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真相

1

中国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苏轼（号东坡）一样，虽历经千百年，却仍然为无数普通人喜爱。

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出过无数名人，但苏东坡却只有一个。

我们尊敬孔子，因为他是万世师表，但是，你很难说你“喜爱”孔子，孔子因为崇高而与我们普通人拉开了距离。

我们会欣赏李白，因为他想象瑰丽、才华横溢，但是，你也很难说你真的“喜爱”一个有点疯癫、不理俗务、缺乏政治敏锐性，甚至有点“志大才疏”的李白。

我们敬佩柳宗元，感念他在“千万孤独”之中，仍有在永州这个流放之地欣赏不知名山水的闲情逸致，敬佩他虽屡遭磨难却不忘黎民百姓之苦的那份情怀，尊崇他在偏僻一隅最终却教化出一辈又一辈的湖湘人才、泽披万世的功绩。

但是，苏东坡不一样，我们欣赏他的诗词、他的文赋、他的书法，就像我们欣赏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天才一样。

但是，我们更喜欢苏东坡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展现出的那种“人间烟火气”。

他一路被贬，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把“价贱如泥土”的猪肉做成了一道中国人的美食——“东坡肉”。

他在惠州（今广东惠州），吃着“一骑红尘妃子笑”这句诗中所写的岭南荔枝，竟然生出了一种不怕偏远，“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想法。

他在儋州（今海南儋州），吃了生蚝，觉得味美无比，竟然开玩笑跟儿子说，“不要告诉别人，要不然，那些北方人就会主动要求被贬往海南，来跟我们争吃这种美食了。”

这样的苏东坡不仅是可以欣赏的、可以敬佩的，更是可以喜爱的。

千百年来，中国的天才很多、名人无数，但真正像苏东坡这样的天才、这样有趣味的人，却独此一个。

2

2023年夏天，我们一家专门自驾从都江堰南下，前往眉州。

游客在四川，大多会去都江堰、乐山大佛和峨眉山，但是，却不一定知道更不一定非要去眉州。

但是，对于每一个了解中国历史、喜欢传统文化的人来说，眉州因为苏东坡已经成了一处“圣地”。

公元1037年1月8日（农历十二月十九日），苏东坡就诞生在眉州一处中等人户家中。

苏东坡的祖上据说是唐朝宰相苏味道。

苏味道生于648年，此时已是“贞观之治”的尾声。

一年后的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病逝，武则天作为“先帝才人”被迫离宫，前往长安感业寺出家为尼。

苏味道去世于公元705年，这一年，武则天已经当了整整15年的大周皇帝。

女皇残酷的统治、各种“离经叛道”的举动，与朝堂和民间怀念李唐王朝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促成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退位，她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复位，李唐王朝实现了复辟。这一年年底，曾经深刻影响了大唐数十载的武则天，与世长辞。

在705年的元宵节，苏味道写下了他的代表作《正月十五夜》。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这首诗描绘了武周最后一个元宵节时神都洛阳的璀璨镜像。其中，诗的前两句为中国人贡献了一个成语——“火树银花”。

从公元705年苏味道去世，到公元1037年苏东坡出生，在这332年间，苏家似乎并未涌现出像样的文学才俊。

这一局面到了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以及苏东坡和弟弟苏辙时，被彻底打破。

父子三人的诗词、文章都写得极好，今天，中国人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一个苏家就占了“三家”。

正所谓：“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3

我们在眉州游览“三苏祠”时，在一个殿堂当中，看到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塑像。

当时才5岁的小小明妹妹，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有些吃惊的问题：“他们的妈妈在哪里？”

在她小小的年纪里，肯定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人，怎么可能只有父亲没有母亲呢？

确实，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三苏”的才华和名气，但是，我们却不一定了解苏洵的夫人、苏轼和苏辙的母亲——程夫人。

