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琦：从“其命惟新” 观岭南美术，百年情怀 千年根基

作者：邵　琦

    岭南美术近百年来，作为岭南文化的视觉组成部分，其技法上的写实性和功用上的公众性，既是百年来时代情怀使然，也是千年间文化根基的必然。

古元《人桥》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广东的“岭南画派”和上海的“海派”、北京的“京派”是三个最重要的画派。然就个性特征而言，又以“岭南画派”最为突出。从近日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岭南画派（或者说广东美术）两个最主要的、鲜明的特性：技法的写实性和功用上的公众性。

      作为岭南画派的祖师居巢、居廉的工整写实风格是在宋代工笔的传统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发明的“撞水”“撞色”法，在造型精准的基础上提升了色彩的生动逼真。由此，居巢、居廉的画风盛极一时，甚至影响了上海等广东以外的地区。居氏兄弟晚年又在十香园“紫梨花馆”设馆收徒，培养了高剑父、陈树人等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门下弟子逾百人，影响当时广东八成以上的美术教员。而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后来又留学日本，学习了西方古典写实技法和日本洋画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

      高剑父开办的“春睡画院”、高奇峰创的“天风楼”，不仅开了新型美术教育机构的风气之先，还培养了赵少昂、关山月等岭南画派的新一代中坚。几代人接力打造的岭南画派的写实特性，既有对两宗工笔的传承，也有对明清写意的融合，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和日本的相关技法，是在植根于传统，又不择细流的包容与融合中，创建的中国近现代最具特色的一个重要流派。

高剑父《东战场的烈焰》

      写实性的画面往往拥有最广泛的受众且能到雅俗共赏的境地——亦即具有高视觉还原度的画面，对观赏者来说是无需前提条件的：直观即可懂。不像以个人自我修养为旨归的文人画那样需要以接受笔墨写意的训练为赏画的前提。其次，在表现题材上也更接近生活和社会现实。正是这种画面的公众性特点，使得岭南画派更契合“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开启民智”的要求。这在客观上使岭南画的作品更好地发挥宣传教育的功能，同时也更务实地贴近市场的要求。从此次展出的“匕首投枪”“激情岁月”“改革开放”等板块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岭田南画派在面向公众以表现时代、讴歌生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将岭南画派的写实性和公众性特点，归结于因为广州是通商口岸，而更多地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妥的、片面的。同样作为通离口岸的上海“海派”，虽然也有写实性的画家、也不乏表现社会和生活的公众性作品，但在主体上还是以自我心性修养的旨归的写意文人画为主调。尽管在上海也有广东籍的画家带着岭南画风前来交流，如黄幻吾等，但终究也只是海派海纳百家中一家而已。写实是技法，而技法选择的背后是文化。

陈树人《长城暮鸦》

      岭南文化，通常认的是由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构成。其实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是唐宋（当然也可上推更久远的历史时期）中原文化在百越之地的存留与发展。 中国文化在唐宋时期是以构建社会秩序为核心的，是社会公众特性的；明清时期则以圆满个人修养为旨归，是私人特性的。

      由于地理、交通等多方面的原因，岭南文化更多地保留并体现了唐宋中原文化的社会公众性特点。这不仅体现在粤语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古音上，也不仅表现在对宗族祠堂——“家文化”的重视，更体现在勿忘“王师北定”的历史情怀中。因此，当满清朽败之时，公车上书、变法图强的是岭南人，发出“盛世危言”的是岭南人，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付诸革命的是岭南人，铲除帝制、起兵北伐的也是岭南人。

      在历史的要紧关头，挺身而出，前赴后继，这是一腔热血，是家国情怀，更是历史文脉。也正是在包样的时状语境中，岭南的美术人“匕首投枪”，展开了革命的激情岁月。而要达到鼓动激励民众的目标，雅俗共赏的写实技法无疑最直接的、有效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主办者将百年岭南美术大展命名“其命惟新”，是极有深见的。

    因此，岭南美术近百年来，作为岭南文化的视觉组成部分，其技法上的写实性和功用上的公众性，既是百年来时代情怀使然，也是千年间文化根基的必然。

     作者：邵　琦

      邵琦，书斋名“渠宜书屋”一九六三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美术史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书画院画师；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绘画研究季刊·朵云》编辑、部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著有《书屋小记》《中国画文脉》《晚明以来中国画的语境与语义》《托古改制》《胸中逸气》《入缵大统》《浣却铅华》等；画集《只在此山中》《上海书画名家精选·邵琦》等；主编《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略》《二十世纪中国画讨论集》等；合著《造物设计史略》《松江画派》《徐黄体异》《中国画心性论》《创造与永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