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是孔子对人类社会理想的一大贡献

　　孔夫子把义利统一价值观、仁者爱人的人性观运用于考察礼制运行轨迹，社会制度、国家制度运行轨迹、发展大道，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

　　最高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现实理想是“克己复礼，百姓小康”，这不仅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儒家社会理想，也成为中华民族世代信奉的共同社会理想，也是不同于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的中华民族独有的共同社会理想。

　　记载孔子对社会理想表述的文字见于《礼记》中的《礼运篇》。虽经过了孔子弟子子游及其后人，乃至汉元帝时戴德、戴圣叔侄二人整理加工，而基本思想，却非孔子莫属，后人种种加工整理、历史考据，并未能根本推翻这一基本事实。

　　《礼记·礼运篇》明明白白地交代了孔子晚年对其弟子子游直抒胸臆，道出自己社会理想的思想渊源，历史语境：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为什么说，《礼记·礼运篇》记载的是孔子社会理想，其基本思想非孔子莫属呢？

　　主要证据是三条：

　　第一，这一历史文献记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孔子对自己弟子子游在鲁国行蜡宾礼之后，讲自己的社会理想，是合情合理的。

　　第二，这里表达的孔子社会理想，与孔子一生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高度统一的，尤其是和孔子特有的价值观念、治国主张、仁学理念高度统一。

　　第三，这里表达的社会理想具有孔子鲜明个性、鲜明特征，绝非别人所有的。

　　孔子把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发展变化轨迹都归结为礼制运行的历史命运。

　　孔子还把礼制规范的外在形式，和他主张的“仁者爱人”的仁义内核结合起来，作为衡量规范礼制命运、水平高低的内在价值尺度。

　　由此，孔子把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分为三大历史阶段，“三皇五帝大同时代——夏商周三代小康时代——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乱世时代”。

　　因而，孔子在那个时代，首倡中华复兴的社会理想，其中最高理想就是恢复中华文明原创时代、原创精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大同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信奉的是义利统一价值观，是讲究现实、注重实际的。他看到，想当时径直回到原创文明、大同时代，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要求复兴到夏商周精英治国的“三代之国”小康时代、小康理想，也就是近期目标、现实理想：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主旨，就是一个正义国家，在于保持四大等级、四大阶级、四大社会集团的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使之合理化、固定化、秩序化，让这种分化与对立永恒存在，不受破坏。实质上，也就是寻求雅典、斯巴达奴隶制城邦国家、霸权国家，长治久安，阶级分化、阶级对立的千年王国。

　　孔夫子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却是消灭与超越阶级分化、阶级对立，走向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超越了国家强制、暴力机器、强制社会分工体系，那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没有相互欺骗的大同世界。

（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王东教授《要马克思，还是要孔夫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源头新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