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创新：个人英雄主义vs集体主义？

赛格特约作者  刘远举

罗永浩在一个近期的视频访谈中说：科技公司大部分不是创新型，而是追随型的。华为很牛逼，但他是追随型企业。Oppo、vivo、小米都是追随型企业。实际上从成功概率上，创新型企业的概率就很低，追随型企业从商业概率上，要远比创新型来的容易”。

《罗永浩的十字路口》罗永浩x何同学对谈截图

老罗这段话，实际在比较中美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公司现在也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比如全球创新50强，经常会有5-10家中国企业入选，很多中国科技公司的研发投入也很大。所以，罗永浩这里所说的创新型企业，实际上是指颠覆式、开创性创新。在他看来，“创新型企业通常是靠个人英雄主义，而追随型企业，用现代化的管理和机制”。

这也是这几年议论比较多的话题。很多人认为，这些年，我们的企业家和美国的企业家，出现了气质上的巨大差异。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马斯克的星辰大海，遭遇了马云的人间烟火，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马云的生意太low了。更经常被翻出来的例子，是杨元庆和马斯克的对谈，以及黄仁勋2013年参加小米发布会的视频。

他们觉得，美国在搞可控核聚变、页岩气革命、火箭回收、脑机接口、ChatGPT……反观国内，企业家在思考让人们点击广告，或是借高利贷。即便中国公司的创新，也是在美国企业开创的技术路线上，进行微创新和赶超，而没办法开创出新的技术路线。

技术创新：冒险精神和英雄主义

罗永浩这段话，是用个人性格去解释中国企业家和美国企业家的差距，即中国企业缺乏个人英雄主义。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

个人英雄主义这个词，往往与偏执、冒险、独断、热情、勤奋、独行特立这些品质联系起来。正如intel前CEO安迪·格鲁夫的名言：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格鲁夫认为这种“偏执”是保持对潜在威胁的高度警觉，他认为“技术公司死于自满，而非外部竞争”

暂且撇开中国企业家个体是否缺乏这些品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是缺乏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认同的。至少在在各级领导看来，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独断专行，不顾及实际情况。”

个人英雄主义在创新中，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冒险精神。比如，微软冒险投资OPENAL，开拓出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但中国社会对冒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天津大爷跳水，被禁止了。北京一些公路两侧，也陆续建了阻拦网。一流大学的校园，普遍需要预约才能进入。舆论多强调提升安全，但有些活动的本质，就是不安全。都安全了，活动就没有意义了。

这些冒险活动，的确像很多人所说的，是吃饱了。但一个群体，只有吃饱了，才能去关注那些饱腹之外的事，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行为，比如仰望星空、研究无用的数学、创新。一定会遭受损失、死亡，但同时，一定会得到一些珍贵的东西。

冒险，不仅仅是体育活动，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它要求人们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敢于冒险、勇于拼搏。这种行为、这种行为背后的精神，其实与创新行为、创新精神是高度相似的。

谨小慎微，为了安全不断地限制自由，会让群体墨守成规。而群体是个体的基石，社会氛围是个体行为的基石，不可能将之截然分开。不可能社会不接受任何极限运动，而又要求企业家群体在创新时具有冒险精神。一个人不敢冒爬一座小山坡的风险，企业家自然也不愿意冒赔钱的风险，科研人员自然也不愿意冒赔上自己名声、事业的风险。

所以，对个体的尊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基础。一个社会必须尊重个体的冒险精神，才有更多的创新。所以，可以说因为整个社会缺乏对冒险精神、个人英雄主义的接纳，影响到了技术领域的创新。

英雄主义要制度支撑

企业是一个组织，受法律、公司制度、资本市场规则、社会氛围等诸多因素制约。企业家的个性特征，自然也受制于这些因素。

北京时间11月7日凌晨，尽管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等多家机构投资者明确反对，在特斯拉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超过75%的特斯拉股东，仍然批准了马斯克的1万亿美元薪酬方案。特斯拉股价盘后上涨1.69%。这份为期十年的“业绩对赌”薪酬协议，可能把马斯克送上人类首个“万亿美元富豪”的宝座。

特斯拉的股权架构是同股同权的，特斯拉庞大的散户股东，纷纷支持马斯克。社会氛围容忍、看重马斯克个人英雄主义在企业中的作用。

实际上，美国资本市场有一套制度，支撑企业家的个人英雄主义，那就是同股不同权。科技公司的特点，往往需要为了技术创新的潜在的长远利益，放弃短期利益。这往往需要独断专行，所以科技公司往往采取同股不同权的AB股制度。

A类股一般由创始人和主要投资者持有，通常享有决策权和控制权。而B类股则由其他投资者持有，他们一般只有收益权，没有多少决策权。这种结构下，即便公司大量融资，企业家仍能保持对公司决策的控制，自然就更能发挥个人英雄主义，在开拓性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例如，META、谷歌、京东等互联网公司都采用了这种股权结构。

