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华 钱跃：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风云际会

2025年10月24日，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日。今天我们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要回首来时路，穿越历史的时空，重温联合国一路走来的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的一份英文电报，这份珍贵的电报传来了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10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这份电报的译文：“……在十月二十五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一九七六次会议上，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通过了下述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顺致最崇高的敬意。”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外交斗争。

一、中国共产党参与联合国创建

1942年1月1日，正在与轴心国作战的26个同盟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会面，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份文件第一次正式采用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联合国”方案。1945年，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并在会议上签署了《联合国宪章》。这些代表对1944年8月至10月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审议。但敦巴顿橡树园计划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即联合国最重要的组织——安理会的表决程序。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及三国外长与重要官员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进行会晤，2月11日，会议宣布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召集举行旧金山会议。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还不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但在抗战中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不但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肯定，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方面一定程度上的认可。1944年7月，美军派遣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斯、三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这样，解放区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外交的另一扇窗口，即“半独立外交”。

当雅尔塔会议关于召集旧金山会议的消息传到延安时，中共正在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当即在会议上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在毛泽东提出要求后的当天，1945年2月18日，周恩来就代表中共中央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指出：4月15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其代表出席。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2月20日，赫尔利复电表示不同意。赫尔利是支持蒋介石的意见的，蒋介石否认中共参加会议的资格。

中共方面一直坚持要派代表参加，不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3月7日，毛泽东在王若飞（重庆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3月6日关于有消息传出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的来电上批示：“似须电若飞，向王世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负责人）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随即，周恩来起草致王世杰信，信中声明：对于出席4月15日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代表团，要求王世杰将以上要求迅速转达国民党政府。这封信经毛泽东修改后，于3月9日发出。3月26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中国将派出10名代表，其中有一名共产党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无论对即将成立的联合国，还是对美国社会，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4月1日上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专门召开有董必武参加的会议，毛泽东等决定由董必武带随员2人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处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与谢伟思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与友好的美国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辗转到达旧金山后，董必武除了参加会议之外，还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广泛地接触美国的朋友和华人华侨，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军民进行经济、政权建设的情况，介绍抗日的战况和取得的辉煌战绩，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成绩，扩大中国人民革命的影响。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是讨论和解决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1945年6月25日，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会。英国哈利法克斯勋爵提议改变传统的举手表决，以起身站立的方式表明立场。惊人的场面出现了。在场的所有人——各国代表、工作人员、记者和近3000名参观者一一笔直肃立。当会议主席宣告联合国宪章最终草案一致通过时，雷鸣般的掌声在会场上响起。次日，中国作为最先遭受轴心国侵略的受害国，第一个签署了这份寄托着人类对和平殷殷期盼的文件。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二、新中国代表走上联合国讲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应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席位。1949年11月，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声明：“中国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然而，由于美国的干预和操纵，这一合理诉求并未得到满足，蒋介石集团在丧失合法执政资格的情况下依然长期霸占联合国席位。

毛泽东自1949年12月6日起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在此期间，毛泽东为达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付出大量精力。但同时也在考虑如何拓展新中国的外交舞台，如何名正言顺地登上联合国讲坛。

这时，苏联方面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取代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将会大大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合国，特别是在最重要的机构安理会的影响力。

1950年1月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中共中央：（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如果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廷黻还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据称还要当安理会今年的主席），则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维辛斯基以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我并说，我的电报1月7日到北京，中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署名的声明可能在1月8日或1月9日发出去。我问他，此项声明电除发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外，是否还需要同时发给苏、英、美、法等安理会会员国？他说，可以发，苏联根据中国的电报就可以行动。此事他声明是以外长资格征求我的意见，我已正式表示同意。请你们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9日恩来动身前发出此项声明的电文，除发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外，并以电报通知苏、英、美、法等国外交部，附以致联合国电文。此事办理情形望告，并告以1月9日是否来得及发出。

当晚12时，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周恩来：“兹拟就周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十会员国政府（不给南斯拉夫）的声明电，请照此发去为盼。”1月8日发出的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1950年1月1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提议将台湾当局的代表开除出安理会，但遭到美英两国的否决。

1月1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维辛斯基今晚来谈，建议我国向联合国去电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紧张，苏联支持我国声明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唯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我同意他的建议，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1月1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出：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洛甫（即张闻天）担任为适宜，现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电报，如中央同意即请于明19日发出并公开发表。毛泽东还说：……唯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之同时去一电给洛甫，说明因时间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请他谅解，至动身去联合国的时间另电通知。 这一天，毛泽东还起草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致联合国的照会（此照会正式发出时，署名改为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项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并请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留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赖伊虽然有回应，但由于美国的压力和阻挠，中国的努力未能取得明显的效果。中国抗美援朝后，在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由美国操纵，通过了污蔑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决议。中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因而变得更加复杂。但从此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坚持原则不动摇的基础上，为推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而不懈努力。

