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秩序坍塌前夜，中国对“自主性”的强调值得深思

殷之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导读】七十年前，亚非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首次以集体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倡导文明平等、自主发展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愿景至今仍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全球南方”一词在国际政治经济讨论中强势回归。发展失衡与政治霸权的矛盾早已超越单一国家的范畴，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资本主义现代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共同构筑了现行国际体系，使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结构性困境。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葛兰西便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意大利“南方问题”的本质。而他的结论几乎可以直接用来描述当今世界。通过重新回到葛兰西，当今世界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得到了揭示。

本文认为，葛兰西所提出的一体但不平衡发展催生了全球南方问题。文章梳理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南北差距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具有单向性的特征。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被描绘成国家发展的唯一可行道路，全球南方国家被迫依附于不平等的世界市场秩序中，并由此造成了深刻的发展不平等问题。

本文进一步指出，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全球南方的集体自主性与发展赋权。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被放置于全球南方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考察。文章主张，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仅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路径依赖，更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与实践启示。通过这一分析，作者强调，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不仅是一种现实趋势，更是对世界秩序进行再塑造的历史机遇。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全球南方与东南亚”论坛专刊，与会学者倡导建立全球南方网络（GSN），探索全球格局重塑背景下的区域合作路径与发展模式创新。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南方问题及其超越

▍葛兰西视角下的南方问题

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不平衡发展已经引起都灵共产主义者的警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南方沦为北方资产阶级“待剥削的殖民地”[1]。尽管同属一个国家，“工业北方”与“农业南方”之间的发展差距使国家陷入了持久的对立状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南方描绘成社会落后、文化懒惰的象征[2]，几乎视其为阻碍意大利整体社会发展的枷锁。而在南方内部，社会也已经极度分裂，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方人“无法对他们的诉求与需要给出一个统一的表达”[3]。

葛兰西富有洞见地指出了“一体但不平衡发展”（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的问题。南方和北方都无法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真正发展。然而，两者也都无法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达成共识。对葛兰西而言，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大众形成”的机制——在有机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南方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可以有机地结成联盟[4]。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100多年前敏锐观察到的现象，几乎可以直接用来描述当今世界。如今，这种发展不平衡及其伴随的社会政治问题已不仅限于意大利。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不平衡的发展与政治霸权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进程中固有的、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只要不同社群之间的生产与消费保持相对孤立，这种差距就不会构成重大问题。正如意大利的“南方问题”是在构建统一意大利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那样，“全球南方”问题正是通过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现象而出现的。此外，这种不平等是一个整体性现象，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多个层面的不平衡。因此，要克服这种不平等状态，需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以这种社会变革为导向的发展，必须超越单纯的经济和市场考量；它要求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多层次、整体的赋权。

▍发展理论的解构与新自由主义崛起

一体但不平衡的发展产生了全球南方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全球南方长期以来争取独立和自力更生发展模式的努力。对资本主义北方而言，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同质化的、自上而下的过程。现代化也像是权力与文化从主导核心向依附性半边缘及边缘地带扩散的结果。这种现代化通常仅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生产方式扩张引发的全面社会转型相关联。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无休止的殖民扩张，人类真正开始融合成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这个全球市场的核心体现了两大基本特征：其一，它意味着生产活动的全球整合；其二，它标志着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常态化流动。虽然西方经济学试图通过需求、交换和分工等概念来概括这种流动，但这种概括往往掩盖了“世界市场”的一个关键特性——单向性。

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个明显的趋势清晰可辨：劳动力和原材料、初级农产品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向外输出，用以维持殖民宗主国的经济增长。随着世界步入工业时代，特别是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一时期，工业制成品与金融资本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输出不断加剧。

然而，这种资本外流并未促进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成熟消费市场的形成——这些市场本可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真正抗衡。相反，这种商品与资本的对外流动实质上为西方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开辟了更广阔的渠道。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初生的工业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买办资产阶级。这个深度依附于帝国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精英阶层，虽在本土积累财富，却讽刺性地选择在原宗主国进行消费。

