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自称当年没看懂“千里共同途”,实在是过谦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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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墨林院士

1990年,杨振宁和几位关系非常好的欧洲科学家吃饭。因为范围比较小,属于私密的聚会。葛老也在一旁作陪。

席间,有个北欧人就向杨振宁面授机宜——如果杨振宁能在公开场合否定一下中国的一些做法,肯定会对获得第二次诺贝尔奖非常有利。

葛老在所著《我所知道的杨振宁》书中的记述是这样的,这个北欧人说英语的时候有很大的口音问题,葛老听得不是特别清楚,但大概意思是不会错的。

杨振宁听了这话当时就表示,获得诺贝尔奖是可遇不可求的,自己是不会为了获奖就说违心话、做违背自己本性的事的。

葛老说当时他就非常感动,觉得杨振宁是非常有原则的人,爱中国就是他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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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与葛墨林,中为葛院士爱人秦世芬

大家好,我是乌鸦。

2025年10月18日,物理学泰斗杨振宁教授在京逝世,享年10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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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清华大学官网

那时隔多日乌鸦怎么想起来提这个故事呢,是想说评判杨振宁先生对祖国的立场、与新中国的关系,应当放到更大的历史进程中去看,从中其实不难发现即便跳出物理学界,杨振宁也是一个足以载之竹帛的历史人物。杨先生在时,尚可对他自己亲历的历史说明校正;今斯人已逝,无法再以当事人的角度进行回应,有些历史事件,咱们多说说、说明白,会减少很多误解。

这里举一个案例:

2020年第1期的《科学文化评论》杂志,刊登了题为《李政道杨振宁遭遇冷处理——六十多年前中国人第一次获诺奖》的文章。

就这篇文章,杨振宁亲自致信杂志编辑部澄清,他指出,文章内里内容并无大问题,但“题目中的‘遭遇冷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误导性总结”。

咱就是说,2020年代了,我国专业的学术刊物,在杨振宁教授相关的历史事件上,还可能做出需要当事人本人来指正的具有指向性的结论。这样的事情今后还可能发生,最具信度的当事人却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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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向杨、李发出的祝贺电文

好,那咱们回到开头葛墨林院士提及的那个故事。

众所周知,像杨振宁这种顶级科学家,钱他是不缺的,不管走到哪里,政府和科学界都会将他视若珍宝;而世俗的权力对于科学家来说,既不易取,很多人亦不欲取;这就反而让“名”这种东西,更凸显出价值来。

能跟杨振宁说这种话的西方人,未必没有这种(推动杨振宁再夺诺奖的)能量,可能反而是一种明示。而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这是多大的诱惑?

但杨振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事若不是葛老记录在书里,谁都不知道。

可能有人要质疑:就吹吧!什么西方人有这么大能量能左右诺奖?

唉,咱们也不是说他们这一两人就能“决定”诺奖归属,想让谁得谁得,想不让谁得就得不着,但政治因素对奖项(包括自然科学的)能起到实质性关键的推动或者阻碍作用,这个不用怀疑。

其实杨、李二人的“第一次获奖”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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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从杨、李的学术成就来讲,能斩获物理学奖当然是毫无争议的,但能够斩获“那一届的”诺奖却并不寻常。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假说”,是1956年提出的,而二人获奖在57年10月。相对后世动辄大几十年的诺奖印证时限,杨李二人获奖速度之快,实属罕见。

原因在于,在当时的美苏争霸背景下,苏联特别在乎基础科学的突破,同时苏联科学家也在同一领域有相关研究,这就导致冷战两巨头在这个问题上争得很凶。

谁说诺奖没有政治成分?杨、李两人能在1957年获奖,也多少受益于美苏争霸的大历史背景。

所以,哪怕杨振宁最伟大的学术成就是“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也没有办法因之获奖,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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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与米尔斯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因素,就是美国人的小九九。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科学家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回到中国,这导致美欧在很大时间就系统性地流失了一大批科学家。这种境况既让美欧人震惊于新中国的强大号召力,又恐怕他们的人才会进一步流失。

杨、李两人获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假说”,实验印证者是美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这种“你看中国人留在欧美才能创造巨大成就”的标杆,也是当时美方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但这又同杨振宁的初衷相违背,因为在他心里,中国是很重的。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也是一个大科学家,还是那种“天才只是见我的门槛”级别的数学系的大宗师。

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数学家,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也是最先响应中共号召,坚决不跟国民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代表。

1957年,当得知自己的儿子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杨武之非常高兴。经过国家批准,他还多次到欧洲去会见儿子,阖家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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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1964年,杨振宁还是加入了美国国籍,这让杨武之非常不高兴。

有人要说了,你刚刚说杨振宁非常看重中国,但又说到他不顾父亲的阻拦也要加入美国国籍,这不是矛盾吗?