1950年9月，为在国际社会孤立、封锁新生的人民政权，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大否决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并决定成立所谓的“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未作出决议之前仍允许台湾当局的代表占据联合国席位。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依然积极争取机会，利用联合国的舞台开展外交斗争。195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参加联合国会议，在安理会上控诉了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武装侵略，这是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台。

三、第三世界将新中国“抬”进联合国

1961年，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1965年第20届联大上，在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要求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承认它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提案进行表决时，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均为47票。这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的一个突破。

关于把重点放在发展建交国方面，是建立在新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之上的，即重返联合国比发展建交国的难度要大。中国必须获得多数甚至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支持才能重返联合国，况且议案中还须满足中国为联合国规定的驱蒋条件，否则通过了中国也不会接受。因此，毛泽东为发展建交国和重返联合国搞了一个连环设计。中国要求建交国在联合国必须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这样，中国就可以在联合国之外通过发展建交国来影响联合国内部的力量对比。

1968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总统叶海亚•汗率领的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时对客人说：现在美国的尼克松想把我们拉进联合国，说要把中国人带进什么国际大家庭，否则我们无法无天。对美国这种态度，我们不欣赏。我们不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组织的规矩约束。但是我们遵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规矩。

当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胜利在望时，中美关系迎来了转机。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尝试对中国进行接触，中方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1971年4月，毛泽东批准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请求，“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成为一段佳话。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派，终于在叶海亚•汗的协助下，实现了秘密访华。7月15日，基辛格访华公告一发表，立刻震惊了整个世界。基辛格两次访华，中美建交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即便如此，美国依然想方设法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召开前，美国提出所谓“逆重要问题提案”，要求将取消台湾当局代表权的相关议题视为“重要问题”，必须在联合国大会上取得2/3以上票数才可通过。并且炮制出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同时保留台湾当局的代表权。对此，中国外交部重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同驱逐台湾当局“代表”出联合国，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提议，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列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议程。议案中的解释性备忘录的第七条特别强调，“公认的是，没有这个国家的参加，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胜利恢复》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11月）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进行正式投票，“两阿提案”最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绝对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宣布后，会场一片欢腾。此时，基辛格刚刚结束他的第二次访华行程，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同车送行的乔冠华请他预测中国能否在当年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基辛格表示，大概需要再等一年，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才有可能。有趣的是，这位著名学者、资深外交官事后才得知，当时中方已经获悉投票结果，只是为了避免使他尴尬才没有当面告知这一消息。

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政府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正式通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并邀请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当天，吴丹在录制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的视频声明时表示：“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国际局势明显好转的证明，并会最终巩固和加强联合国。”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开会，研究立即组织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毛泽东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指乔冠华）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据说，当时也有观点主张不要马上进联合国，而是要等联大通过另一个决议，摘除1950年关于中国是侵略者的帽子后我国再派团去纽约。对此，毛泽东说，人家第三世界抬着轿子来请你啦，你还能不去？毛泽东自己以前也提到过这个“帽子”的问题。但是，毛泽东是最讲实事求是、最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在一起的。此时毛泽东的话，针对的是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时候，谈到了中国国内高层有人反对改善中美关系。这可以说是那股“左”的思潮的重要体现。实际上，毛泽东对“摘帽”问题已经考虑到了。他点名乔冠华担任团长，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乔冠华1950年11月和伍修权去联合国，就美国诬蔑中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进行唇枪舌斗的经历有关。毛泽东在点完将后说：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的讲话，题目叫作“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也不是去跟美国吵架，而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10月29日，姬鹏飞致电吴丹，正式通知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在近期内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全体成员。毛泽东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各国的独立与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同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三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也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

四、《乔的笑》经典照片获普利策奖

11月9日下午，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代表团的离开、回国，政治局全体成员都要参加，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送行。

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当时联合国全体大会早已结束一般性辩论，按惯例进入了各项议题的具体讨论。但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达，联合国大会应届主席、印尼外长马立克决定于11月15日举行专门全体大会，听取中国代表团的发言。

11月15日上午10时，大会厅内座无虚席，贵宾席、记者席和来宾席上也坐得满满的。中国代表团步入联合国会议大厅时，全体代表起立，掌声经久不息，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

马立克致辞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走上讲台发言欢迎中国代表团。在他们的发言过程中，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午6时40分，历时约6个小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包括美国、日本、苏联）在会上致了欢迎辞（匈牙利的代表用中文发言）。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大多数代表的欢迎辞热情洋溢，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赞扬毛泽东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有的代表还热情朗诵了毛泽东诗词。