冷战的前三十年间，世界市场流通体系曾呈现多元化的可能。苏联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区域内整合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跨国流通，其中易货贸易与国际主义援助是促成此类流通的主要方式。然而 ，苏联的式微导致这一雄心勃勃的世界市场多元化尝试以失败告终。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短暂的发展窗口期被突然关闭，使得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资本和市场的影响，对后者的依赖性也更强。苏联推行的经济模式具有集体主义发展道路、计划经济体制和强调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等特征。尽管苏联最终解体，但其存在证明了西方模式并非人类发展的唯一选择。

与苏联主导的国际流通模式的衰落相呼应的，是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迅速崛起。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国际分工格局确实发生了变化——制造业从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这种转变并未真正撼动美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结构性霸权地位。基于美元霸权，美国对全球资本和消费市场的垄断性控制，推动了其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扩散。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在这场浪潮中日益依赖美国，客观上增强了美国金融和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20世纪末，世界深陷于对未来方向的巨大不确定性之中。正是在这个理论与实践皆模糊不清的时代，英国和美国为应对自身的经济困境，开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那句著名的强硬宣言“别无选择”（TINA），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强势推上历史舞台。这些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重塑了英美两国的政治经济格局，更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关键多边机构被强制推向全球。这一时期，融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被描绘成国家发展的唯一可行道路。因此，亚非拉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接受这些多边机构强加的结构调整方案。自1990 年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贷款开始附带苛刻条件。这些条件要求债务国削减政府财政与医疗支出，取消货币兑换限制，并减少粮食储备。这一系列条件直接加剧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甚至恶化了饥荒状况，促使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将这种发展倒退现象形象地称为“第四世界化”。

对“别无选择”教条的坚定信念同时困住了全球南方与北方。到 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展模式被强势推广为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作为终极真理在世界各大学府讲授 ，其毕业生纷纷占据关键政治金融职位，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教条奉为行动纲领。在人类历史的短暂时期里，这几乎确实验证了弗朗西斯·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论”，将自由民主制标榜为人类政治的终极归宿，正是这种单极思维的体现。此类思想不仅否定了其他文明的发展路径，更扼杀了人类追求更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历史终结论的信念植根于物质现实，即美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垄断性消费市场的基础是多方面的，建立在几个关键支柱之上：

（一）由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 ；

（二）美国作为核心国家，吸引了来自全球南方的全球资本与“热钱”，从而刺激了进一步的消费；

（三）源于美元霸权的“铸币税”收益，使得美国实质上拥有印钞权；

（四）以这种独特的印钞权为支撑的、政府对美国消费者的现金补贴；

（五）由一小部分超级富豪和高收入专业人士所产生的巨额消费；

（六）根植于体系之中的浪费性消费模式，以及由社会与宗教组织通过福利分发所驱动的广泛消费；

（七）以及私有化医疗保健领域内的巨额开支。

这种高度相互依存的结构催生了深刻的不平等，而正是这种不平等结构本身内在地产生了对抗霸权结构的对立面。这种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差距，在各国内部则体现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显著差异。在全球北方，尤其是英美国家，这种不平等状态被生动地表述为“99%对抗1%”的社会分裂，同时金融市场以利润为导向的快速增长与实体经济的缓慢增长之间也出现了严重脱节。

在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增长对大多数人和国家而言越来越类似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经济增长产生的利润并未真正再投资于生产性活动，也没有投入到改善广大群众生活的经济事业中。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其实践运用中给世界造成的最根本伤害。

针对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披着捍卫西方文明与民族国家外衣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已在众多欧洲国家蜕变为强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右翼的、种族主义的和保护主义的情绪，与西方泛左翼某些派系存在一种晦暗的共通性：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深感不满。教育、医疗和公共社会服务的无节制私有化，加剧甚至固化了社会不平等。面对日益深化的鸿沟，种族敌意常被武器化以转移公众视线，回避对深层制度性问题的任何深入探究。“中国制造正在取代本土产品”“移民正在抢走本地工作”“外国富豪推高当地房价”等论调，都遵循着同样危险的逻辑——用种族主义与仇外心理来掩盖这些国家内部制度化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不可否认，过去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显著加剧，缺乏监管的金融资本无序扩张严重侵蚀普通民众利益，跨国公司普遍存在的利润转移与合法避税行为，加之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确实为西方左翼政治力量在年轻一代中的复兴奠定了社会基础。这些因素也构成了当下全球南方要求变革的关键结构性动因。

