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成败，在于能否培养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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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改革的成败，在于能否培养起因改革受益的利益集团，而要培养改革的利益集团，又必须坚定的站在一个群体的一边，绝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秦国的商鞅变法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成功了，宋朝是王安石变法没有做到，便失败了。
以前聊过王安石变法的相关话题，这篇换个角度再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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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1年12月8日，王安石生于江西抚州临川县，因其父王益是宋朝的基层官员，数次出任知县和知州，所以王安石的青少年时期，便跟随王益四处辗转。
和宋朝的大部分学子相比，王安石是幸运的。
他虽然没有固定的居所，但他常年跟随在王益身边可以聆听从政经验，四处辗转可以广博见闻增长阅历，在那个“终生无法得见县官、出门十里都值得炫耀”的年代，王安石的客观条件，无疑是远超常人的。
此外，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是一位“好学强记，老而不倦”的知识女性，在母亲的熏陶下，王安石的诗词文章也得以一日千里的进步，并得到南丰县曾巩的欣赏。
曾巩是名满天下的欧阳修的学生。
欧阳修又是宋朝名臣范仲淹、韩琦、富弼的朋党。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以后，立即被曾巩推荐给欧阳修，得以进入宋朝政坛的主流核心圈子，数年后，欧阳修又推荐王安石出任浙江宁波鄞县的知县。
那段时间，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向宋仁宗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建议，推动了“庆历新政”。
尽管这次改革仅仅持续一年，但变法推动者的气势和意志，还是给王安石留下深刻的印象。
于是到了鄞县以后，王安石也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开始尝试改革——
鄞县境内水网遍布，原本是不缺水的，但因为河道地势较高，两岸堤坝又年久失修，导致每年大雨的时候，雨水都顺着河道流入大海，鄞县常年干旱。
根据这一情况，王安石便在秋冬农闲时节，组织鄞县人民疏浚河道、加筑堤坝，将流向大海的河水留在鄞县，为农业服务。
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鄞县的贫困人民便没有粮食，只能以高昂的利息向豪门大族借粮。为解决贫困人民的粮食危机，以及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王安石便以政府的名义，将公仓里的粮食借给他们，秋收以后归还，再交少部分利息即可。
毫无疑问，“鄞县经验”是成功的，王安石政绩斐然。
此后二十年，王安石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判官、提点开封诸县镇公事、常州知州、江东提刑、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职。
表面来看，王安石的履历丰富、历练全面，但实际上，王安石出任过的这些职务，要么是垂直系统、要么是副职，仅仅“常州知州”是独当一面的，却也只做了不到十个月，没来得及做出政绩。
换句话说，王安石主政一方的履历只有鄞县知县，鄞县经验几乎是他全部的改革经验。
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年仅19岁的宋神宗继位，随后便在潜邸旧臣韩维以及一众名臣将相的推荐下，召王安石进京。
宋神宗说：“朕需以政事烦卿。”
王安石答：“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
君臣就此一拍即合，决定联手开创一番大事业，于是在公元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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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王安石曾写过一篇长达万字的《言事书》，里面有句话说：
“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我不懂经济、财政等专业知识，但从历史典籍里总结出一些治国理财的经验，那就是发动天下的人力物力来创造财富，然后用特殊手段收取财富，用到事关天下兴亡的大事上。
宋朝之所以积贫积弱，关键不是没有创造财富，而是没有收取财富的手段。
实事求是的说，王安石的理念是超前的，尤其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观点，颇有现代社会以工业制造、科技创新、品牌溢价等方式创造财富的意味。
但问题是，王安石生活在以农业经济为支柱的宋朝，而在化肥、良种、机械出现以前，农业经济是很难增长的，根本不存在创造财富的社会基础，更没有成熟的技术供他创造财富。
王安石的这个观点，能够实现的，其实只有“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操持的改革，核心内容便是八个字，为国敛财、富国强兵。
关于这一点，王安石颁布的改革法令体现的淋漓尽致——
农田水利法，发动农民疏浚河道、修筑堤坝、灌溉农田，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法令颁布以后，共有10793处地方动工，36万顷农田受益。
方田均税法，丈量天下田亩，按亩收税。
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地方政府给贫困人民发放贷款，秋收以后再向政府还款，另交两分的利息。
当然，不是什么人都能申请贷款的，必须五户结为一保，并以“有力者”做甲头，才有资格向政府申请贷款。如果到时候还不上，则由甲头包赔。
免役法，将宋朝的户口分成九等，下五等户免除徭役，上四等户承担全部徭役，如果不想服役便要交免役钱，由地方政府用这部分钱雇人服役。
如果有人不交免役钱，那么担任里正的第一等户，便要包赔代交。
