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对元朝的误解和谣言

关于民间对元朝的误解和谣言

蒙古甲长和初夜权

网上有种言论，说：

“元朝把汉人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长进行监视”；

“汉人结婚，新娘要让蒙古甲长行使初夜权”。

还有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元朝时期的汉人媳妇，会把头胎摔死，因为担心头胎血统不纯”

“汉人在元朝是十户一把菜刀，做饭时蒙古甲长会现场看着，以防汉人拿着菜刀造反”

这些个谣言的制造者不懂元朝的社会治理体系。

因为“二十家为一甲”对应的是保甲制，而保甲制是宋代实行的制度，到元朝就没有了。

根据《元典章》 ：元朝的社会基层组织无论城乡都叫“社”。

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颁布命令：

“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

而且管理“社”的不是蒙古人，是“合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

——社长都是基层群众自己推举出来的。

再者，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也就几十万人，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南方没多少蒙古人。

例如，

南京所在的集庆路，汉人有二十二万多户，蒙古人十四户；镇江路汉人十万多户，蒙古人二十九户。

想搞蒙古甲长，人口也不允许啊！很多南方的州县，终元朝百年，也没见过一个蒙古人。

既然没有“蒙古甲长”，那么“初夜权”呢？

实际上，蒙古作为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初夜权”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类似的制度存在过。

还是拿南京所在地集庆路为例子，路指得是市府级别的行政单位，集庆路管辖面积当时达一万平方公里。这么繁华的地方在当时只有14户蒙古人，如何实行初夜权？如果强行实行，先别说肯定引起暴动，得先把这14户蒙古人给活活累死在床上。

倒是西欧中世纪有过类似的制度。

电影《勇敢的心》中提到英格兰贵族拥有苏格兰新娘的初夜权

元朝蒙古人打死汉人只赔一头驴

这个谣言的制造者应该没有看过《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

《元史刑法志》明确记载：

“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无银者征中统钞一十锭，会赦免罪者倍之。”

并没有民族身份的区别。

《元典章》记载，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福建南剑路达鲁花赤（元代蒙古官名）忻都，因为仇恨被他索贿的汉人涂仲十向上级举报他，因而将其骗入自己家中杀死。

事发后，福建行省上报中书省，以“故意杀人”罪名定其死罪。（注意，蒙古人故意杀汉人，不但要处死，还得单独赔给受害者丧葬费，这在以前朝代的法令中是没有的。明清继承了元朝创立的赔偿烧埋银制度，但赔偿金额降为十两）

但因当时正好赶上元成宗刚登基继位大赦天下，忻都侥幸得以免死罪活命，但按元律加倍征烧埋银一百两给受害者家属。

无论五十两还是一百两白银，就只值一头驴？

元朝中期一匹最好的西域战马价格是三十两白银，普通蒙古马价格是八两，成年壮牛是十两，驴子仅需二两。当时中国的白银比较稀少，五十两白银在当时算是一大笔钱。

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

这典型的断章取义了。

元代的法令文书集《通制条格》中有关于这个规定的背景和细则。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中书省兵部报告说，怯薛军（元朝的禁卫军）人员外出时，向沿途百姓强求食物和住所，导致军民之间经常发生争端和矛盾。

刑部因此下文说：

“今后遇有怯薛歹蒙古人员经过去处，依理应付粥饭宿顿，安下房舍，毋致相争。如有蒙古人员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指证所见，于所在官司赴诉。”

就是说，要求汉人百姓如果和怯薛军发生了争执，不要和他们对打，而要向官府告状，由官府来处理。

元代的怯薛军是皇帝的禁卫军，全部由蒙古和汉人贵族子弟担任，至少得是那颜和侯爵家的子弟。

刑部的这个命令颁布以后，忽必烈又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特别做出指示：

“从今已后，无俺文书呵，不拣谁根底不教与呵，怎生？奏呵，是也。休与者。”

翻译一下：

从今以后，怯薛军人员出去，如果没有皇帝的手令，不管什么出身，百姓都不用供给他们食宿。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针对这个问题再次做出指示：

“风雨晚了呵，无奈何生受往来底人每根底，经过底百姓每，他每根底与了宿处有底，茶饭与者。这般道了也么道，因而教百姓每生受，行的人每根底休与者。这般依本分与了呵，使气力教百姓每生受底人每，汉儿人休聚打者。近呵，那般人根底拿将来者。远呵，他名字写将来者。这昔宝赤每、贵赤每、哈剌赤每、探马赤每、放官头口底每、阿速每、放骆驼底每，八儿赤每，秃鲁花每（以上都是元朝宫廷人员的官职名称）根底，休与者。这般人每根底，监察肃政廉访司官人每体察者。”