程夫人，生于1010年，去世于1057年，眉山青神（今四川眉山市青神县)人，是苏洵之妻，也是苏轼、苏辙的母亲。她虽未在历史上留下全名，却以“程夫人”独立载入史册，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贤母之一，与孟母、岳母齐名，是苏家“一门三词客”的幕后功臣。

那么，她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呢？

程夫人出身眉山望族，父亲程文应曾官至大理寺丞，约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副院长。她自幼熟读诗书，聪慧过人，对历史兴衰和家国大事有着深刻的见解，这在女性受礼教束缚的古代显得尤为难得。

18岁时，程夫人嫁与19岁的苏洵。当时，程氏富裕而苏氏则家道一般，她却能放下富家千金的娇贵，以坚韧姿态操持家务，孝顺公婆，赢得了苏家上下的称赞。 

苏洵天资颇高，但他年轻时喜欢游历，不爱读书。对此，程夫人并未抱怨，而是耐心地引导他。程夫人曾对苏洵说：“你若有志于学，家中生计，我一人承担便好。”

此后，她真的变卖陪嫁首饰，在眉山城南开设“纱縠行”丝绸铺子，独立经营养家，支持丈夫专心读书。

在她的鼓励下，苏洵在27岁时发愤图强，最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今天，我们在《三字经》中，仍可以找到这句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里的“苏老泉”就是苏洵。

程夫人不仅激励着自己的夫君，也教子有方。

苏轼10岁时，程夫人与他共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贤臣，因弹劾贪官被诬陷处死。临刑前，范滂与母亲诀别，母亲鼓励他说：“你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而无憾！”小苏轼深受感动，于是他问程夫人：“母亲，我长大后想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程夫人的回答充满了坚毅，也充满了智慧，“你若能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

多年以后，苏轼在北宋朝堂上为官，他从不拉帮结派，一直坚持仗义执言。

公元1069年，王安石等“新党”当道，激进地推进变法，造成很多问题，苏轼就上书宋神宗，直言极谏。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继位的宋哲宗年幼，高太后当政。当时，司马光等“旧党”人士上台。但是，苏轼又批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取消新政的做法。

于是，苏轼既不被“新党”喜欢，也不被“旧党”喜欢。

用今天的话来说，苏轼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人。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份坚持，让他在当时成了一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人，无论“新党”“旧党”当道，他都难以身居高位施展自己的抱负。

我一直在想，苏轼的这份坚持、这份耿直、这份实事求是当中，一定有程夫人幼年教导的影响在里面。

程夫人对苏轼的童年教育里还有很多今天看起来非常好的影响。她教导家人不贪非分之财。她心怀慈悲，教育孩子不要乱杀生，即便是鸟雀，也要做到敬畏生命。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程夫人对苏轼的义利观、生命观，起到了非常好的教导作用。

4

公元1057年，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两兄弟都参加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

由于种种神奇之处，这一年的科举也被称为中国科举历史上千年一遇的“大年”。

这一年，主持考试的是北宋大文豪、大政治家欧阳修。他反对辞藻华丽但却内容空洞的文风，强调言之有物，认同文以载道。

这恰恰给了一大批人机会。

这一年，北宋朝廷一共录取了388名进士。其中，不仅有苏轼、苏辙二兄弟，还有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曾巩，还有开创了北宋理学的程颐、程颢兄弟，还有开创了“关学”并留下震铄古今的“横渠四句”的张载，还有后来做到宰相的曾布、吕惠卿和章惇等人。

在这个中国科举考试的千年“龙虎榜”上，苏轼本来有机会得第一名。

据说，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苏轼的文章写得实在是太好了，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弟子曾巩的作品，于是，为了避嫌，给了这个考生第二名。

虽然最终苏轼只得了第二名，但京城内外、朝堂上下，人们听主考官欧阳修竟然这么说，更是对苏东坡充满了好奇和钦佩。

苏东坡的经历总让我想起李白。

李白一辈子梦想做大官、做大事，但是，商人家庭出身，让他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参加科举考试。

