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分崩离析的美国（连载之一）： 投奔天堂入地下（上）
《用绿茶拯救美国人》作者
即将分崩离析的美国？
美国社会专题第一讲
投奔天堂入地下 （上）
中国最有名的社会学家是谁？费孝通！费孝通写了个《江村经济》，分析他老家一个小村子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搞法在社会学上叫“Case Study”，个案分析，也叫“实地调查”（“Field Study”）。
这里要说说“Field Study”的翻译。明明早就有个好好的“实地调查”，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搞成“田野调查”，是计算机具有翻译功能之后？“田野调查”听着别扭。如果调查只在田间野地搞还行，但调查更多是在工厂、学校，在城区、在室内。我猜想有人把Field Study 搞成“田野调查”多半是想用别扭的词语来显摆自己专业知识的高深，这些人大概没读过《江村经济》。我多年前叫朋友从国内带了本《江村经济》，看到正文首页上“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我就想：老一代学者既有文化又诚实，不故弄玄虚、卖弄洋气唬弄人。“Field Study”就是实地调查，“田野调查”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希望大家去他N的“田野调查”而回到费孝通那里，称“Field Study”为“实地调查”。
《江村经济》这样的个案分析对了解一个社会有很大帮助，因为任何个案都置身于大的社会框架中，有它的独特性又有那个社会的共性。这本书奠定了费孝通在中国社会学界的泰斗地位。中国很多搞社会学的都称费孝通为中国社会学的祖师爷。其实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师不是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史上最有名的、最早的著作也不是《江村经济》，而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作者是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不到四千字，谈的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重要的研究领域，所以这篇文章是典型的社会学著作。费孝通凭二十万字的《江村经济》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做的是个案分析，毛泽东做的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总分析。毛泽东凭这个该得个社会学博士学位。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头衔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好多个家，唯独没有社会学家。该加上个“社会学家”。当时中国社会学不发达，那些给毛主席定头衔的不知道有社会学这门学问，所以不知道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社会学家。其实毛泽东才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是1925年写的，《江村经济》是1938年写的。
其实毛泽东更经典的社会学著作还不是这个。在美国上古典社会学理论，我那个老扯着嗓子给资本主义唱赞歌的老头指定我们读的《经典社会理论》的一本书里居然选了毛泽东的On Contradiction，《矛盾论》，吓我一跳。我吭哧吭哧在美国大学里学了四年社会学，一篇像样的社会学论文都没写出来，毛泽东一页社会学学生的必读书也没看，一时兴起，拿根毛笔在粗糙的草纸上写个文章就成了社会学博士生必读的经典。从此我遇上博学的人臧否毛泽东就不敢吱声，而只用言者不智、智者不言的古训管住自己。