但基于中国《公司法》“一股一票”的规定以及两大交易所制度的约束，在国内上市的公司，则是不允许有AB股架构的。好消息是，近年来，中国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为“同股不同权”公司上科创板铺平了道路，也就为中国的科技企业，有更多的个人英雄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

英雄主义离不开时代背景

人民网说：只有时代的马云，没有马云的时代。

美国是发达国家，人均GDP在7.6万美元左右，而中国在1.2万美元。中国GDP达到了美国的60%—70%，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总量大。但14亿人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能全部用来投资科技，也不能都买科技产品，还得吃饭穿衣。所以，科技公司从经济中获得支撑是不一样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企业的特征必然也是不同的。

用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如果觉得中国企业家没有开创性精神，那么，同样的，美国中产都在买游艇，家里有泳池，而中国中产还在买10来万的车，流行的也是跑步这样廉价运动。中产生活模式、企业创新特征的不同，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国家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除了经济发展阶段这个背景，还有技术发展阶段这个背景。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的炫目的技术创新，都是源于多年之前。

克劳德·香农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为现代数字通信、数据压缩等领域奠定了数学基础。这也是任正非所说的5G的基础，香农因此被称为“信息论之父”。这篇论文的发表时间是1948年。

1964年，哥登·摩尔就提出了摩尔定律，那时中国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走出来，酝酿一场新的革命。OpenAI是现在最热的公司，这家公司最危急的时候，是微软大手笔投资救了它。而微软成立于1975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恢复高考。1995年，马云还在卖黄页的时候，微软就是全球垄断性操作系统公司了。

所以，基于不同的经济、技术发展阶段，中美的科技公司，很难直接去比较开拓性创新能力。

现在都觉得当年联想没做芯片，错失良机。但当年的联想，不过是亚洲销量第一。现在苹果，坐拥全球手机一半市场，是全球利润最大的公司，才开始实施赶超wintel联盟的战略。当年的联想搞芯片，必然会失败。实际上，当年倪光南是拿到钱研发芯片的，最后失败了，被人骗去搞了房地产。

柳倪之争：“市场派”和“技术派”的碰撞

再比如，很多人说，当年中国就搞过大飞机，搞过光刻机。但是，搞一架飞机出来，和量产进行商业飞行是不同的。至于光刻机，70年代，半导体光刻技术刚刚出现，中国还能跟上，随着技术快速发展，没有深厚的工业基础，是难以跟上的。这就像小学生和大学生，一起学游泳，最初姿态都差不多，但后来小学生不可能和大学生游得一样快。更何况，60年代，在中国收音机都是稀罕物，更别说去买CPU。没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利润支撑，半导体就要靠国家一直输血。

但那时，中国更需要输血的是钢厂、发电厂、公路、铁路、医院、公共厕所。所以，即便中国那时全力发展半导体，最终也会因为没有钢厂、发电厂、公路，经济贫弱，最终被拉下差距。而经济的基础，那些本该有的钢厂、发电厂，全部成了荒废的半导体设备。

所以，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情不同。

承接技术扩散的集体主义创新

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其中也包含了技术发展的作用。从长期看，只有当资本和有效的技术发展、技术创新相结合时，生产率提高，供给增加，才会导致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一经济现象的实质是技术转移和承接。出口的实质是参与国际分工，国际分工背后则是技术扩散：FDI、进出口、世界工厂都是技术扩散的结果。

一个产品转移到中国生产，外国工程师来帮助完成量产；为了降低成本，培训本地化的人才，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这些都帮助中国学习到了技术，这是一个技术扩散过程。

其实，技术扩散很多时候，比这些模式更简单。

一句话就可以导致技术扩散。如果可以穿越到古希腊或中国的春秋时代，可以给古人带去一句话。那么，应该带去怎样的一句话，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家费曼说：假如只允许把人类的科学史压缩成一句话，它就会是：一切东西都是由原子构成。这一句话，就可以刺激现代化学的萌芽，然后紧接着就是物理上的大发现。

中国创业创新大潮中，有一个所谓的Copy from America。同样的，看到马斯克的筷子火箭、战斗机的形状、人工智能要并行计算，这些简单的描述，都能节约大量的试错成本。

因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术转移，已经过市场甄别，承接技术一方已经知道高速公路、地铁、发电厂、水坝、核电站、纺织厂、炼钢厂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场的技术和经济合理性——即使这种经济合理性在短期不存在，但长期来看，总体上肯定是正面的——只要上马，有量、有速度即可——无须损失在试错中的效率转化成了发展速度。

在这个过程中，在大政府模式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产权弱约束，不追求市场效率，忽视风险就成为了承接技术扩散的优势。

目前，中国在“从1到100”的产业化扩张方面，已展现出全球瞩目的能力。这指的是将一项已被验证的技术或原型，通过整合产业链、政府促进投资等方式，促进大规模制造和持续优化，进而发展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效率成熟产业。在新能源车、光伏方面，中国通过这种模式，已经占据了全球优势地位。