首先发言的是科威特的代表。他说：“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使新时代的人类的前途变得灿烂。”

法国代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不仅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而且为我们的组织获得新的动力打开了道路。”

阿尔巴尼亚代表说：“世界上所有的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

坦桑尼亚代表对新中国的巨大进步表达了钦佩之情。他说：“我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钦佩他们对全世界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我们还对他们在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领导下，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努力所已经取得的和正在继续取得的惊人进步表示敬意。”

智利代表的讲话充满了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敬意。他说：“今天，一个由有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活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中国从落后、贫穷、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了起来”“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欢迎的时候，我们希望十分坦率地强调她在历史的心目中担负的巨大责任”。他还用西班牙语朗诵了毛主席的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保加利亚代表。他说，“代表们知道，我们委托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今天上午代表我们发言。但是，我的代表团无法抗拒在这个仪式上要讲话的诱惑力。在看到联合国内那么多在最近和以前还发言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或在这个问题上不表态的代表团都出来直接或通过他们的地区代表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到达之后，我们为什么不讲呢？当我们知道我们为这个组织的普遍性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斗争并不是徒劳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感到高兴和满意呢？”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辞以后，乔冠华在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发表讲话。讲话完毕时，会议厅里又一次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到讲台前与乔冠华团长握手，表示祝贺，超过了任何国家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所受到的礼遇。

在被问及此刻心情时，乔冠华仰头大笑。在场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这张名为《乔的笑》的经典照片后来还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

五、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意义重大深远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1971年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即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那次会议，可以说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

当时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乔治·赫伯特·布什，即后来的老布什总统，在联合国现场目睹了整个过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布什自传》谈到他为什么要谢绝福特总统让他到英国或法国当大使而选择到中国当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写道：“出使英、法固然令人垂涎，但去中国更具挑战性，新中国正在崛起。”路透社还报道了布什发表谈话：“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黄华回忆：“这一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国际社会为之震动，媒体多以头条新闻刊载报道和评论。喜讯传到北京和全国，人们无比兴奋和激动，预期中国的外交将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当时的外国媒体的报道，留下了精彩的描述，展现了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美国主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以“非洲国家同红色中国站在一起”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三家报纸都刊登了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名单，其中，非洲国家占26个，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英国的路透社和美国的合众社报道关于美国的“重要问题”提案投票的现场实况：“当电子记票牌上出现的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刻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联合国代表们今晚击败了美国为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作出的努力，从而为北京进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他们在走廊里高声欢笑、歌唱、欢呼、拍桌子。”

中国前驻联合国参赞、安理会候补代表吴妙发曾经在1971年到1978年，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前往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多次参加联合国会议和安理会会议。他后来回忆道：“不少非洲代表团官员一见到中国朋友，都很激动。”“比如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代表团，一看见我们，就跟我们热烈拥抱，好几分钟都不放手。还喃喃地在我们耳边说：‘你们中国总算来了！我们盼望你们很久很久了！’”“还有像后来担任纳米比亚总统的努乔马、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当时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团请他们吃饭，我去接他们。一进大门，穆加贝和努乔马看见我穿的是中山装，马上冲过来抱着我说：‘你们总算来了！’热泪盈眶。”坦桑尼亚大使萨利姆对吴妙发说：“不解决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的问题，我生平的夙愿就没有完成！我为此奋斗了多年，今天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夙愿终于达到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天下哪有公理呢？”

关于两阿提案，日本共同社报道：“八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以后，25日午后11点20分终于是阿尔巴尼亚提案通过了的决定性的瞬间。中国回到联合国，由此而被正式承认了。‘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各国语言的欢呼声在会场内四起。赞成中国参加的各国代表以三分之二的人数而淹没了会场。他们全部站起，高高举起双手向会场四周欢呼，会场充满了兴奋的龙卷风，主席的声音完全听不见了。马利克主席用英语宣布‘提案通过了，其内容将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告’，又响起了一阵波涛般的掌声。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了联大总部过半数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大手进入国际社会的权利。”

后来史学家称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因为当时毛泽东高估了美国的“指挥棒”能力。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当他得知了确切的消息后，说过这样一段话：“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见《百年潮》1997年第一期、第二期 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吴旭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1年。其间，毛泽东交给她一项任务，每天看《参考消息》等资料，学习分析判断国际形势。因此，她兼任了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工作。

考虑到“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毛泽东说：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非常英明的，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中国代表团的出席，使联合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在这个盛况的直接推动下，尚未与中国建交的联合国成员国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与新中国建交的高潮”，新中国展现出一幅“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生动画卷。

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指出：“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世界上的一个大事件，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大事件。这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标志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1971年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会场绽放自信笑容至今，已经过去了50多年。在此期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何建华，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钱跃，上海联合国研究会理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