均输法，派专人做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路、荆湖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的发运使，不仅负责这些富庶地区的税收和盐茶专卖，还以五百万贯钱、三百万石粮做资本，收购这些地方的商品，卖到其他地方去。
市易法，政府出资在都城开封等大城市成立交易市场，垄断经营一切商品，从中获得利润和商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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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法令，而这些法令的要求和执行方式，几乎就是明明白白的写着两个字：
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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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到底，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逻辑就是，宋朝政府利用公权力打击地主豪商，然后垄断商品来源、销售市场、发放贷款渠道，把全国范围内的利益都集中到政府手里，最终实现挽救财政危机、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么做当然是有好处的。
变法十年以后，即公元1077年，受益于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宋朝的夏秋两税共计558.58万贯，市易法又带来152.8万贯收入。
即便不算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的收入，仅仅是这两项，宋朝的财政收入也远超往常。
但这么做也是有代价的。
当宋朝政府把全国的利益都集中起来、公权力又不受监督没有制衡的时候，法令推行到基层，官员为了完成创收任务必然层层加码，那么变法就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加税，“为国敛财”也演变成政府对人民的全方位剥削。
例如免役法，法令明文规定，四川利州的免役钱征收额度是9.6万贯，结果利州政府直接收了33万贯，实际征收是计划征收的3.5倍。河北镇定州，人们不得不拆了房子卖木头来交免役钱。
均输法，官员采购商品的时候极力压价，用最低的成本买到最多的商品，销售的时候又极力抬价，用最少的商品换取最大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销售方和购买方都付出了严重的代价。
市易法，颁布不久就把水果、芝麻、梳子等日用品也纳入经营范围，基本剥夺了小商人、个体户、手工业者的经营空间。
这种情况，能说是国民两利吗？
恐怕是不行的。
可以说，宋朝的财政收入增长，是以损害相当一部分人民利益为代价的。
宋神宗都说：
“天下之民，所纳二税，至有十七八种，使吾民安得泰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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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损害一部分人民的利益，能让改革形成正向循环，可持续发展，倒也罢了，然而，王安石颁布的法令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青苗法明文规定，“五户结保、有力者做甲头”，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想发放贷款收取利息，就必须把贫困户和富户组织起来，以“保”为单位进行发放。
这么做的原因是贫困户的信用度不够，政府必须让富户给贫困户做担保，但问题在于，很多贫困户没有长期发展的意识，拿到贷款以后，根本没有用到农业经营上，而是去喝酒、赌博或改善生活了。
前些年参加过扶贫工作的朋友，肯定见识过类似的事情。
如此一来，秋收以后，贫困户就不能及时还款，政府为了收回贷款和利息，只能强迫富户把贫困户欠下的贷款和利息一并还清。
结果就是，大量富户因此破产，贫困户也将青苗法视为薅政府羊毛的途径，不会对政府感恩戴德。
司马光就在给宋神宗的奏折里说：
“今县官乃自出息钱，各随户等抑配给之，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富者则独偿数家所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千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
任何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都是有基本盘的，西汉有军功贵族、东汉有地方豪强、隋唐有关陇门阀，宋朝则是地主豪商。
这种政权的基本盘，其实就是这个政权的利益集团。
当一个政权的利益集团过于膨胀、影响到政权正常运转的时候，肯定要进行改革，打击这个利益集团。
但，打击旧利益集团只是改革的起点，能否成功培养出新利益集团，成为政权的新基本盘，才是整个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现在来看王安石变法，他打击旧利益集团了吗？
打击了，但王安石没有触碰地主豪商的土地所有权，没有改变宋朝的贫富人口比例，更没有改造宋朝的社会结构。一句话，他只是剥夺了一部分地主豪商的财产，没有触及地主豪商的根本利益。
他培养出新利益集团了吗？
没有。
整个王安石变法，除了宋朝政府以外，你看不到哪个阶层是真正受益的，既然没有受益的阶层，又怎么可能培养出新利益集团呢？
而没有因变法受益的利益集团，改革就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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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仅9岁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并召回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完成宋朝的人事更替。
随后，王安石颁布的法令被一一废除，宋朝重回旧轨，闲居九年的王安石受此打击，次年5月，也在南京去世了。
绵延17年的王安石变法，就此失败。
回顾王安石的一生，他其实是以王猛的地位，做了桑弘羊的工作，尽管轰轰烈烈青史留名，但终究是难以为继的。
曾经的师友范仲淹、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等人，或许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才和王安石分道扬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