在欧洲，这种势头表现为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兴起、英国工党内部科尔宾主义的涌现，以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能”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在美国，我们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力量，以及伯尼·桑德斯等人倡导的“新政社会主义”。这些力量虽散落在“全球北方”内部，却具有与南方相似的特征，它们与整个全球南方一道，通过对全球南方问题的理论阐述，有望获得真正的历史能动性，从而真正改变历史。

▍全球南方的回归及其理论潜力

然而今天，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全球南方国家迎来了重新定义自身发展道路的宝贵机遇。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会议倡导的文明平等、自主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原则至今仍闪耀着历久弥新的智慧光芒。它有力地提醒我们：人类对进步的追求永无止境，每个文明都保有探索真正属于自身道路的权利。

近年来，“全球南方”一词在国际政治经济讨论中强势回归。2024年，中国使用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一词来表述其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理解。“群体性”这一术语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关注，因为它将“全球南方”视为一个历史和政治的连续体，尽管自认为是全球南方一部分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全球南方”通过共同追求更民主公正的世界秩序来确认自身的“群体性”，在这种秩序中，所有国家可以享有平等的地位。因此，从全球南方的视角看，发展不仅是经济议题，更是涉及国家及其人民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获得自主权的全面转型。本文旨在通过辩证总体性的视角，对全球南方的发展实践进行理论化阐释。这种总体性方法能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南方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合力，也使我们突破受方法论个人主义影响的以西方中心发展认识论。

事实上，若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解为去依附化与追求普遍平等的进程，就能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经验蕴含的理论普遍性。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讲话中，正是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揭示了新时代的平等与发展这一命题[5]。这不仅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于整个20世纪政治革命、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之上，更拓展了万隆时代的愿景：通过多边跨国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以抗衡霸权集团、废除垄断利益、缓解社会内部与区域间的不平等，并根除欠发达状态。这一愿景曾由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世界上广大的不发达地区所共享。这些诉求将成为团结全球和平力量的动力，也是我们当前关于全球南方问题讨论的最根本目标。

历史证明，西方现代化理论描绘的美好图景不仅未能帮助许多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反而导致其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撕裂。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

▍从依附性发展到再生产积累

从“全球南方”的广阔视角来看，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在于后发国家对自身主体性的自觉认知与自主发展——我们所说的“自主发展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指一个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能够根据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独立决定本国发展路径与目标，保护发展成果与福利免遭掠夺，并将其转化为未来发展资源的能力。自主发展能力包含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一个国家独立运用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实现发展潜能，需要包括基础设施、专业技术及相关人才在内的一系列物质资源作为支撑。缺乏这些支撑，就难免受制于人，或永久沦为原材料与初级产品工厂而被锁在价值链底端，无法实现跃升。或者，它可能拥有资源却只是眼睁睁看着利润流失，使得任何独立选择发展道路的承诺都沦为空谈。

关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自主性”的讨论，不仅需要辩证地联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整体结构，还必须探讨人类能动性的来源及其在历史创造中的关键作用。当今发展问题的根本前提是：大工业已将地球上的人们相互连接，使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6]。然而这个由少数早期工业化国家全球扩张所驱动的世界市场，既没有解放大众，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社会境况，因为其生产力并不属于人民所有[7]。

从“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来看，这种自主性本质上是对生产力的集体主张。“人民所有”的生产力不应被抽象地视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性机械复制。从“全球南方”国家当前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国家在坚持不干涉原则基础上追求自主时，需要坚守的首要原则就是主张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权。人类能动性正源于这种建设人民所有之国的奋斗历程。

在此基础上，一国通过参与国际贸易、生产以及接受贷款、援助和直接投资所产生的价值，能够以固定资产投资形式重新投入国内社会经济循环并促进扩大再生产的程度，成为衡量发展中国家自主能力的关键指标。与此同时，影响国家维持这种“生产—扩大再生产”循环能力的条件极为复杂。国土面积、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人口规模、人口素质、经济结构与基础设施状况，以及该国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心”的依附程度，都是必须纳入分析的变量。除这些物质基础条件外，国家政党能力、精英立场、文化教育水平及宗教/文明传统等因素同样值得考量。这一分析层面不仅有助于我们评估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现代化的意愿强度，也揭示了它们有效组织社会和在其公民中培养与自主现代化相符的主体意识的能力。