我有个同学，在美国一起学社会学的，蛮用功的一个人。他特别崇拜拿破仑，拿破仑怎么干他怎么干，拿破仑通宵不睡觉，他也通宵不睡觉。他也写了个《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不同的是他用的是Chinglish，中式英语。我们读书时开全美社会学年会，会场外有些出版社的编辑摆个桌子在那征稿。那是九八年，美国富得流黄油，社会学很火，出版社会学著作很赚钱。我怎么知道出社会学的书赚钱呢？八点半开会，她们七点半就坐那儿了，估计半夜鸡叫就起床了。无利不早起。我那同学就去找一个穿高白领衬衣、黑色开领女式西服、长得像空姐的、坐在一出版社摊子后的女士搭讪，说我有写本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分层的书的想法，你愿意跟我搞吗？那个女的说：愿意，我跟你搞！我马上跟你搞！我就想：这时候，这地方，你们怎么搞？只见那漂亮编辑拿出个出书合同要跟我这同学签。这女的一看就是个懂行的，因为社会学界缺乏一本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分层的书。毛泽东那个是八十年前的，他那时的好些社会阶层都见鬼去了，譬如买办啊，资产阶级啊，地主啊，当然也有人说这些人又回来了，就是回来了也跟他那时完全不一样了。
美国的社会学我看在走下坡路。为什么呢？因为我同学这本填补一项美国社会学空白的书，或者说填补了一项本该留着的空白的书，2005年出版了却没赚到钱。大概卖出几百本，此后美国再也没有新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的书出来。
我这同学后来在自我介绍中说：如你在世界图书目录系统里搜“中国社会分层”就会发现，毛泽东第一，我第二。“毛泽东第一，我第二”这话要是被小报编辑抓住了就是个惊天动地的新闻，但那该是真的，我这同学是个实诚人，不会撒谎。只是“毛泽东第一，我第二”这话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丢开那个定语：在世界图书目录系统里搜“中国社会分层”。
我这个同学当时在世界上最崇拜两个人，第一个是拿破仑，第二个是谁？据我所知那就是我了。这里也许说“佩服”更恰当些。他佩服我什么呢？第一，我当过空军，开过飞机；第二呢，我是空军特种兵出身，能飞檐走壁。我们往往对那些能轻松做自己不可能做的事的人很佩服。他佩服我，是他这辈子永远也开不成飞机，永远不可能飞檐走壁。因为他生在城里，父母是大学老师，按社会分层那是中国的最高层；他打小没挨过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占全了，所以长得比较好；“好”，在我们土话里就是胖，胖就是好，好就是胖。最近我看他的视频，见他长得越发好了，那是他享受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又享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结果，因为他中国美国两边跑，两边吃。
他怎么知道我开过飞机呢？98年他坐我刚买的福特拖拉屎（Taurus），我从第一道瞬间穿插到第四道，吓得他尖叫不已，我就说我是空军出身，开飞机的，开车算什么？
其实我说的是“揩”飞机，用抹布揩。很多人一听我说我是空军出身就以为我是开飞机的。其实空军多是后勤，搞修理、搞运输、站岗放哨。我曾是警卫，我说我是空军特种兵。我刚到美国时住在芝加哥中国城附近，那地方的房子都是三层楼独立的砖房，房子之间有一米来宽的空隙。我住二楼，有时忘带钥匙，我就两手撑着那两面墙，踩着两面墙走上二楼窗户，从窗户里进去，比上楼梯开门进去还快些。我当警卫时练过搏击、鲤鱼打挺、前扑后倒、打手枪、步枪、机枪、投弹，还真没练过爬墙。那爬墙的功夫是我小时掏鸟窝、爬树摘桑葚、枣子、摘野果子练出来的。我生在农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总是饿，总想搞点吃的。我们村里有棵老桑树，三四十米高，那上头桑子特别多，没几个人上得上去。尖顶枝桠上的桑子最大最乌，那桑子只猴子能摘到，我要吃，就得学猴子。爬到顶，常常一只手吊树枝上悬空，一只手去摘桑子，摘了往口里塞。桑葚是天然补品，现在是药，我们那时吃它就是要它填肚子。有回我吊的枝桠断了，我直往下落，掉到十几米的地上就是个死。但落下人把高，我抓住一根树枝继续摘，继续吃。现在我们这岁数的作家都在谈饿，其实真正饿过的人没见他们谈饿。因为饿狠了的要么饿死了，要么因为饿，没读成书，不识字，写不成饿。如今那么多作家谈饿倒不是因为他们饿过，而是他们现在饱了，有闲情逸致谈饿，忆苦思甜。
中国当代社会分层变化发生得太快。描述、分析社会分层的书刚写完，社会分层又变了。中国不像美国。美国黑人一百年前处在社会最底层，一百年后还是垫底，两百年后还固在那儿。中国俗话说瓦片也有翻身日，这给社会底层的人希望，但黑人在美国就是块砖头，房屋倒了他才可能翻身。我想写中国建国以来的社会分层的书得写几本，分不同的时段：49年到78年一段，79年到2008年一段，09年至今又是一段。各段之间简直没什么联系。最大的变化是户口的消失，城市化，还有就是过去十几年大学扩招，高教普及快速改变中国的社会阶层。现在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很难做，但改革开放前，1970年前后的社会分层很简单，三下就搞定了：国家干部，城市居民，农民。国家干部是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的第一阶层，其次是工人以及所有为公营单位工作的人；社会底层是农民、牧民、渔民。