但是，苏轼不同，他幼年认真读书，后来参加科举考试，一鸣惊人。

欧阳修对苏轼非常欣赏，几乎到了逢人就夸的地步，这让苏轼在年仅2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大宋京城的“顶流”。

年纪轻轻，才华横溢，而且，一门两兄弟同时中了进士，按照常理，接下来，苏氏兄弟的人生将展开多么激动人心、多么令人神往的画卷啊。

但是，“人有悲欢离合”。

就在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京城崭露头角、对未来充满遐想的时候，噩耗传来，程夫人在老家病逝了！

于是，兄弟二人随父亲告别京城，千里奔丧。

对于作为新科进士的苏轼、苏辙兄弟来说，事业即将起步，名誉、金钱、财富皆唾手可得之时，母亲的病逝，可能是他们一生的遗憾。

正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

古往今来，都是人生的一件痛事。

5

守孝期满后，公元1061年，北宋嘉佑六年，苏轼、苏辙再次参加了北宋朝廷选拔高级人才的制科考试。

苏氏兄弟强大的考试能力再一次展现无遗。

苏轼得了“第三等”的成绩。

但是，由于北宋开国以来，制科考试的“第一等”和“第二等”从来都是空缺，苏轼得到的“第三等”实际上就是“第一等”。苏辙的名次仅次于兄长，得了“第四等”。

苏氏兄弟参加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科考试，这是北宋朝廷选拔高级人才的考试，考试标准比进士考试更为苛刻、严格，它不仅考察应试者的才能，更考察应试者是否有直言极谏的宝贵品质。

苏轼、苏辙二兄弟按照要求答题，在应试文章中直接对宋仁宗提出了批评。

但是，一向有容人雅量的宋仁宗不仅没有感到被忤逆，反而喜出望外。他在看到苏轼、苏辙的文章之后，非常高兴，回到后宫，甚至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这一次考试，进一步奠定了苏轼、苏辙在北宋官场的基础。

事后来看，也许正是宋仁宗的宽容和鼓励让苏轼觉得，任何时候，他都应该对皇帝直言极谏，这是他的责任。

但是，苏轼的直言极谏一直都在，有容人雅量的宋仁宗却不会一直都在。

恰恰是这种错位，造就了苏轼一生的宦海沉浮和颠沛流离。

苏辙没有哥哥那么耿直，他更懂得在复杂、危险的局面中保全自己，他最终做到了副宰相的位置。

今天，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做苏轼，他们在面对任何问题时，都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直言极谏，即便是这样容易得罪人、容易招来灾祸，也在所不惜。

当然，今天肯定也有人更愿意选择做苏辙，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连自己都不能保全，又怎么能谈得上为国为民呢？

其实，我们这个国家，既要有苏轼，也要有苏辙。

苏轼给了中国人一个道德标杆，他更给了无数因为坚持原则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中国文人一种莫大的精神慰藉和支撑。

苏辙同样重要。我们这个国家，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有人能忍辱负重，能在重重限制之下，在不处处树敌的同时，又能坚守本心，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6

公元1061年，按现在计算方法，24岁的苏轼，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从此开启了他的宦游生涯。

他的妻子王弗，此时应该终于有机会走出四川，来到汴京（今河南开封），与夫君相聚。

王弗是程夫人之后，苏轼一生中第二位重要的女性。在苏轼还是一个没有功名的普通读书人之时，王弗嫁到苏家。

多年后，苏轼回忆说，自己一开始不知道王弗也有文化。他读书时，王弗就在边上陪着。后来，苏轼记不起书中的某些内容，王弗反倒是可以点拨他。苏轼所读书中的很多内容，王弗也都略知道一二。到了这个时候，苏轼才知道自己的这位夫人“敏而静”（天资聪明，但是又沉稳内敛）。

