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学论文集出了，这是第一篇：中国网民自主知识话语体系

6月份的时候，小红书上爆出来个帖子，说学术界这么搞是不是太潮流了一点，居然开会讨论“日耳曼赢学”。​这个帖子点击还蛮多的，评论区充满了欢乐和惊诧。

微博上也有不少人转。

那正是《东方学刊》参与组织的论坛，多位青年学者发言并撰写了稿件。今天论文已经出版并且发布到知网了。不过严格来说，这事和主流学术界没什么关系，主流学界或者说学术建制派可不搭理这些。我们本来就是异数，前些年组织工业党专题、入关学专题还惹了麻烦，不过这次还是坚持做了赢学专题，为什么要做，我这篇文章里已经解释了。

因为我这篇具有总括的意思，所以编辑部决定把这篇放第一篇了。后面还有八篇都很精彩，等《东方学刊FDU》公众号陆续放出吧。

从“工业党”“入关学”到“赢学”：中国网民自主知识话语体系的演进

余亮

相比学术话语或者官方正典话语，“键政圈”的网络话语迭代速度很快。2024年尾，在知乎平台“键政圈”发展出的“日耳曼赢学”话语（以下简称“赢学”），用历史寓言方式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本质，可以看作2020年勃兴的“入关学”话语的最新最直接发展，不仅在“键政圈”反响热烈，而且快速出圈，其核心概念甚至在近期汽车圈粉丝争吵或者手机等消费品广告中都频繁出现。

这套话语不是突然出现的，向前追溯其谱系，可以关联到2013年左右出现的网络“工业党”话语，再往前还可以追溯到网络“自干五”话语，无不和网民思考国家发展模式、文明特质有关系，同时又区别于1980年代以降新启蒙思想传统之下的思想界话语和官方话语，具有自己的基因和生命力，堪称中国网民的人文社科自主知识话语体系。

正如在文学研究领域存在一个正典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在政治学领域，同样存在学院政治学和大众政治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先后组织“工业党”“入关学”“赢学”等一系列话语专题研究，目的在于沟通学院话语、正典话语和网络大众话语，促进交流互鉴，激发思想活力，助力于克服新启蒙思想话语日益建制化和保守化的趋势，以及打破不同话语之间的严重隔阂。在2025年6月举办的第十四届“法权秩序”年会上，本刊编辑部组织的“赢学”叙事研讨单元有十多位学者热情发言，议题丰富，有从古典传统以及全球新秩序视野讨论东西方“赢学”不同发展路径及其利弊，有以单个国家或者单个思想者为样本的案例讨论，有从科技竞争出发或者讨论学科赢学，有梳理话语细节，涵盖政治、经济、艺术各方面，充分体现了一种有活力的话语的思想激发效果。(1)本文将首先对“赢学”的谱系和话语实践经验做一个梳理。

一、 “赢学”话语的谱系：从觉醒到顿悟

中国互联网键政话语随着门户网站和论坛的兴起而发展。在早期，主要是传统政论话语投射到网络上，新启蒙传统下的思想话语借助互联网传播。比如，网民将大量中外经典人文社科著作的电子版放上网，左右翼纸媒知识分子转移到互联网上论战等等。一些市场化纸媒的能量最先通过互联网放大，如2003年《南方周末》报道的孙志刚事件通过互联网转变为全民舆论事件。

自由主义话语和新左翼话语成为门户时代和博客时代网络政论的主线矛盾。其后民族主义话语也逐渐恢复，但相对弱势。2010年左右，社交媒体兴起。新自由主义和“公知”携“推特革命”之风，在社交媒体占据显著舆论优势，在批判揭露社会不良现象的同时，也一味自我否定，贬低中国的进步，形成了一种“失败”色彩的话语。在这种背景下，“自干五”话语产生了。“自干五”即“自带干粮五毛党”简称，否定“公知”将爱国群众污名化为官方水军“五毛”的说法，在自嘲的同时自我肯定。主体是大学生群体、留学生、新市民，凭借意气而非利益，与公知、美分、恨国党为辩论对手，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出来的新人。随着更多市民青年加入，之后又发展出小粉红现象。(2)在他们的思想和话语中出现了较为有意识的中国主体性，即反对理念先行、走出西方神话、正面肯定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具有觉醒色彩，表现出了文化与制度自信。