通过引入以国家为本、以人为本的发展赋权观，能够清晰界定中国发展合作与西方发展援助在认识论和实践层面的根本差异。这一方法不仅为中国发展合作效果评估提供了可量化的衡量标准，也为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借鉴经验，同时恪守不干涉内政原则。例如在国家建设方面，许多后发国家起步晚、底子薄，常面临自然资源、财政资金和人力资源的严重制约，发展进程明显受阻。在此情形下，组织赋权尤为重要。现代政党等组织能有效动员和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

在国际合作层面，发展中国家间的集体团结与互助尤为重要。基于不干涉原则的外部合作，不仅为众多弱小国家的发展赋能提供了物质动力，更为其进步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从追求整体赋能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自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就秉持的国际主义互助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体现了同一基本理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演进历程。

“历史辩证法最终必然使南北经济关系消失”[8]。陈其人在其开创性著作《南北经济关系研究》中以这一有力论断作结。诚然，面向解放的发展是全球南方乃至全人类长期奋斗的目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探索中，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解答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传统左翼现代化理论都未能解决的命题：如何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消除不平等？如何保障真正的自由？ 中国既没有盲从西方现代化理论“小政府”的教条，而是以更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与经济高速发展，运用更积极的公共政策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公平分配；也没有完全陷入左翼现代化理论对国际分工的悲观拒斥，而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开放姿态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9]。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层面打破了旧有发展理论的宿命论，为后发国家提供了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中国的发展也必须在“全球南方”寻求自主发展的更宏大历史进程中找到其意义和普遍性。这一宏大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中国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霸权的瓦解和国际秩序的改善，既不能单打独斗实现，也无法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现存的不平等结构而达成。因此关于“全球南方”发展的讨论，必须在完整的南北框架下展开。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并不矛盾；更重要的是，“全球南方”追求平等与解放的这段历史征程能够瓦解国际体系中现存的南北失衡状态。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陈其人就在其关于南北经济关系的研究中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强调，对“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向更高级的公有制社会过渡的探索，同时也蕴含着改造北方国家的历史使命与可能性[10]。

正如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所言，随着“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不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亚非人民在“长期的努力”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意识正不断增强。这标志着“昨天的亚洲和非洲”实现了彻底新生。共同的苦难与奋斗经历，使亚非各国形成了争取“自由和独立”、改变“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共同意志”。在这一漫长转型过程中，亚非人民培育出“互相同情和互相关切”之情，使亚非国家得以和平共处，实现“友好合作”[11]。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演讲中的主张最终凝结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在万隆会议的最后公报中得到确认。在此语境下，主权不仅包含不干涉内政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还包含对集体性的国际责任的承认。正如万隆会议闭幕公报所述，这些责任包括承认所有种族平等、 承认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促进共同利益与合作，并依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12]。

一种立足于实践并旨在解放的理论必然具有普世性。这种普世性不仅需要跨越时间维度，更需在空间维度上体现，涵盖全人类。天安门城楼上的两条标语提醒我们：解放自我与解放全体，解放中国与解放世界，始终是互为因果、辩证统一的过程。在这条通往人类解放的永恒征途上，我们所有人——所有的追求与所有的思想——都在向着那个历史必然的过渡阶段迈进。正是在当下这个迈向解放的过渡时刻，孤独而短暂的个体得以相互联结。在这种联结中，人类历史获得了不朽性。在这种不朽与解放中，我们都是过渡时期的人。由人类书写的历史，终将以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最高完成形态。

参考文献

[1] [2] [3] [4]Antonio Gramsci,“Some Aspects of the Southern Question (September-November 1926), ”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ntonio Gramsci, Pre-Prison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14; p. 316; p. 327; p. 336.

[5]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25年7月25日。

[6]Frederick Engels, 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Vol. 1, Selected Works,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pp. 81~97.

[7]Karl Marx,“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New-York Daily Tribune, August 8, 1853, p. 5.

[8] [10]陈其人：《陈其人文集》（第7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55~156页。

[9]陈明明：《现代化论与依附论：两种旧式发展理论的再读》，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1]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载《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17页。

[12]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of Bandung, in Asia-Africa Speak From Bandung,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 1955, p.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