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循环经济制度——国内循环经济制度改革。

国内经济循环关乎资本、劳动与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关系。国央企的本质是“全民所有制”，其利润理论上属于全民。但如果它通过规避对“全民”中劳动者一员的责任来创造利润，这在逻辑上是一个深刻的异化：全民所有的资本在剥削全民中的劳动力。这种所有制与用工实践之间的背离。不是方向错误，而是实践背离。中央关于共同富裕和深化初次分配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所谓的“脱节”，是指中国央企等市场主体的微观实践，与国家宏观战略目标之间出现了南辕北辙式的背离。这种背离体现在：国家希望企业（尤其是国央企）在初次分配中更多地“让利”于劳方，而企业的实践却是通过制度设计进一步“压榨”劳方。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执行力不足或方向性抵抗。

中国央企考核指挥棒的“唯效率”倾向。

中国央企的行为是理性的，但是在扭曲的激励环境下的理性。当前的考核体系（如国资委的EVA考核）过度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利润率、人均效能等财务指标。在这些指标的驱动下，管理层自然会将人力视为最大的可压缩成本。

“不养工人”背后的逻辑是：“养”意味着责任、成本和风险，是负担；而“用”则是纯粹的、可计量的生产要素投入。这种思维将劳动者物化，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政治表述形成了巨大反差。

京东模式它不是“傻”，而是更高级的“聪明”。表面看“京东模式成本高、不可持续”。实力已经换位到了“成本观”升级为“投资观”。投资于社会资本：京东通过承担五险一金，为自己构建了极其宝贵的社会声誉和政治资本。在强调公平和责任的今天，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投资于运营韧性：自营物流体系在疫情期间和业务高峰期的稳定表现，证明了直营模式在应对不确定性上的巨大优势。这种韧性是无法用短期财务数据衡量的。投资于人力资本：有保障、有归属感的员工，其服务质量、创新意愿和忠诚度远非朝不保夕的外包员工可比。这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更高级的商业效率。

批判国央企不是为了否定其存在，而是为了 “唤醒”其本质。呼吁一场 “国央企的使命重塑”。它们不应仅仅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更应是社会主义优势的“展示窗”和共同富裕的“压舱石”。它们的用工模式，应当成为保障劳动者权益、实践共享发展的标杆和样板。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让初次分配回归“劳本”主义，而国央企必须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引领者和示范者的角色，而非规避者和落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