咱们平时说听其言观其行,但其实也有个前提,就是你要对这个对象有着持续稳定的观察,哪怕是做不完全归纳,也需要足量的样本。

早在1957年两人获奖的时候,新中国就派出科学家参加了诺奖颁奖典礼,还极力促成两人归国。但一个背景咱们也要交代清楚,1957年发生了“反右”运动并很快扩大化,导致一批科学家受到了运动的波及。

李政道就明确表示:“我在国内的老师和同学都被划成了右派,我们回去也有可能当右派,因此,不再考虑回国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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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个人考量。两人当时选择不回国,不管从当时看还是后世看,都没有问题。

再加上当时参加各种国外高级物理实验室都有国籍限制,两人最终加入了美籍。

作为对比的是,当时败退到台湾岛的国民党政府曾经大肆宣扬杨李两人获奖的成就,还把这当成对蒋70岁生日的贺礼。并且一再派高官和学者向两人当面庆贺,并邀请两人“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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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李两人同样没有接受。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个人的命运有时真的无法琢磨。如果要评判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要回到历史中去,看他们遇到真正可以把握的具体事件时,是怎么做的。

这个时间点很快就到了。

在那个时刻悬在危险线上的20世纪后半叶,有影响力的人,哪怕你是科学家,你想远离政治,也未必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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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美国以“联合国亚洲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在台湾海峡以北进行海底石油勘探。到了第二年,日本就开始以科学勘探的名义,介入钓鱼岛海域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中,并趁机宣称“尖阁群岛(中国钓鱼岛)属于日本”。

当时,杨振宁就积极参与了最早也是上世纪最大规模的“保钓运动”。

1971年,在美学生和华人就在美国多地举行抗议游行,反对美国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

事件发酵以后,陈省身等在美科学家开始积极行动,联络全美华人科学家开始对美国政府施压,杨振宁就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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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与陈省身

1971年,保钓同仁们在《纽约时报》刊登了 “致尼克松总统公开信”,这让美国朝野出现了震动。当时,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就传情报回国内,指出,“公开信有3000名以上的中国学术界人士参加,其中有一些是学术界重量级人物。”

这个“学术界重量级人物”,杨振宁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1971年10月29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 “返还冲绳” 公开听证会,杨振宁等四人出席了听证会,并在证词中指出,钓鱼岛是中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引起了会场美国政要和日方代表的极大关注。

这并不是说其他参与者不重要,而是影响力大的人天生就有巨大的舆论权重。反过来说,影响力巨大的人,需要审慎利用自己的这种能力,其中很多是“爱惜羽毛”不愿出头的,像杨振宁这样多年来注意避免卷入政治的人物,如果不是对中国的一片真心,何必顶着压力当这个出头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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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杨振宁得知美国公民不可以到中国旅行的禁令解除,他第一时间向中国驻法大使馆申请了访华签证。

同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而10天之后的7月19日,杨振宁就从法国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还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虽然杨振宁是超顶尖科学家,但应该没人相信美国会把基辛格访华这样的机密行动通知他吧。因此他那一趟行程,绝非望风而动的投机行为;反倒是在当时美苏都对华压迫的那个时间节点,先人一步起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巨大作用。

从中国回到美国之后,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演讲,公开阐述了他对新中国的印象。主要内容是:跟26年前的中国相比,今日中国已经呈现出一副新气象,中国人认真地了解并担负起对这个国家及全世界人类的责任。自1960年后,中国已经由一个依靠输入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过去10年( 1960-1970年),工业产品在量的方面或没有惊人增加,而在质的方面却有巨大的成就。过去不能做的,做不好的,现在都可以自己生产,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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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的演讲对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华人影响巨大,这也是新中国再次打破“成见”坚冰的一次巨大突破。《纽约时报》在9月23日,就对此次演讲予以报道。杨的演讲也获得了多种刊物的全文转载,这进一步引起了轰动。