王弗不仅是苏轼读书时的好伴侣，也是他为官、为人路上的好帮手。

苏轼在凤翔任上接待客人，王弗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事后，她会提醒苏轼，“某某人没有原则，只是一味地迎合你，你要小心”。有一次，有人为了巴结苏轼，显得非常殷勤，王弗提醒苏轼，“这样的人你要小心，他为了巴结你，会非常急切地接近你，未来，他要抛弃你的时候，同样会非常急切。”苏轼回忆说，王弗的这些提醒都得到了很好的应验。

本来，这一对夫妻本可以从此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终老一生。

但是，天不遂人愿，公元1065年7月13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王弗在京城去世。按照今天计算岁数的方法，王弗去世时年仅26岁。

青年丧母，八年后丧妻。

命运对苏东坡太不公平了。

但是，更多的打击接踵而来。

一年后，父亲苏洵病逝。

在二十多岁的年纪里，苏东坡先后经历了丧母、丧妻和丧父之痛。

这想必一定会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

此后，我们在苏东坡的诗词当中，屡屡看到“人生如梦”的表述。

也许，正是这些死亡和离别，让苏东坡在青壮年之际就开始思考生死等人生终极问题。

苏轼对王弗的感情非常深，王弗的离去在苏东坡的心上留下了一个永远难以填补、难以愈合的创口。

多年后，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当太守时，一天夜晚，他又一次梦到了王弗。醒来，斯人不在，唯有泪流满面。他于是起床，挥毫泼墨，不多久，被称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此诞生。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王弗去世后，苏轼遵照父亲的遗嘱，将其送回眉州老家安葬，其墓穴就在程夫人墓西北十步远的地方。

也许是因为爱屋及乌的缘故，苏轼后来又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

对于苏轼来说，这同样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两人相守的25年中，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险些丧命，王闰之不离不弃，四方奔走，努力搭救夫君。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城外的东坡开荒种地，尝试东坡肉的做法，多次游览赤壁，写下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这个时候，王闰之都陪伴在他的身边。

公元1093年，处在仕途巅峰期末尾的苏东坡，在京城送别了王闰之。

8年后，公元1101年，苏东坡去世。

苏辙按照哥哥的遗愿，将夫妻二人均葬在嵩山余脉下的郏县，兑现了苏东坡生前“唯有同穴，尚蹈此言”的诺言。

又过去了11年，公元1112年，苏辙去世，他选择了跟哥哥苏轼葬在一起。

今天，在河南郏县三苏园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苏轼、苏辙的墓地，以及苏洵的衣冠冢。

苏轼还曾有个侍妾，名叫王朝云。

王朝云，吴郡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她出身贫寒，父母早亡，自幼沦落到歌舞班中。

公元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认识了她，并收她为侍女。

公元1080年，王朝云长大成人，在黄州嫁给苏轼为妾。

公元1096年，正值苏轼被贬至惠州期间，在王弗、王闰之去世后，陪在苏轼身边的只有王朝云。

可怜王朝云在这一年也病逝，苏轼伤心欲绝，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东南，并筑“六如亭”加以纪念。

2018年底或2019年初，我和小小明妈妈专门开车从深圳赶到惠州，参观了惠州西湖。当时，看到王朝云的雕像、墓地和“六如亭”，了解到她的故事，都十分感慨。

据说，王朝云生前笃信佛教，临终时诵念《金刚经》中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此即为“六如亭”的来历。

晚年的苏东坡，见过了那么多的生死，又经历了爱妾王朝云的离世，他对于佛教所言“六如”应该一定有非常深刻、非常沉痛的认识。

7

苏轼的一生，充满了波折，这既与他“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个性有关，也跟当时北宋朝堂上风云激荡的政局有关。

从晚唐到五代十国时期，骄兵悍将不断，皇帝轮流坐，天下大乱，民众苦不堪言。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通过“杯酒释兵权”等人事安排，以及各种制度设计，最终让北宋军队“将不识兵、兵不识将”。这确实有效解决了骄兵悍将威胁北宋江山的问题，但同时也造成了北宋的军力孱弱和官僚机构臃肿等严重问题。