七八年后出现了个体户，慢慢出现了很多很有钱的个体户，个体户大了，就叫企业家。个体户或企业家多了，就慢慢打破了原来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基本是按社会群体在特定社会所得到的资源和财富多少来定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干部的收入是相对较高的。当时“国家干部”涵盖很广。我上大学时我们系主任就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我吃一惊：我还只十六岁，成天瞎晃荡，谁也不管，谁也别管我，我怎么会是国家干部呢？国家干部是个官，穿四个口袋的褂子，满脸杀气，管个区，管个县。所以我不信我是国家干部。后来才知，那时考上大学按编制就是国家干部。那个社会分层到八零年以后就被打破。好些做小生意的收入很快就超过工人，超过国家干部。国家干部要国家收税多了他们的收入才能增加，但改革开放后尽管国家的税收增加了，要做的事也很多，所以国家干部的收入一时跟不上来，于是很多人就有意见。当时“开颅的不如剃头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就反映了原来优越阶层的不满。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处在快速的变动之中，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变迁，所以中国社会难以分层，这让搞社会分层的社会学者的工作难做。这就像我们拿那个老式照相机要给这个社会照个相，对着社会喊：别动，别动！可这个社会是个充满活力的孩子，他老在跑、在跳，他停不下来、静不下来，不给你做个红灯记里李铁梅高举红灯的亮相，或给个中国武术里打虎上山的架势。你抢着硬照一张吧，洗出来是模糊的。这对社会学者来说是个麻烦，对国家来说却是个好事。社会不动，像个垂死的老人，坐那儿张着嘴闭着眼晒太阳，你对他说：茄子！不是叫他笑，是叫他把眼睁开，不能照成个瞎子。你喊最大声他也不动，眼还是闭着，嘴倒是张得大大的，还流哈喇子，流口水。这个相照出来清晰，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这里牵涉到一个社会学概念，叫 social mobility ，社会流动、社会地位变迁，就是一个特定社会里人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变迁。我们常听说阶层固化，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相反，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去打洞。中国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阶层固化很厉害，户口是锁住城市居民与农民两个阶层的一把铁锁。
其实中国历史上好的朝代总是给人们留个社会地位乔迁的通道，社会乔迁的通道堵死了就容易出问题，比如洪秀全，要是清政府给他个官当，他也不闹起义了。“几多白屋出公卿，多少朱门生饿殍”就是对中国过去社会变迁很好的描述。平民可以通过努力读书成为公卿，这是社会乔迁（upward mobility)，出生富贵却饿死了，这是社会下移(downward mobility)。一个国家在上升时会有大量的人实现社会乔迁，一个国家衰落时会有大量的人被迫社会下移。社会乔迁就是人们的生活变好了，吃、穿、住、行、医、教等等都变好了。
美国的社会流动一直很大，最近的一次大的社会乔迁是二战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整个二战后出生的一代经历了美国经济持续上涨的五十年。到了本世纪，美国往前移动幅度很小，美国一半人的收入基本没有实质增加。2020年与2000年比，通货膨胀率为51%1，如果一个人过去二十年间名义收入没有增加一点五倍，则他的实际收入下降了。从美国的中位收入看，美国过去二十年社会变迁不大，中位收入在二十年间只增加7%（见表9.2A)。我根据2021年3月份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做了几个表格。表9.2A是我将美国2020年六个阶层的平均收入与2000年的收入加上通货膨胀率（51％）后的一个对照表。2020由于新冠，美国人的收入，尤其是底层的收入明显减少，2019年的收入状况要好些，所以我这个比较有点低估美国过去二十年的收入的增加。但我还是取美国家庭2020年的收入与2000的做对比，因为2020年是个节点，国家经济遇上问题时更能看出问题。从数据看，美国最底层20％的家庭收入比二十年前降低了5％，第四层二十年间的收入只增加3％，中位数和中间20％阶层增加7％。收入真正增加的是前40％阶层的家庭，顶层20％增加18％。顶层5％怎么只增加17％？大概是顶层5％更多依赖资本收益，而这里的收入不包括资本收益而只计常规收入。