“自干五”言说的并非成体系的话语，而是主要围绕具体舆论议题（如拆迁、城管、基建等）展开，通过具体知识进行辩论，“7 · 23”动车事故引发的辩论就是典型。

“工业党”话语则是较早的一种具有体系性的网络键政话语，(3)早在门户时代前期，就在一些边缘论坛酝酿，如留学生居多的西西河论坛和一些动漫军事论坛。主体是理工科青年（留学生）和中产职员下层（吴靖、卢南峰和邓伯鑫都讨论过这一点）。他们从理工、战略知识出发讨论国家发展和社会问题，不满于网络主流舆论中的意见领袖缺乏科技生产基本知识而从感性出发一味贬低中国发展水平。他们据理力争，挑战主流西方经济学观念，逐渐形成“工业党”话语体系。相比“自干五”，他们的思想体系鲜明，实际生产经验丰富，从概率论、工程学等领域汲取方法，运用于政治、社会领域。他们擅长从生产实践（把事做成）的角度思考问题，又能返身于上层建筑思考，综合了革命建设、工程师文化、科技知识、网络文风等资源，产生出一种非常“硬核”“干货”又比较生动的话语，核心问题在于说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够胜出（赢）的关键因素是“实干”。代表性文体就是袁岚峰、宁南山、汪涛、陈经、马前卒、平原公子等理工科出身的自媒体人的系列长文。

2019年诞生、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时达到高潮的“入关学”话语，其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无论中国做得如何出色，还是会被西方舆论批判，例如，2020年中国疫情防控比西方世界做得优秀得多，但仍然成为西方媒体、政客猛烈攻击的对象。“入关学”采用历史寓言式分析，把中美关系类比为晚明与后金的关系—美西方掌握所谓“普世价值”，贬低中国形象，类似大明王朝掌握儒家价值观，视不同文化制度的国家为蛮夷。“蛮夷”无论如何辩经，也不会得到对方的尊重，只有凭硬实力“入关”之后，才会“自有（西方）大儒为我辩经”。“入关学”话语的主体是一批年轻精英，有工业党基因，代表人物如山高县、曹丰泽都有理工科背景。

从“入关学”到“日耳曼赢学”，中间经历过复杂演化过程，可参见本专题其他作者如马逸凡的文章。相比“工业党”话语，“入关学”不仅有知识体系，还第一次形成了直观的符号象征系统—一套戏仿的世界“入关”形势地图和具有二次元意味的概念系统，极大方便了传播。其主要说法“打破内卷”“不辩经”广为流传。游戏性话语的背后是有效性和穿透力。傅正称：“相比较西方学术传统，中国古人更喜欢使用历史典故来讨论现实问题，而非发明新概念。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界、学界大量使用‘春秋’‘战国’的事例来比喻当时的国际关系。”当美国学者发明的“修昔底德陷阱”说法获得学界热捧时，中国青年则生产出具有现代互联网性格的古典式思考。

“赢学”继承了“入关学”的问题意识、概念和风格，不仅有体系，有象征系统，还更进一步产生了顿悟式概念—“赢”，指出精神文化领域的很多理论和说辞，看似一本正经，背后只是言说者在构造“赢感”。其产生的时代原因依然是中美竞争的继续发展。对美西方来说，巨大危机带来的是社会躁动与癫狂，统治阶级愈加歇斯底里地强调西方文明优越论。对中国人来说，外在的压力转化为较为普遍的精神内耗，相当部分人群依然不自信。提出者要回答的便是事关焦虑的全球心灵秩序问题。