有宋以来，“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不断深化，政府财政难以为继。

——“冗官”：宋仁宗朝官员达 1.7 万人，较宋初增长 8 倍，机构重叠、权责混乱，俸禄支出占财政总收入 40%。

——“冗兵”：军队规模增至 125 万人，军费占财政总收入 50% 以上，但 “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战斗力低下。

——“冗费”：官俸、军费、岁币叠加，财政赤字常态化，宋仁宗朝年均赤字超 3000 万缗，百姓赋税负担沉重，起义频发。

公元1043年，北宋庆历三年（宋仁宗在位），这一年，苏轼六岁。

由于 “三冗问题” 日益加剧，加上北宋与辽、夏战事频发，且屡战屡败，有着北宋第一名臣的范仲淹，联合富弼、韩琦等大臣推行 “庆历新政”。这场以 “整顿吏治、富国强兵” 为核心的改革，是北宋首次针对制度沉疴的系统性自救，但仅持续一年多便宣告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先被贬往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后又被贬往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

公元1046年，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请范仲淹作记。

此时的范仲淹虽然虽远离朝堂、身处逆境，但他仍然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你是否还记得，《岳阳楼记》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范仲淹等人主导的“庆历新政”失败了，北宋朝廷面临的“三冗”问题有增无减。

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变法”迟早要来。

公元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这一年，苏轼32岁，宋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推行以 “富国强兵” 为核心的系列改革，史称 “王安石变法”（又称 “熙宁新政”）。

这场历时16年的改革，是北宋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制度性变革，旨在彻底解决 “三冗问题” 和 “积贫积弱” 的北宋王朝危机，却因触及多方利益、执行偏差等原因以失败告终，成为中国古代改革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

苏轼后半生命运，始终跟这场变法密切相关。

王安石生性执拗，做事激进，不修边幅。据说，苏洵曾写《辨奸论》，暗指王安石是一个大奸臣，未来必将祸害北宋朝堂。

王安石也不喜欢“三苏”的文章，认为它们雄辩有余而沉稳不足。

但整体来说，无论是苏氏父子还是王安石，他们的人品都没有太大问题。

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期间，“新党”当道，苏轼看到了变法在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尤其是看到变法的好意反而沦为民众的灾难，他忍不住了，反复上书宋神宗，陈述变法的各种问题。

苏轼本没有完全反对“变法”的意思，但是，在“新党”看来，苏轼与他们政见不合，且立场顽固，于是，公元1079年，“新党”的核心骨干李定、舒亶等人断章取义，从苏轼的诗文当中找到了他们认为是“讥讽朝政”的内容，将苏轼下狱，几近被处死。

这就是北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乌台诗案”。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北宋朝廷当时的办案机构叫御史台，所在之地有很多柏树，上面有大量黑色的乌鸦。

舒亶这个人虽然因为构陷苏东坡而在青史上留下了千秋骂名，但实际上，这个人也是一个“矛盾综合体”。

舒亶籍贯为明州慈溪（今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他也是一个状元出身的文人，但行事偏激，做人做事非常决绝。他一开始做官时，遇到下属醉酒后辱骂自己的父母，一向重视孝道的他不顾法律，竟然直接将这个人处死了，然后自己辞官而去。他后来甚至还弹劾过自己的恩人。

舒亶要置苏轼于死地，主要还是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苏轼就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在阻挠和破坏变法。

舒亶后来因为错误被长期罢官，被重新启用后，出使西夏，面对西夏士兵的威胁，他毫无惧色，圆满完成任务，也算是一条汉子。

除了舒亶，我们熟知的沈括，就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是最早收集苏轼诗文，并批注 “词皆讪怼” 朝政的。沈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乌台诗案”，却为舒亶等人制造“乌台诗案”做了一定程度的铺垫。

当然，在封建王朝时期，真正决定苏轼命运的，还是皇帝宋神宗。

宋神宗感知到了大宋朝廷面临的种种危机，他希望通过推行新政，挽狂澜于既倒。而为了推行新政，他必须清除主要的反对者，而坚持直言极谏的苏轼，就这样不幸地成为了“新党”和皇帝的靶子。