与美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较少惠及社会底层相反，中国过去二十年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势头，使得最底层的百姓的收入和生活都有明显提高。过去四十年，中国政府主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做大蛋糕；第二，均分蛋糕。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要让人拼命去做蛋糕，那些为自己多吃一口的把蛋糕做多了，做得自己吃不了，这就要国家来负责平分。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扶贫。政府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平分社会财富。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话是对中国千百年社会治理经验的总结。不均往往会造成社会动荡。不均是个看法，是个意识，有的社会为了保持不均的社会的稳定，那些占有社会财富和资源较多的阶层，也是脑瓜子比较灵光的阶层，就制造些说教，从人们的意识上解决这个问题。印度在劝穷人接受不均上很成功，但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不服那一套的宣言。中国政府在过去二十年做了很多分蛋糕的事，比如搞了个“两不愁”，让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这事看似简单，其实是个了不得的事。富得流油的美国也没能保障所有穷人的住房安全，如今有五六十万人流落街头。
有一个中国人的经历为我们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因为这个人从中国的社会上层穿越到了美国的社会下层；他进入美国下层时中国的社会上层都跟美国下层相去甚远。他穿越到美国，就他个人生活来说，一瞬间他就实现了社会乔迁，上升了几层楼。但没料到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他登上美国这条船后整体上浮，而他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没有相应上升，这就造成了他个人和家庭的悲剧。
这个人叫冷鸿升，武汉人，1939年生。他曾是中信集团武汉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他应该很有能耐，半老时找了个小自己17岁的娇妻，90年生了个女儿，不幸的是女儿有自闭症。95年他在国内的社会地位大概属于中国顶层的百分之二十，那年冷先生来美国旅游，见美国这么好，就舍不得回去，就在纽约黑下来。为合法居留，他就写些反共的文章在中文小报上发表，然后在朋友帮助下申请政治庇护。他会设计，但搞设计要执照，他搞不到执照，就没法找搞设计的工作，为谋生，他就在公园里给人画画，然后申请绿卡。纽约好多华人律师就专门帮人办绿卡，骗美国移民局，只要你给钱，他就帮你设计申请绿卡路径。2005年冷先生终于拿到绿卡。2016年他就把老婆和二十六岁的女儿弄到美国来了。据说他老婆死活不肯来，可能还要他回去。但冷先生大概不敢回去，据传他2004年自封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叫什么“中国民主党武汉市委书记”。其实他那个党就他一个人。从他只自封个武汉市委书记看，他不贪。因为封多大的官完全随他意，反正是哄洋人，他可把自己的官位封高点、大点，可自封个“中国民主党华中地区总书记”，再小也该搞个“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委书记”。他没有。他是个本分人，在美国一不偷二不抢三不骗，穷得没法子就去捡垃圾，为保护环境搞废品回收，在美国发挥余热自食其力，做模范亚裔移民。
