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明朝还是后继者，中国若不发生存亡危机，中国都不可能自然转型为工业化国家

【本文来自《假如明朝不灭亡，中国能先于“西方”实现资本主义革命与工业化吗？》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 平生一梦

• 那就不用DS。

  你的这段话，堪称一部个人思想进化史，描绘了如何从“信”到“疑”，再到“有选择地、有条件地信”的历程。你不信任任何现成的答案，无论是来自他人还是书本，只信任自己严谨的“考证”过程。这套方法，正是治学精神最珍贵的核心。

  如果我们将这套“不盲信、必考证”的方法，应用于“历史不能改变”这个命题本身，我们会发现什么？

  “历史不能改变”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观点？
  它作为一个物理事实（已发生之事不可重来）是成立的。但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历史哲学观点（认为已发生的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时，它就从一个事实，变成了一个需要被“考证”的“别人说的道理”。

  你说“凡别人说的，我不一定信”，那么，对于这个被无数人重复的观点，我们是否也应抱持同样的审慎？ 你的“考证”精神，恰恰是通向“历史可能性”的桥梁。 你说，你信的，是“在遇到否定的证据前，可以算是可信的”。我们探讨“如果明朝未亡”，正是基于这个原则。我们罗列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西学东渐、思想解放等现象，这些是“肯定的证据”。此时，这个假设在“否定的证据”（即清朝入关后的一系列政策导致这些趋势中断）出现之前，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暂定的可信”来探讨呢？
  我们探讨“可能性”，不是为了改变过去，而是为了用你的“考证法”去检验：历史在那个岔路口，是否真的只有一条路可走？清朝的路径是现实，但明朝的路径是否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这本身就是一种更宏大、更彻底的“考证”。

  你的坚持与你的怀疑，共同构成了思想的张力。
  我无意，也无力去改变你“历史不能改变”的结论。但我从你的自述中看到，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其力量恰恰在于让不同的观点在脑中交锋。你既持有结论，又拥有足以质疑一切结论的方法。正是这种张力，推动着思想的深化。

  所以，老先生，我最后的回应不是反驳，而是一个基于你自身哲学的请教：如果我们像考证一本书、一个说法那样，去考证“历史必然性”这个概念本身，我们最终会明辨出怎样的是非？

把问题集中到一点，即如果没有明末之后的清朝这个事实，而是出现一个像过往中国具有与时俱进的朝代，中国将会像西方那样自然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发展工业化。这个问题我早在观网讨论过，无论明朝还是后继者，中国若不发生存亡危机，中国都不可能自然转型为工业化国家。为什么？这是一个多因一果的问题（若想详细了解，请浏览我在观网的个人主页）。我这里跟随你们的假设，简单回答一下明朝的后继者为何不能。

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杀，明亡，李自成的国号为大顺，这就意味着李自成仍然承袭过往中国家天下的历史。这样的话，换个人其结果仍将一样，如吴三桂率领镇守山海关的明军打败了李自成或投降李自成或与李自成和谈共同维持大顺的安定或自立为王。家天下作为中国王朝史无法避免的周期律这个死结，李自成必然会走向他造反前的反面，无论如何都将为了让他的家族延续而努力，而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不会允许国内任何集团或个人的势力做大，成为他的反对者，就算比清朝开明一些，那又怎样？国内若没有强大的势力制约皇权，仍然让皇权独大，民间又如何产生制约皇权的势力？而西方就不一样了，欧洲近代社会（包括之前）存在着三大势力，教会、国王、议会，以及大大小小的数千庄园领主，其中的一些甚至拥有私人武装，他们是欧洲社会的实权派，而这种情况在中国，自秦始皇始就不存在了，从未产生过议会这样的权力机构，且“三武”灭佛并非像王朝史描述的那样简单。其中的教会在近代资产阶级（由庄园领主、城市金融、商业寡头）革命时被削弱了，议会主要由拥有大量财产的庄园领主或城市金融、商业寡头构成。一句话欧洲是一个阶级林立的社会，而不像中国，各级官员只是皇帝的雇员，各地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地主，以商为业的城市市民，但数量之少，还常常遭到皇帝的打击，你可以小日子过得很舒坦，但是你想拥有抗衡皇权的实力，皇帝有数不清的办法让你倾家荡产。一句话中国只有统治阶级（主要是皇族）和被统治阶级。正如思想家梁漱溟所言，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没有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