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技术投资、补贴，微创新、再创新、产业链创新，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承接技术扩散过程中的集体主义创新。

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崛起，也是源于这一模式。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共同作用，政府的扶持政策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市场的需求则不断推动着技术的创新与进步。需要指出的是，新能源车表现最为抢眼的并非与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国有企业，而是如比亚迪、吉利、理想、蔚来等民营企业。企业在政府扶持政策之外，通过企业家才能，成为了行业佼佼者。

2025年诺奖得主、经济学家阿吉翁就盛赞中国成功结合了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某种程度上，这恰恰是中国企业家把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实现了结合。而只有在这基础上，才会刺激出中美企业、企业家之间的对比——毕竟已经没有人拿欧洲日本的企业、企业家和美国对比了。

在时间维度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例如，上世纪90年代，在486时代，那时，没人觉得中国企业家应该有开拓性精神，去做一款差不多的产品。而现在，人们愿意比较中美企业的创新。

所以，不是这些年出现了差别，不是改革开放没有一直实施科技赶超造成了差距，恰好相反，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才缩小了差别。中国企业已经能够紧跟世界技术创新前沿，才有了对比的可能。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华为，能在短时间内，沿着已经明确的自动驾驶、GPU技术路线，快速实现国产化。这个过程，需要有魄力的企业家，需要优秀的工程师、需要市场竞争环境。但显然，这个过程，需要较少的个人英雄主义，需要较多的现代企业管理，以及协调各种关系。

过度追赶导致边际效益递减

但是，毋庸讳言，承接技术扩散式发展，只要上马，有量、有速度即可，也带来一个惯性问题，就是容易投资过度。

罗永浩恰好也在这个问题上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六年过去了，5G有什么真正的作用，对于普通用户，专业领域我们不说哈，我是遗憾这6年没看到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出现。纯粹的技术进步，有时候你不知道它应该做什么，但是后来可能就有用了。我是完全支持技术进步的，但是也有很多出来了以后，当时花了无数的心血投入，但最后就一直也没什么用”。

2G-3G-4G，技术路线明确了，中国沿着这条道路，实现了5G网络的领先。但是，在救护车上通过5G做手术，自动驾驶用5G操控，这两个当年的经典5G应用，完全没实现，是伪需求。实际上，现在5G的用途，大多数是可以被低成本的WiFi取代。

比如，国外有一种技术，就是通过家里的wifi信号，打电话。也就是说，即便周边没有基站，只要家里有光纤宽带，别人拨打你的号码，你也能接到电话。再假设一下，如果wifi没有实名制，大商场、店铺，都提供免费无密码的wifi，那么，5G的意义还剩下什么呢？当然，在市中心，铁路、公路沿线等场景，还是需要5G的，但5G的基站就完全不用那么密集和普遍了。

再比如高铁，也是一个承接技术，再进行技术创新，反向输出技术的典型例子。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投资过度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的高铁都不赚钱，很多人觉得以后发展起来了，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但是，随着人口减少的趋势，和人口向东部聚集的经济规律，很多地方的高铁，在可见的未来，也就是50年到100年间，是永远不可能盈利了。而更远的将来，高铁的投入已经折旧完了，简单地说，任何基础设施都有寿命。这就意味着，浪费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了。

被模仿，不一定就是创新

帆船比赛，海上风发生转向时，领先者不应去判断风险是否变，由此选择是否调帆的方向。而是应该回头看落后自己的对手。落后者调，领先者也调，落后者不调，领先者就不调。如果落后者判断对了，能从风中获得最大动力，领先者也能。最终能获得冠军。如果落后者判断错了，落后者慢了，领先者也慢了，但仍然能保持领先，获得冠军。无论对错，都可以保持领先。

如果不跟追赶者采取一致的措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他的判断对了，从风中获得最大速度。你的判断错了，停下来。他赶上你。另一种，他判断错了，你判断对了，他停下来，你领先得更多。但是，这种领先对于获得冠军，保持优势，是没有意义的。不值得拿失去冠军去冒险。

这就是著名的“领先者模仿追赶者”策略。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全球创新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这引发了各国对中国的模仿，甚至包括领先的美国，也开始注重产业政策，在AI产业、制造业回流上施加政府影响力。

但应该看到的是，领先者的模仿，并非一定因为追赶者策略是对的。而是为了“都对、都错”，保持优势。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明确两个问题：

第一，当我们取得一定成就，被领先者们模仿，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创新，或者说我们的创新已经落地成模式；

第二，如果我们追求颠覆式创新，就要给予个人主义以更大包容，就不能沉迷在产业政策多么有效中，后者对集体主义的强调，更适合追赶，而不是创新。

综上，罗永浩的观点基本是站得住脚的，他把华为、三星、小米归为追随型企业，是能自圆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