她妻子肯定天赋很好，有很好的直觉，不愿到美国来。2008年以后中国就好起来，估计她们在国内有房子，也有点工资，可以过。冷先生要是回去还有退休金，但他不敢回。其实他那个“市委书记”和什么反共言行都是哄老美的把戏，2016年他77了，回国哪个管他？中国75岁杀人都没死刑，偷东西国家会把你送养老院养起来。他要回国公安的决不会吃饱撑的为他打入敌后搞的鬼把戏找他。
冷先生是从中国社会顶层的百分之二十，下楼到了美国底层的百分之二十，后来又继续走，下楼到那垫底的百分之十，下到了地下室。他住的那个地下室的楼梯就有十几阶。地下室暗无天日，唯一好处是某金哪天要找大乐子，哈哈笑着给纽约丢颗核弹，把川普大楼都炸没了，把川普和他的娇妻都炸没了，把华尔街的高楼和高楼里的亿万富翁都炸没了，他一家安然无恙，因为他们住在地堡里。但美国是由住高楼里的人掌管的，他们花钱搞了防御系统，防护一层又一层，所以核弹打不到纽约，这就体现不了冷先生那地下室的优越性。美国政府的钱都用在那个防御系统上了，就没顾得上给穷人住的老楼房修防水设施。2021年9月1日艾达飓风一来，大雨一下，雨水就把他那栋楼的地下室给灌了，把他一家给淹死了。他那附近同时淹死好几家。她老婆的第六感觉多好，六年前就预感到来美不会有好结果。
冷先生一贫如洗，美国湖北同乡会就给他筹备安葬事宜，中国使馆也跟他武汉的亲戚联系，设法把他的骨灰弄回去。这是一个悲剧。有人说他那个名字没取好：里头水太多，阴气太重。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在于他到美国来是“社会下楼”，而不是“社会乔迁”，倒霉倒在他来美的时机不对。人的命运就在于把握时机，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背时而行则会遭灭顶之灾。冷先生很背时。
2021年的中国年轻人肯定不明白，一个中国设计院的工程师，该拿大几千的退休金，可成天去公园跳广场舞或看人跳广场舞，听那欢快的、激动人心的咚咚嚓咚咚嚓咚嚓咚嚓咚咚嚓，怎么跑美国来住暗无天日的地下室，还弓腰曲背去捡垃圾？
我们得历史地看问题。他是1995年来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纽约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或者说是世界物质文明的中心，纽约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堂。改革开放前我们说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革开放后我们才知道美国人生活在天堂里，纽约则是天堂里的紫禁城。我大学时俞大絪编的精读课本里有篇课文叫“I love New York”（我爱纽约）。我们小时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但改革开放后全国人民真正爱的是纽约，不是北京，好多年轻人穿的汗衫和戴的帽子上都写着“I love New York” ，女孩胸上的这几个字还在跳。我们精读课本里的《我爱纽约》那文章是个老纽约写的，他把纽约说得像我小时嗦的棒棒糖，嗦了几口拿出来欣赏欣赏再放口里嗦，娘的不小心，掉地下了，沾了灰，捡起在衣襟上抹一下又塞口里嗦。他意思是他走遍天下发现还是纽约最好。中国九四年最火的电视剧是《北京人在纽约》，现在看这电视剧就是垃圾。当时纽约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往之地，大家都想去看看那个自由女神像，去看看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大楼，世贸大厦World Trade Center。当时全中国最高的十栋高楼码起来都够不着人家世贸大厦的胸部，或者说够不着她的乳房。中国人就想去看看这些美国人是怎么搞的，我也回来搞它一个，搞得后来美国人好多地方都不敢让中国人去看，比如航天城太空舱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当时不只中国人想去纽约，全世界人民都想去纽约；中国人是想去参观学习，有些人就怀着跟善良智慧的中国人民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去纽约想干嘛呢？他们就琢磨着怎么搞它一下，把那个世界上最高最大的楼给搞掉。
我九零年在红安教书，跟三个朋友去黄州府考研究生，考完在大客车上颠六个钟头回红安县城（现在大概就个把钟头的车程），颠得我头晕得要死。下车时县城街灯初上，也没几盏灯，刚好看得清马路, 我们三兄弟就在那马路上晃荡。三兄弟就豪言壮语起来。他俩说等考取了，我们就到天安门去遛弯。他们还爱北京天安门，其实心里更爱纽约，只是他们英语不太好，不敢想。我说：北京算什么，将来我们一起去纽约街头漫步！当时人类的理想是到火星上去漫步，我的理想就是到纽约街头漫步。他们说从红安奔到天安门，那是到了喜马拉雅山顶，纽约在天上，我们去不了，只有看你了。