在苏轼身陷囹圄之时，除了夫人王闰之四处营救，出力最多的就是弟弟苏辙。

苏轼原本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于是通过诗句留下遗言。

今天，我们重读这些诗句，依然可以从中看到兄弟二人的感情之深。

《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最终，把苏轼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是王安石。

当时的王安石，已经二次罢相，远离朝政，但是，他上书给宋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北宋开国以来，皇帝一直善待文人，几乎没有杀文臣的先例。

王安石的这句话直接影响了宋神宗的决策，最终苏轼得以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8

公元1079年，北宋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这是苏轼一生的低谷。

这一年，苏轼在狱中整整被关了103天。

从不世出的青年才俊、大宋京城文学圈的“顶流”，到阶下之囚，期间一度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这对苏轼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这一年十二月，在狱中受到种种折磨的苏轼终于被释放出来了。

他的下一站，是黄州，就是今天我老家湖北省的黄冈市。

在这里，苏轼从一个北宋高级官员沦落为一个有罪在身的被贬之人。

从云端的天之骄子，跌落到凡间成为一个戴罪之人，苏轼的人生被颠覆了。

更有甚者，他俸禄微薄，一家二十余口，连吃饭都是个问题。

苏轼在黄州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定慧院。

在这里，他写下了充满了凄苦之情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好在苏轼在黄州期间，接连三位知州也许是欣赏他的才华，也许是敬佩他的为人，对待苏轼一家都还算不错。

在这段时期，写作似乎成了苏轼最大的解脱，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

除了《前后赤壁赋》，那首流传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同样诞生于此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到了这个时候，苏轼的心情似乎已经渐渐平复，他的词作再次展现了豪迈之风。只是那一句“人生如梦”，似乎隐约显出他在历经丧母、丧妻、丧父之痛和人生的巨大变故之后，对人生终极问题的一种迷茫和悲观。

2023年春节前，我专门赶到黄冈市的东坡赤壁参观。

九百多年后，物是人非。

由于长江改道，我们早已经看不到苏轼诗词里的那种壮阔场景。映入眼帘的只有一个不大的湖，湖的里边，有一道不算太矮的红色石壁，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苏东坡游览过的赤壁。

九百多年后，很多人最欣赏的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也诞生于黄州。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被很多人认为是苏轼性格中豁达、乐观、开朗因素的最好见证。

不是吗？

在遭遇了那么大的人生巨变之后，苏轼依然可以豪迈地喊出一声，“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但是，我总在想，如果真的不怕，苏轼又何必喊出这句“谁怕？”

这句“谁怕”，也许就是在告诉那些打击、排挤，甚至想把苏轼置于死地的人，“你们尽管放马过来，我苏东坡何曾怕过你们？”

这是真的放下，还是真的放不下？

那些真正想把苏东坡置于死地的人，如果看到了这首词，又会怎么想？

“你别嚣张，未来有机会，我们还会把你往死里整的。”

苏东坡一路被贬，一路写诗词，他写的很多诗词，看似豁达，又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一种蔑视和反抗之情，这似乎又激起了他的敌人们更大的愤怒和仇恨。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让苏东坡怕的。

只是，苏东坡真的会怕吗？

9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苏轼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机。

在这段被称为“元祐更化”的历史时期，“旧党”全面掌权，新法被逐一废除。苏轼作为旧党核心文人，从黄州贬谪地被紧急召回京，在短短时间内经历了快速升迁，最终直至身居要职。

公元1086年，北宋元祐元年，苏轼一路被提拔为中书舍人，官阶为正四品，负责起草中央诏令，参与朝政决策，这是重要的中枢官职。

公元1087年，北宋元祐二年，苏轼年初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官阶为正三品，相当于是皇帝顾问，并起草机密诏令，这是文人官员的核心清要之职，号称 “内相”，后又兼知制诰、侍读学士。

