恐惧；在负债端，每月雷打不动的按揭还款，在经济波动、收入前景不明的时代，从一道普通的算术题，变成压在心口的巨石。

这份压力是持续性的、刚性的，它吞噬着当下的现金流，更透支着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抗风险能力。

正是在这样一张已然脆弱、甚至可能正在恶化的资产负债表面前，家庭需要做出一项最重要的长期投资决策，是否生育一个孩子。请不要再将其仅仅看作情感或传统的延续，在现代都市生活的精密计算中，它已彻底金融化。

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你需要持续地、巨额地、且充满不确定性（教育、医疗、机会成本皆难以预估）地输出现金流。

这无异于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新增一项期限极长、数额巨大、且无法违约的“特殊负债”。

对于一个理性的家庭而言，这场评估实在是冰冷。

在现有核心资产价值不稳、主要刚性负债已压力山大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有能力，又是否有勇气，再去承担一份可能高达数百万、持续数十年的全新现金流支出？

当基本的财务安全都显得岌岌可危时，任何新增的重大长期负担，都会被本能地视为不可承受的高风险。这不是不爱孩子，这是对自身家庭财务结构可能崩溃的深深恐惧。

因此，真正起作用的“避孕措施”，不是药店货架上那盒橡胶制品，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财务压力，是面对未来时的巨大风险规避本能。

人们开始下意识地推迟甚至放弃建立需要坚实经济基础的情感关系，因为一段导向婚姻和生育的严肃关系，本身就是一份需要合并报表的“合资企业”。当合并的基础（双方的个人资产负债表）都显得脆弱时，合资组建家庭、并扩大再生产的意愿，自然冰封。

我认为，再多的争论，所谓的避孕套涨价几块钱是否会影响生育，完全搞错了对象。

真正的避孕药，是那份让人夜不能寐的房贷还款计划，是对房产价值可能下跌的忧虑，是对事业和收入能否稳定支撑未来二十年的深深不安。

在这些动辄以数十万、百万计量的宏大经济现实面前，一盒避孕套的价格变动，如同投入惊涛骇浪中的一粒小石子，连一丝涟漪都难以激起。

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上，就不是要去控制生育的成本，而是去看承载生育的那个经济基础，是否还坚实可靠……

“性萧条”的本质

而正因为经济基础可靠性存疑，所以，我们现在就触及了所有现象中最令人不安，也最具揭示性的一面，即所谓的“性萧条”。

开头就已经提到过，数据显示避孕套销量连年下滑，调查揭示年轻伴侣间无性婚姻比例攀升，这些都不仅仅是观念开放或个性解放的结果。其背后，或者是一幅宏观经济压力如何精准传导至人类最私密领域、并抑制其基本冲动的现实。

这是一种深刻的“经济生理现象”，简单来说，就是“把经济看作一个活生生的人体”。

我们的身体有呼吸、心跳、体温、新陈代谢、生病、康复等生理现象，经济学家发现，整个国家的经济系统就像一个庞大的生命体，也表现出非常类似的规律和现象。

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看到亲密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避险化”趋势。

在经济前景明朗、收入稳定增长的时代，寻求伴侣、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被视为一种顺理成章的“人生投资”，其情感回报足以覆盖可知的经济成本。然而，当经济不确定性成为时代底色，个体与家庭会本能地切换到“防御状态”。

此时，建立并维持一段严肃的、可能导向婚姻与生育的亲密关系，所需投入的巨量资源——时间、情感、金钱，以及更重要的机会成本——使其看起来更像一项高风险的“资产”。

于是，理性的“风险管控”意识开始渗入情感领域。

人们开始下意识地“去风险化”，减少不必要的社交，以降低“遇见成本”和无效的情感消耗；推迟或回避婚姻承诺，以避免合并那张可能已经脆弱的“资产负债表”；甚至，减少伴侣间的性生活频率，这成了规避“意外怀孕”这一足以引爆家庭财务计划的“黑天鹅”事件的最直接手段。