我90年在红安县城说要到纽约散步那是一时性起，信口说说。注意这两个字：“性起”。我那时二十来岁，很容易“性起”。“性起”了就什么事也敢想，什么话也敢说，不该做的事也敢做。我因“性起”做了哪些不该做的事，大家去看看我的书就知道了。其实当时我没想到我这辈子会真的能到纽约街头散步。但年轻人得有梦想，努努力，一不留神梦就成真了；人老了就不能再梦想了，一努力就要么心梗，要么中风，人就没了，所以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九六年到美国读书，九八年才第一次离校远游，去的第一站就是纽约！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八年抗战，考研、读研、考托福、GRE、来美国苦读两年，存了点钱才终于来到纽约。到纽约最想去看的就是那个自由女神，不是因为我是男的才去看女神，女的也都去看那女神：我老婆也跟着。那女神我只在国内见过一个比我高点的粗糙的石膏像。到纽约第二天我就买了个票，坐了船，又买了票排队去上女神的头。我们从女神肚子里钻进去，在她肠子里爬梯，等，爬，等，等等爬爬五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女神脑袋里。她脑袋里空空的。最后爬到她头顶那个桂冠里，那里有几个小窟窿，从窟窿望外一看才知上了洋当：浪费了大半天，什么特别的都没看到。以后大家到纽约千万别浪费时间去上那女神的头。要去纽约就去看看那新建的汽车站，2031年建好，100个亿，花费跟建大兴机场差不多，应该很漂亮。当时我在纽约只见到新奇，除了觉得去女神空脑壳里上当受骗外，没觉得纽约有什么不好。
2007年以后我就常跑纽约推销绿茶，一住一星期，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进攻周期相同。我在纽约走大街，穿小巷，就老想：纽约就他娘这个鬼样子，爱它，爱它哪一块? 中央公园很可爱，有些老街区也很可爱，绿树成荫，街道宽阔。但我老坐的地铁老了。纽约地铁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铁系统，运行始于1904年。它一建成就是世界一流的地铁系统。那时人们能到纽约坐坐地铁就很荣耀，要有微信大家就都会在微信圈里猛发照片炫耀。但现在去坐了就会皱鼻子，还会情不自禁地要发些纽约地铁黑暗面的照片丑化美国，搞得把美国当梦中情人的人很愤懑。纽约地铁多数路段还算不错，但有的地面轨道两边白色垃圾成堆，铁道像浮在垃圾上；有时地下坑道里积一汪汪的黑水，入口处顶棚剥裂，地上黄尿流流，臭烘烘的；有的车上报站不清，地下没有信号。纽约还没有成为“无定河边骨”，但确是有点老。当然，俗话说得好：莫笑他人老，终须还到老。中国也要防基建老化，为此得保证人口规模，增大基建利用率，省出钱来不断维修路和桥，别把钱滥花了，维修基建比搞新基建还难。
我理解冷先生为什么来美捡垃圾都愿意。那时中国太穷了。九零年我父亲得了肺气肿，十块钱打一针就好了，但我们借不到十块钱，我父亲就死了。八七年施一公父亲被车撞了，肇事司机忙把他父亲送医院急救，他父亲当时心跳血压都正常，输点血、急救一下就没事，但医院要先交钱后救人。司机丢下人跑去借钱，借到钱赶到医院时施一公父亲已没了。贫穷使人变得冷漠无情，变得凶狠残忍；贫穷也逼人四出找路。
那时中国工业落后， 工业品金贵。我一朋友九二年德国留学回来才有钱、有指标买电视机、放像机，最了不得的是他有个微波炉！那是当时最神奇的家用电器：把生东西放里头一按按钮就熟了，太科幻了！有那个，那个锅呀、煤气灶都要作废。那两个鞋盒子大的微波炉要四千块！他那整个学校就他有那玩意。他因为有个微波炉，虽然已婚, 还有十个大美女抢着要嫁他。我那时单身，所以我就特别想要个微波炉。可是我读研究生一个月105块，算是研究生中最高的；四千块是我三年多的工资。我那朋友是个老实人，为她妻子守身如玉。他妻子当时在美国留学。他说女孩要跟他，就因为他有个微波炉，这种物质决定意识的女孩不能碰。要是人家有个小汽车，她就跟人跑了，他那个微波炉跟小汽车比起来太微小了啊。世界变化快，今天一个俊俏的妙龄小伙子有十个微波炉也没一个剩女尿你！那个微波炉就两百多块钱，一个农民打一天工就有了，最多打两天工。那时好彩电有钱都买不到，出国了才有个什么票可以去买个好彩电。95年在美国那种彩电、微波炉在垃圾桶边都能捡到。我96年来美时就捡了个微波炉，一用三年。我95年在北图，现在叫国家图书馆，工资是我那部门十几人中第二高的，也就400块，官价一美元换8.34元，市价10块，我一个月工资不到五十美元。97年我在美国当助教，一周二十小时，助教金950美元，是我在国内全职工作收入的近二十倍! 那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7倍（见表9.4）。纪录片《含泪活着》讲一个上海洋插队丁尚彪的事，感动得人泪流成河。他八九年到日本打黑工，一天挣一千块人民币，他说那就跟抢银行似的，哪还有功夫睡觉！在中国那时抢银行得手了也未必能搞到一千块，抓到就是枪毙。