公元1088年，北宋元祐三年，苏轼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同时参与编修《神宗实录》，负责记录宋神宗朝历史。此时，苏轼的官职已达 “侍从官” 顶峰，虽无宰相之名，但因执掌诏令起草、皇帝讲学、史书编修等关键事务，实际政治影响力堪比执政大臣。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因为《神宗实录》涉及对新法的评价，苏轼不小心又成为了北宋朝廷“党争”的焦点。

此时的苏轼，继续发挥了他“一肚子不合时宜”的风格，针对“旧党”全盘否定变法的做法，他又提出了异议，认为变法中有些合理的部分应该保留。至此，他又得罪了“旧党”。

公元1089年，北宋元祐四年，苏轼再次请求外放。这一次，他授杭州知州，任内疏浚西湖，筑“苏堤”以利灌溉，政绩卓著。

公元1091年，北宋元祐六年，苏轼被召回朝廷，授予礼部尚书职衔，但是，由于朝堂之上“党争”激烈，他只干了七个月，就再次请求外任，并先后出任颍州、扬州知州，所到之处均推行利民举措，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公元1093年，苏轼回到朝廷，干了一个月的兵部尚书，又干了七个月的礼部尚书。

这一年，高太后崩，宋哲宗亲政，青年皇帝不忘自己父亲的遗志，又开始恢复新政，史称“绍圣绍述”。

在这个过程中，“新党”官员纷纷复起。

苏轼因“讥刺先朝”遭弹劾，被贬出京，仕途再次逆转。

10

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至惠州。

在这里，他继续为老百姓做实事，并且写下了《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今天，当我再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能想象得到那些想要“整死”苏轼的人的心态——“我们把你贬到惠州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就是要让你吃尽苦头，你倒好，不仅不觉得苦，还天天吃荔枝，甚至觉得永远做个岭南人也无妨。既然如此，休怪我们无情，那就让你去更远的南方。”

苏东坡被贬惠州，让惠州这个当年的偏远之地，变成了很多人心中的圣地。

正所谓：“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在惠州之后，苏轼又被贬往海南，担任琼州别驾，安置在儋州。

据说，这在当时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处罚。

“新党”那些人可能觉得，这下你苏东坡该真怕了吧？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苏东坡竟然在这里又美滋滋地吃起了生蚝。

直到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才终于获得了北归的机会。

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写道：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如果有心人读之，确实又可以看出他讥讽朝政的意思。

孔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苏东坡的意思也非常清楚。

此外，他被整得这么惨，他却说，九死不悔，而且还说，自己被贬到海南的这段奇特经历，也创造了他人生中的一个记录。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苏东坡，真的怕了吗？

公元1101年，北宋建中靖国元年，获赦后的苏轼，努力地朝着京城的方向前行，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垮了，他终于再也回不到大宋的京城了。

这一年五月，他在金山寺（在今江苏镇江）内看到自己的画像，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

《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此时的苏轼，已经形如槁木、心似死灰了。

少年的他，跟着母亲读书，也曾想过为国为民、建功立业、青史留名。

青年的他，考场得意，一鸣惊人，但却接连遭遇了丧母、丧妻、丧父之痛。

中年的他，被迫卷入到了北宋朝廷最严重、最残酷的“党争”，一度被人诬陷，身陷囹圄，朝不保夕。大难不死之后，谪居黄州。后来又身居高位，但始终壮志难酬。

晚年的他，一贬再贬，最终客死在返京途中。

他这一生，才华横溢，虽千百年后，仍光彩照人。

他这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遗憾，也充满了精彩。

如果用“现世的成就”来看，苏轼一生可算是非常“潦倒”。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短短的一生最宝贵的只是一种体验，而非一种目的，那么，苏轼的一生又是丰富多彩的。

在交通十分不便的年代，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他吹过黄河的风，他看过长江的浪，他体会过惠州定慧院里的孤寂，也看到了月明之夜琼州海峡的辽阔。