翻译一下：

如果遇到了天晚了或者风雨天气，宫廷里的人员跑到百姓家里要求食宿的，百姓不要跟他们争执，不要打他们（我想，在当时敢于殴打怯薛军的百姓，肯定是凤毛麟角），先供应他们食宿，然后把他们的身份或名字记下来，让监察肃政廉访司的官员负责查办他们。

至元三十年（1293年），忽必烈又一次进行了强调：

“今后怯薛歹每昔宝赤每等勾当里去，晚了呵，宿处粥饭马草料，他每根底据有的与者，值风雨信 ，休打，那人每的名字记了，合属官司陈告，申覆上司究治。”

翻译一下：

今后怯薛军及其他宫廷人员如果出去办差，天晚了到了百姓家要求提供食宿的，百姓们不要和他们发生争执，不要打他们，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和名字，去报告官府，由官府来惩治他们。

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规定，是特指汉人和元朝禁卫军和宫廷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言。

不能代表说是元朝针对蒙古人和汉人指定的法律制度。

不妨再看一个案例——

据《元典章》记载：

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江西行省报告，万载县县尉（县公安局长）和元（汉人）因为和本县的达鲁花赤（县委书记）捏古伯（蒙古人）之间有矛盾，在某个晚上两人相遇时发生了口角，进而互相撕扯。

和元的儿子和仲及部下朱辛一见状，上前帮和元痛打捏古伯，“将捏古伯拖扯下马，捽脱须髯，殴打带伤。”

这件事上报以后，江西行省做出处理结果：

“即令和元回避本县，别行求仕。”

第一责任人和元换个地方当官，这事儿就这么了了。

元朝汉人十家一把菜刀

这也是没有史料记载的。

《元史刑法志》有明确记载：

“诸汉人持兵器者，禁之”，但“汉人为军者不禁”。

只是限制汉人百姓持有兵器，汉人士兵并不禁止。

同时“诸打捕及捕盗巡马弓手、巡盐弓手，许执弓箭”，这些捕快、弓手也都是汉人担任。

可见所谓“元朝禁止汉人持有兵器”是不存在的，只是禁止民间私自持有兵器而已。即使是现在，你家里放把开刃的大砍刀，也不行吧？

除了兵器，“诸民间有藏铁尺（就是类似日本忍者用的那玩意）、铁骨朵（铁锤），及含刀铁拄杖者，禁之”，因为这些玩意儿虽然不算正规兵器，但都是杀伤力较强的斗殴神器。

搁在今天就叫“管制刀具”，所以要禁止。

但一般的生产生活用具并没有禁止的条文。

例如，农民常用的叉草的铁叉。

《通制条格》记载：

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河南行省查或一名歹徒，所持凶器为两股铁禾（即铁叉），请示中书省说：

“若不禁治，切恐因而别生事端”。

中书省经过商议后，回复说：

“铁禾系农家必用之物，既非军器，难以禁治。”

铁叉的杀伤力远比菜刀强，铁叉都不禁止，又怎么可能禁止菜刀呢？另外，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任何一件农具，如镰刀、斧头、锄头、铁耙子、铁锹的威力都比菜刀威力大，元政府这些家伙事都不禁止，单单禁止汉人有菜刀，还得专门派蒙古人看着汉人做饭，生怕汉人在做饭的时候，拿着菜刀扯旗造反……这是小孩子才能信的谣言，可很多历史小白们却深信不疑！再设想一个画面，一个拿着菜刀的汉人老百姓，竟然能对身穿几十斤重的全套札甲，右手握着马刀，左手提着长矛的蒙古骑兵产生重大威胁，这还是蒙古骑兵么？这拿着菜刀的汉人老百姓是郭靖还是杨过？

最下面是蒙古骑兵的复原图，试问，哪国生产的菜刀能对付如此穿戴的蒙古士兵？

实际上，关于元朝统治汉人到底残暴与否，有一个人的回答最具权威性，这个人就是朱元璋。

明朝官修《皇明宝训》记录了朱元璋的一段话：

“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小人但喜宽。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朱元璋的大意是说，元朝对老百姓的管治，实在是太宽松了，元朝就因为宽松丢掉了天下。现在我朱元璋治理明朝，我一定要吸取元朝的教训，我一定要用刚猛严厉治国，只有这样，才能安定天下。