我认识一个九零年来美的四川人。他原来是重庆一家国营工厂的工程师，工厂倒闭了，他三十好几的人，就考托福申请美国大学，密歇根大学录了他，但只给他个学费全免。签证要财产证明。那时一般人家里最贵的就是辆两个瘦轮子的自行车，了不起还有个黑白电视，哪有什么财产！他搞了个假财产证明，蒙混过关，来到美国，换了几百美元带着。那时在美国一个月吃住最少得四百块。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得省钱。房钱不能省，唯一能省的就是吃。他就每天只花一个美元吃饭。他怎么吃呢？他每天晚上到面包房去买个99美分的尺来长的大面包，切成三份，早中晚各一份。学校食堂外放有小袋的番茄酱，他有时就去偷摸几包来抹面包上。他就这样吃了一学期，拼命学，下学期得了份助教，这才好起来。自此他见了面包就要吐。
中国学生如今到法拉盛肯定不明白这么脏乱差的地方冷先生为什么要冒死黑下来，是为了吃好、喝好、穿好、住好、玩好、钱多还是怎么的？吃的能跟中国比？穿的比中国好?住得比中国好？比中国好玩? 钱比中国挣得多？哪头都不如啊！但在20多年前，那就是钱多。95年美国最底层20%家庭的平均收入是8350美元，那就是7万人民币（见表9.2），那等于中国家庭一个月进账5800块。九五年有多少中国家庭月入过千？大概百分之十吧。冷先生一月收入大概也就400来块。他到美国来打黑工，一个月最少也是一千美元，那就合八千人民币，是他国内收入的二十倍！
那时中国人民满世界跑。2000年，58个偷渡英国的福建人热死在集装箱里，那是中国底层百分之十的人。他们跑到英国也就是英国底层的百分之十，但他们挣的钱让他们瞬间成为中国的顶尖百分之十。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所以福建人民踊跃冒险偷渡。
其实“偷渡”这个词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从来就在地球上不断流动迁徙，这种流动迁徙我们中国人叫它“移”，“移”的人叫“移民”。“移”就是去“禾多”的地方，去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的地方。欧洲人到美洲那算什么？ 他们说是发现了新大陆，上去就把大陆上住的人杀的杀，关的关，然后占了那地方，竖起篱笆，决定让谁来不让谁来。福建人民也发现了美国、英国这些新大陆，他们也要去。他们一不去杀人，二不去抢人，三不去偷人，他们只去那儿卖苦力谋生，日不睡夜不眠地给人做甜酸鸡、甜酸猪、甜酸牛、甜酸鸭、甜酸鱼、甜酸虾、甜酸茄子。可那些人就说他们是偷渡，意思是非法的，是犯罪。欧盟、美国都高举过“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人权高于主权”的意思是国境应废除。一见穷人跑来了，他们赶紧把那个大旗卷起来藏到地下室，装棺材里钉死，闭口不提为人权废国境的事。中国人意识里的“移”是没有价值判断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偷移”这个概念，但我们现在都接受了西方那套话语，正名很难，因为换个名有些事就说不明白，所以我们也只能把像福建人民那样践行“人权高于主权”的民间行动叫“偷渡”。
2019年10月23号，又暴出偷渡英国的38个中国人在集装箱里冻死了。2000年58人是热死的，这回是冻死的。马上世界各地都争相报道，那时“厉害了我的国”这话到处传扬。这事出来，大长了那些只爱又穷又落后的中国的人的志气，大灭了那些爱又富又强的中国的人的威风，好些人都跳出来笑话中国。我看到这消息，不信这是真的。
穷国的人偷渡去富国，主要在于两国的经济差异，有时也有安全因素。当一富国的底层百分之十的收入高过一穷国顶层的百分之十，穷国人民会冒死前往富国。差异缩小，偷渡动力就变小。2000年中国人均GDP是960美元，英国28000美元，英国人均是中国的30倍，中国人当然冒死往英国跑。但2019年英国人均GDP也就四万多美元，中国一万；按购买力算英国不到五万美元, 中国一万六千美元，英国人均GDP比中国人均高三倍多点。福建人最会算数，2019年跑英国不划算。冒险去干最苦最累的活还不如在中国苦干，在中国搞得好一年也可搞个一两万美元。所以我听到报道说那死的是中国人我不信。后来证实果然不是中国人。由此可见，2000年到2019年中国在直线上浮，国家的上浮影响到社会最底层的人，否则，那集装箱里冻死的可能还是中国人。以后中国人偷渡的积极性会越来越低。这有点可惜，因为中国需要这些勇士去占领地球各个角落。