这并非人类的欲望本质发生了改变，而是最原始的欲望，在最根本的生存焦虑面前，被系统地、大规模地压抑了。

爱情与性，从生活的目的，沦为了首先要保障生存之后才敢考虑的奢侈品。

这一微观行为的集体转向，与宏观经济的恶性循环紧紧咬合，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债务通缩螺旋”。

它的起点，正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家庭核心资产——房地产。

当房产的财富效应减弱、抵押品价值缩水，整个经济的信用扩张引擎就遭遇了阻力。企业和家庭不再热衷于借贷以投资未来，而是争先恐后地修复自己受损的资产负债表，提前还贷、增加储蓄、削减一切非必要支出。

这种保守心态如同瘟疫般蔓延，消费收缩的链条从最巨额的开支（买房、买车）开始，逐步传递到日常消费（旅游、购物），最终，必然侵蚀到最具弹性、最可被压缩的“可选消费”——即对人际关系的投资与对自我的愉悦投资。

为约会购置的衣衫、增进感情的共同旅行、营造氛围的晚餐……

直至承载亲密关系的性本身，都被无情地纳入了成本削减的清单。

从这一方面而言，“性萧条”与低生育率，其实就是那个宏大经济恶性循环进入深水区后，最确凿、也最令人心悸的“病症”。

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的，“性是消费的重要媒介”，个中的传导链，也很直接，资产价值预期转弱→家庭资产负债表承压→为自保而全面收缩消费（包括对亲密关系与自我展示的投资）→社会总需求与经济活动活力下降→进一步恶化收入预期与资产价格预期。

螺旋不断自我强化，将经济活力与人的生命活力一同卷入向下的涡流。

在这个闭环中，恢复征收避孕套增值税的政策，试图在链条的末端进行一丝轻微的干预，其无力感可想而知。

它仿佛在试图拧紧一个已经因为主体结构锈蚀而彻底漏水的阀门。

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阀门本身，而在于整个压力系统正在失压，在于驱动系统的信心引擎已经熄火。

当维护自身财务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时，任何关于繁衍、情感乃至纯粹愉悦的“长期投资”，都会在决策清单上被无限期搁置。

这不仅是经济的通缩，更是生命活力的通缩。打破这个螺旋，需要的不是针对生育行为的精微调整，而是重塑整个经济系统的信心基础，让家庭能从防御姿态中重新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值得投资、也敢于投资的未来。

说在最后

因此，恢复征收避孕套增值税，作为一个孤立的政策动作，其实际影响将极其有限。

单纯让避孕套涨价，难以唤醒婚育意愿。

真正关键的，是如何缓解年轻人在住房、教育、就业上的巨大压力，让他们不再为基本的生存安全感而焦虑。

只有当生育不再被视为沉重的财务风险时，鼓励的政策才能真正触及人心。

而所谓征税的政策，其真正价值，是作为一个现象切片，迫使我们正视两个残酷的现实，

第一，现在以现金流补贴（发钱、减税）为主的鼓励生育政策，可能遭遇“政策钝化”。当家庭面对的是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损伤和对未来的深度不安时，小幅的现金流入激励，难以对冲其巨大的风险感知。

第二，解决问题的钥匙，可能是在“生育政策”之外。它关乎如何稳定核心资产价格预期、如何通过改革减轻居民的长期负债压力、如何构建真正让人有安全感的社会保障网。

个中复杂，起码要财政、金融、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领域一起行动起来。

简言之，避孕套征税，照见的不是避孕的成本，而是生育的“定价”之高昂——这个价格，并非由避孕套或奶粉的单价构成，而是由对家庭财务未来数十年的信心所决定。

要重建这份信心，需要超越传统人口政策，进行一场旨在修复亿万个家庭资产负债表、扭转深层通缩预期的经济与社会革命。

本文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视觉中国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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