细细想之，蒙古人打仗时候的豪放，和治国理念的宽松，可能是同一个品性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豪放型的性格，容易成功，也容易失败，总之，历史的有趣之处是：元朝灭亡之后，后来的明朝、清朝，对待汉人老百姓，都比元朝要严酷得多，仅以处决死刑的人数，元朝是所有朝代中最少的。有史可查，忽必烈当政时期，死刑最多一年是278人，最少一年只有7人，还有四年没有死刑。这个数据在中原王朝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明初四大案，清初三大案，皆是动辄几万人的死刑。

元朝对待读书人的态度实际上也是不错的。大家一定听说过九儒十丐，意思是在元朝时儒生的地位不如乞丐。这还是误解。“九儒十丐”的说法出自两部南宋遗民著作：《叠山集》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和《心史》中的《大义略叙》。

《叠山集》的作者谢枋得是南宋官员，曾经率军抗击元兵。宋朝灭亡后，元廷多次征召谢枋得，他都坚持拒绝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谢枋得绝食殉节。在他的书中有提到，当时拿儒生取笑的人，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

元朝建立后，把所有读书人以家族为单位编为儒户。

儒户阶层，则要保障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读书。在国家选拔官吏时，准备考试以备征召。由于儒户劳心不劳力，所以元朝儒户不需要承担任何徭役赋税，这一权利有别于一般的百姓。除此之外，儒户还可豁免丁税（人口税），如果拥有四顷（60亩）以内的土地，不需要缴纳地税。凡是在籍的儒士，都可以获得官府提供的廪米，这相当于奖学金，数额与基层小吏的工资相当；在学校读书的生员（学生），由学校提供每日两餐饮食（在学校可终身学习，而且不用交一分钱学费，无毕业时间的规定，等于是国家终身给你提供一日两餐）而且元政府规定：哪怕是国家紧急状态，各地政府机构需要征集民间物资，也不能从儒户家里征集。儒户地位待遇是世袭罔替的。元末儒户数量达11万户。

综上所述，看来这儒户的日子，可远比普通老百姓过得滋润。

还有人说元朝没有科举，读书人当不了官。这还是误解。

元朝虽然科举经常停办，但绝不是没有，现在可统计出元朝共有科举进士1300人，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刘伯温（投奔朱元璋前，刘伯温当过元朝的县令）元朝之所以经常停办科举，并不是轻视读书人，而是有自己的无奈。

元朝的贵族数量庞大，光是封汉人的侯爵就有几百家，这还不算蒙古色目人贵族数量。这些人的子弟亲戚遍布整个帝国，元朝政府必须优先照顾提拔他们，可官位就那么多，实在是狼多肉少。

可即使是这样，元政府也考虑必须平衡读书人的情绪。

根据《元史》、《新元史》和《蒙兀儿史记》的记载，元朝中期三品以上的官员有864位，仅汉人就有409位，虽然他们并非都是科举出身，却都是儒士入吏，也就是从做地方小吏开始，为官府办理文书和各种事务，不断升迁，被选入廉访司（监察百官的机构），升为掾吏（官署属员），然后才出职为官，成为有品阶的官员。

元仁宗时期，很多官府的胥吏由儒生担任，出现朝廷以儒术治理天下的局面。

到了元末，天下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员都是汉人。

忽必烈曾经问一个大儒：“孔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大儒回答：“孔子就是上天的翻译，把上天的话翻译给众生”！

世祖听后连连点头称是。

世祖问近臣廉希宪：“孟子的学问精妙处在哪里？”

廉希宪：“为人臣者当忠，为人子者当孝。这就是孟子学问的精妙”。

世祖听后大悦道：“说的好，太对了”！

此文的目的，不是给谁洗地。

历史上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最好找到原文看看再说。实际上，关于元朝的种种谣言，基本上都是一百三十年前甲午海战后出现的，据说还都是什么日本珍藏所谓的中国孤本秘籍写的内容。这明显就是日本人炮制出来的伪史，目的就是挑动族群冲突，为他们日后的侵华战争助力。单以制造历史谎言威力而言，日本人简直比韩国人高出了一个纬度，韩国人的历史谎言只是让大家感到可笑，而日本人精心炮制出的谎言，却直到今天还在欺骗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