当然,从那时起,杨振宁就开始“具有巨大争议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讲了新中国的好话。当时一个叫王以理的就怀疑杨振宁受到了共产党的骗,并认为“这些都不是出于杨振宁之口”。

香港的《明报月刊》也故意歪曲杨振宁之前的各种说法,报导称杨振宁回答 “中国人民觉得台湾没有民族气概”,周总理 “对台湾有些卑视的态度”。对此,杨振宁予以公开的、坚决的否认。

周培源院士当年参加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杨振宁的会见活动,他的评价就很中肯:

“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设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是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

这种评价足够客观、也足够能说明杨振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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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杨振宁就成为新中国对美关系的一面旗帜。而相对这些大事,杨振宁也做了很多具体但更加让人钦佩的“小事”。

1973年,受杨振宁邀请,新中国首次派学者赴美参加会议。

1977年发起的“全美华人协会”致力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自费8000美金在《纽约时报》做《致美国卡特总统的公开信》呼吁两国建交。

杨振宁和他的父亲杨武之都是清华人。为了筹备清华大学的研究中心,杨振宁带头捐了他和夫人杜致礼在美国的部分积蓄,后来又捐了一部分美国房地产,以及他来清华工作前期的全部工资。

当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立,杨振宁一次性捐助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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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高研院杨振宁缅怀室外排队前来吊唁的人群,图源见水印

葛墨林回忆说,南开大学物理研究中心开的很多会,都是杨振宁从香港募集,然后直接把钱带回来。有一次怕他们换不开钱,都把钱换成一捆捆的20美元面值的美元。

葛老回忆说,“有一次我特别感动,那时候我还在美国,他妹妹来找我,她说你看杨先生又开车自个儿去了,到纽约,到China town,就华人城去演讲,我说干嘛,她说捐钱去了,我说那有什么,她说他还发着烧,还发着高烧,自个儿开车,因为人家香港那些有钱人来了,赶紧去开着车给人家谈啊怎么捐钱。 当时我就很感动。”

而对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教授杨建邺来说,他关于杨振宁最深的记忆,就是1996年参加杨振宁一场演讲。当主持人介绍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诺奖时,杨马上举手说:“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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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于2015年4月1日放弃了美国国籍,回归中国国籍,完成了父亲的心愿。2017年,中国科学院将杨振宁、姚期智由“外籍院士”,正式转成中科院院士,这是中国科学界前所未有的大事。

当时的舆论环境大家也知道,社会上对于杨振宁的指责和明嘲暗讽就没有停过,有些人更下作的对杨振宁各种歪曲和胡说八道。甚至有人编造翁帆父亲娶了杨振宁孙女的谣言——这一谣言出现时,杨振宁的孙女才7岁。

葛墨林气不过,写了一篇文章辟谣。但这文章却被杨振宁自己压了下来。

杨振宁说:“除了讨论物理,其他的事都不要管,我一辈子挨骂挨多了!”

从1970年开始,台湾方面和亲台的华人骂他,“体制批评者”也骂他。网上骂他,2016年,他反对中国建大型粒子对撞机,很多昔日的学生同仁也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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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欠谁的,也不在乎。

在一场专访中,杨振宁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想从整个宇宙结构讲起来,人类的生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个人的生命那更是没有什么重要的。”

看来很多顶尖的科学家,都能够放到无限的时空范畴上去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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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即便把视角放回人类社会乃至个人,杨振宁先生也完全可说是问心无愧的。

“共同途”的典故很多人都知道。当年好友邓稼先送给他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按杨振宁自己的说法:“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自己是后来才逐渐明白,自己的后50年才可说兑现了好友的嘱望。

但纵观杨振宁先生一生,即便说他一开始并未理解字面上的“共同途”,可在实际的所思所行上,始终是践行着“共同途”的轨迹,不负好友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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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资料:

葛墨林:《我所知道的杨振宁》

黄庆桥:《科学背后的政治竞争:1957年围绕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国际争夺战》

何玉:《海外 “保钓运动” 中的杨振宁》

人物:《杨振宁:已6年未去美国 不敢离医院太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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