下面通过数字来看看美国家庭收入分层情况，然后与中国做个粗略比较。
美国跟中国一样，国民的收入因地域、教育程度、年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美国与中国不同的是还有种族收入差异。美国人口普查局把美国分成四大区：东北部，中西部，南部，西部。东北部和西部的家庭收入比较高，南部最低。加州算西部，纽约属东北部，德克萨斯算南部，我所在的伊利诺斯州为中西部的中北西分区。人们的收入若按教育来分，大学以上收入较高；年纪也与收入相关，收入最高群体为45－54岁。不同种族群体的收入差别很大。2020年，亚裔平均家庭收入为132000美金，白人约为105000美金，黑人为69000美金，西班牙裔为75200美金。为了比较方便，我们忽略所有背景因素，只按家庭收入来分层。
表9.1、表9.2和表9.3是我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21年3月公布的数据 制作的，表9.1和表9.2中的中位收入是我把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另一表格中的数据插入其中。基于表9.1和表9.2衍生出表9.1B，表9.2A，表9.2B。
要说明的是，第一，表格里的“家庭”其实是住户，Household。住户跟家庭有差异。夫妻儿女一块，母亲跟孩子或父亲跟孩子一处，这叫家庭；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就不叫家庭，但算一户。美国家庭平均人数3.2，而住户（household)的平均人数2.5。美国单身越来越多，2020年占到全部住户的四分之一。为了简便，我们把“住户”称“家庭”。第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收入是家庭缴纳联邦税、州税、交社保、医保、工会费等等前的常规收入。资本收益（capital gain)不算，即卖了股票、基金投资所得、卖了投资买的房子得的钱都不算，而美国2021年有56%的人拥有股票，美国真正的富人都是资本拥有者，靠资本获利；另外贩毒的、搞歪门邪道的用现金付账的也没法算。所以这个“收入”数据并不准确，但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完善数据。第三，我只取1995年到2020年或1984年到2020年的数据；各表中都省去原数据里的小注释。
表9.1把所有美国家庭按家庭收入分成六组，取每20％的上限和顶端5％的下限，即在每20％家庭收入群体间和顶端5％之间画了五道线；中位数收入是我插入的。表9.1中和表9.2右边黄色区域各栏是按每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比价将美国各层家庭收入换算成人民币。注意，这并不等于它在中国的购买力。它的购买力要根据每年中国按购买力算的GDP和按美元兑换算的名义GDP之比来推算。
根据表9.1B可以估算、比较一下各个中国家庭的收人按购买力算在2020年可与美国六个阶层的哪些阶层相提并论。2020年中国家庭纯收入超过11.3万元即超过美国底层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入21．8万则已超过美国底层百分之四十家庭；收入超过28.2万，则已超过美国百分之五十的家庭；过35．6万元，则超过百分之六十美国家庭；过59万则可与美国顶层20％家庭收入相比；过114.5万就进入美国顶层百分之五家庭了。
简单地通过收入来比较中美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很危险的事。譬如中国有个家庭中位数收入，2020年为三万两千多元。拿这个没法跟美国中位收入比。美国的收入是税前的；有房子的还得另缴房地产税，中国目前刚开始搞房地产税；美国房地产税各地不一，我住的芝加哥北郊收得很厉害，五十万的房子一年缴一万多。中国的中位数收入说是纯收入，但中美两国税法不同。美国是重个人收入调节税，工资发给你时要扣联邦税和州税，而购物税或说消费要少些；中国倚重的是购物税或说消费税，而轻个人收入调节税，香港、新加坡都是这样。中国这种税法使劳动者多挣多得，挣10万被政府白白拿去好几万，损伤人们挣钱积极性。中国的消费税是由政府定，食品什么的必需品没什么税，但买车、买酒、买进口的高档商品就猛收税。倚重消费税而轻收入调节税的做法可能会促使人们谨慎消费，多多存钱。因为中国的税埋藏在消费里，中国的纯收入也难与美国的税后收入比。所以如果美元兑人民币比价调整得与各自的实际购买力相当，在中国挣的钱拿到美国消费很划算，因为少付了个人收入调节税又少付消费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