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战略如何重塑绿色创新格局？——从区域政策到技术跃迁的深层逻辑

作者：董超，德理进化服务集团 合伙人

在“双碳”目标日益成为国家战略核心的当下，绿色技术创新已不再仅仅是环保议题，而是关乎区域竞争力、产业升级路径乃至国家未来增长模式的关键变量。然而，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区域经济政策是否真能有效撬动绿色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如果可以，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最近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答案——不仅验证了区域政策对绿色创新的显著促进效应，更揭示了其背后复杂的传导逻辑与异质性特征。

一、政策不是万能药，但精准施策可成催化剂

许多人对宏观区域政策抱有怀疑态度，认为其往往流于口号、缺乏落地抓手。然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却展现出不同寻常的实效性。这一以长江黄金水道为轴线、覆盖11个省市的国家级战略，并非简单地通过财政补贴或行政指令推动绿色转型，而是通过重构区域产业生态、优化要素配置效率，间接但深刻地激发了绿色技术创新活力。

研究发现，在该战略实施后，沿江城市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显著上升，同时单位工业增加值的“三废”排放强度明显下降。这说明政策效果不仅体现在“正向激励”（更多绿色专利产出），也反映在“负向约束”（更低的环境代价）。换言之，长江经济带战略成功实现了“增绿”与“减污”的双重目标，而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促进效应并非均匀分布。政策对不同城市、不同区位、不同规模经济体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沿江城市受益更为明显，而内陆非沿江地区则相对滞后；大城市因具备更强的科研基础和市场容量，绿色创新响应更快；而在中西部部分资源型城市，政策虽有正面影响，但受限于产业结构刚性，效果打了折扣。这提醒我们：区域政策必须考虑地方禀赋差异，避免“一刀切”，否则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

二、产业集聚：绿色创新的隐性引擎

为何长江经济带战略能有效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关键在于其激活了“产业集聚效应”。长期以来，中国区域间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问题——各地竞相发展相似产业，导致资源浪费、恶性竞争和创新动力不足。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之间本就存在明显的资源禀赋梯度：上游生态敏感、能源丰富，中游制造业基础扎实，下游金融与科技优势突出。理想状态下，应形成“研发—制造—应用”的跨区域协同链条。

然而，过去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协调机制缺失，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难以顺利转移，导致整体结构僵化。长江经济带战略通过强化跨省协调机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尤其是水运体系），实质性降低了要素流动壁垒。企业得以根据成本与效率重新布局，从而在特定区域形成专业化、高密度的绿色产业集群。

这种集聚并非简单的“扎堆”，而是知识溢出、供应链协同与创新网络构建的综合结果。当大量绿色技术企业、科研院所、环保服务商聚集在同一区域，信息交换加速、试错成本降低、合作机会增多，绿色创新便从“孤岛式突破”走向“系统性演进”。实证数据显示，战略实施后，沿江地区绿色专利的合作申请比例显著提升，印证了创新生态的改善。

三、内生性挑战与工具变量的巧妙破解

当然，任何政策评估都面临“因果识别”的难题：究竟是政策推动了绿色创新，还是原本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更容易被纳入政策重点支持范围？为排除这种反向因果关系，研究者采用了严谨的计量策略——工具变量法。

他们选取“各省市区内河航道里程及其占全国比重”作为工具变量，并结合各地级市的水运货运量进行加权，构造出两个外生性较强的指标（IV1与IV2）。这一设计极具巧思：一方面，长江水道是国家战略实施的物理依托，内河航道条件与政策覆盖强度高度相关；另一方面，航道里程是长期形成的自然地理禀赋，短期内不会因绿色创新表现而改变，满足外生性要求。

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研究再次确认：即使控制潜在内生性，长江经济带战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依然稳健。这不仅增强了结论的可信度，也为未来类似区域政策的评估提供了方法论范本。

四、绿色创新绩效如何衡量？多维指标揭示真实图景

另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如何科学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仅看专利数量可能失之偏颇——有些专利并无实际应用价值；仅看减排数据又可能忽略技术进步的潜力。该研究采用“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复合框架，构建了三个互补性指标：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Gupa）：反映创新活跃度；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滞后一期（Gipa）：体现创新质量与落地能力；基于熵值法计算的非期望产出综合指数倒数（Wdi）：衡量单位产出的环境代价，数值越大表示绩效越高。

三种指标下回归结果高度一致，政策变量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战略不仅刺激了“量”的增长，也提升了“质”的水平，并切实降低了环境负荷。这种多维度验证极大增强了结论的说服力，也提醒政策制定者：绿色创新不能只追求“纸面成果”，必须兼顾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可持续性。

五、启示：从长江经验看中国绿色转型的未来路径

长江经济带的实践表明，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可以成为绿色技术创新的强大催化剂，但前提是政策设计必须契合区域实际、打通制度堵点、激活市场机制。未来，中国若要在全球绿色技术竞争中占据制高点，需在以下方面深化探索：

第一，强化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立统一的绿色标准、数据平台与利益分享机制，让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

第二，差异化施策，避免“政策套利”。 对生态脆弱区侧重生态补偿与绿色替代技术扶持；对制造业密集区推动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对科创高地则聚焦前沿绿色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

第三，将基础设施作为政策支点。 长江水道的成功说明，交通、能源、数字等“硬联通”是政策落地的物理基础。未来应加大对绿色基础设施（如智能电网、碳捕捉管网、零碳产业园）的投资，为绿色创新提供载体。

第四，构建“政策—市场—社会”三位一体驱动体系。 政府引导方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社会力量（如NGO、公众监督）形成倒逼机制，三者协同才能形成可持续的绿色创新生态。

回望长江，这条滋养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如今正成为绿色变革的试验田。它告诉我们：区域战略若能精准对接创新规律、尊重市场逻辑、回应生态诉求，便能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架起一座可行之桥。而这座桥的每一块砖石，都由制度智慧、技术勇气与协同精神共同铸就。

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紧迫的今天，中国需要更多像长江经济带这样的“绿色创新走廊”。它们不仅是地理上的带状区域，更是思想上的突破前沿——在这里，政策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推动技术跃迁、重塑发展范式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