他的一生，是不幸的，也是非常幸运的。

造化弄人，让苏轼颠沛流离，但正是这种颠沛流离激发了他内在的创作冲动，让他为中华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在困顿中不失生活情趣、永不消沉的意志，又给了千百年来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可以仰望、可以依靠的精神寄托。

台湾作家李一冰，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之后，又写下了《苏东坡新传》。

在与这本苏东坡传记有关故事里，我们看到，作传者与作传的对象，隔了800多年的时空，却产生了极强的精神共振。

李一冰，原名李振华，原籍安徽，1912年生于浙江杭州。他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还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抗战胜利后举家迁到台湾生活，陆续在新文学重要刊物发表白话散文，有着扎实的国学与文字功底。

1967 年，56岁的李一冰因旧友的报复性告发含冤入狱，度过了四年铁窗生涯。狱中他失去自由、处境艰难，而苏东坡的诗词成了他的精神慰藉，他将两千多首苏轼诗词背得滚瓜烂熟，这些文字陪着他熬过了漫长的狱中岁月。

出狱后，李一冰于1971年开始着手撰写《苏东坡新传》。此后8年里，他没有助手、没有稳定收入，全靠老伴支持，埋首于各类史料之中，坚守 “不写一句没有根据的话” 的原则，精心考订史事、钻研苏诗。1979年，这部七十余万字的传记终告完成，1983年以笔名正式出版。

我个人认为，《苏东坡新传》，是迄今为止，有关苏东坡的最权威、最详实的传记，没有之一。

尾声

我听到很多人说，苏东坡很豁达，很乐观，很开朗，但是，我却一直对此持保留意见。

从常理出发，任何一个人，如果真经历过苏东坡那充满了悲剧、充满了挫折、充满了委屈、充满了困顿的一生，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豁达”，更不可能潇洒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在我看来，苏东坡不是豁达、不是乐观、不是开朗，而是他一生的伤，太多、太深、太痛、太沉，他不得不咬紧牙关，一次又一次坚强地、倔强地、故作潇洒地挥一挥手。

这说到底不过是“挺下去、活下来”。

为了不发疯、不抑郁、不走上绝境，苏东坡不得不忘掉那些不断吞噬他内心的痛苦和悲剧，他努力只记得人世间的美好。

这是一种赤子般的纯真，这也是一种屡遭绝境后的习惯性、选择性遗忘。

苏东坡在文字的世界里纵横驰骋，这是一种抒发，也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解脱。

苏东坡终其一生，一定是在活在沉重的痛苦之中的。

只是，他不想把这种痛苦说出来，因为，他知道，他说出来，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只会让那些痛恨他的人更加得意。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对于一个从小就志向远大，后来又一鸣惊人的天才来说，怎么可能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番不朽的功业？

怎么可能不想上受到皇帝的赏识，中受到百官的尊重，下受到黎民百姓的敬仰？

但是，苏东坡的个性注定了他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北宋朝廷的种种沉疴和弊端，特别是连绵不绝的“党争”，注定了他做不到。

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黄州、惠州、儋州，恰恰又是苏东坡一生的骄傲。

在这里，他达到了自己创作的高峰期。

他越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屡屡不得志，他越是屡屡在自己精神的世界里活得潇潇洒洒，活得青云直上，活得恣意汪洋。

人人都说苏东坡洒脱，我却希望大家在他的洒脱之外看到他内在的痛苦。只有这样，我们对苏东坡的理解才不至于浅薄，才不至于俗套。

痛苦，本来就是人生的底色。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中，刻画了米开朗琪罗虽天赋卓绝，却一生饱受苦难、在艺术创作中不断与困境搏斗的形象。

这句话正是罗兰对这类英雄的注解——“真正的英雄从不是拥有超凡能力、能规避苦难的人，而是看清生活本就充满挫折、艰辛甚至不公等真相后，没有消沉退缩，依旧怀揣热忱面对生活、坚守信念的人。”

这才是那个真正的苏东坡。

这才是苏东坡的真相。（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