在方法论上，和“入关学”一样，赢学不是搞定量研究、概念辨析、周纳深文的论文写作，而是直面问题、直接洞察、追求表达的快感透彻。同样借助历史寓言式比拟，以一套古老甚至看似过时的制度体系—印度种姓制度来比较当代西方霸权的心灵秩序，以“赢学逻辑闭环”描绘所谓西方正道世界高种姓白人的精神胜利法。为此，一批核心网民作者还编制了洋洋洒洒约十万字的《日耳曼赢学大纲》，确立了几个理论内核，并宣称这是一套开源话语，欢迎更多网民来补充。

从“自干五”的主体性，到“工业党”的体系性，再到“入关学”的符号性，乃至最后“赢学”的顿悟性，这样一套自主知识话语体系依然在发展中，以下我们简略介绍赢学的基本思想，并探讨其本质。

二、 “赢学”话语的本质：重新认识当代世界心灵秩序

从2020年初“入关学”走红到2025年初“日耳曼赢学”崭露头角的五年来，世界局势继续动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乎戏剧性地发展。美西方政治、社会腐朽荒唐现象不断刷新下限，“小红书”平台上中美网友大对账更是让普通网民看清这一现状。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美西方统治阶层却展示出“迷之自信”，可以每天宣称大赢特赢，只要喊出口号，宣称做了某件事情，哪怕实际并没有任何成效，就立刻宣布成功—关税战每天都在赢，美国大使馆账号等不了特朗普上任六周就不断讴歌特朗普带领美国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步重新跃入黄金时代。

不只是美国，似乎全世界除了中国都陷入了一种“我一直赢”的狂热。印巴发生战争冲突，两国都欢庆胜利。印度先进战斗机被击落，印度政府却宣布全国欢庆胜利十天，印度总理莫迪在2025年5月12日的讲话中宣称：“我们印度制造武器的可靠性也得到了证明。今天，全世界正在见证，在21世纪的战争中，属于印度国产防务装备的时代已经到来。”(4)伊朗和以色列发生战争冲突，也各自庆祝胜利。过去的战争冲突输赢似乎分明，然而现在似乎没有谁会感到自己输了。在经济、社会领域同样如此。

与此同时，对中国来说，情况当然也很困难，但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创新表现最优秀的国家，经济保持5%的增长率，新能源车集体爆发、六代战斗机多线竞争、大模型DeepSeek改变玩法、电影《哪吒2》创造单一市场票房纪录、“小红书”中美网民大对账凸显中国民生优势……如果中国没有希望，哪里还有希望？但是不仅美西方主流媒体不断否定中国的成就，典型案例如不断有媒体、刊物质疑中国的沙漠绿化改造破坏了气候，影响了牧民生活方式。在国内相当规模的群体中，也仍然弥漫着失败情绪和对美西方的崇拜情绪。

“赢学”家们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人心反差：为什么中国的优秀绩效难以令别的国家甚至一些本国国民心悦诚服？西方世界的“迷之自信”又从哪里来？本国的精神西方人又是如何产生的？

他们列出了一系列灵魂问题：

为什么中国有任何一项工作做不到世界第一就会成为很多人贬低中国的理由？

为什么中国国力、军力、社会文明已经如此发达，仍然没有换来西方世界主流意见的敬重？

中国式的谦恭礼仪为什么换不来相当数量国家的对等尊重？

为什么明明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国内却有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相当数量的人抨击中国不守规则，将被世界文明孤立？

“三十年前，中国发展不如西方，所以舆论倾向西方大家能理解。但到了2025年，中国发展显著快于西方，为什么主流舆论还是一面倒？”(卢诗涵5)

为什么西方国家低学历低技能的“三和大神”来到中国仅凭一口外语也会到处被奉为上宾、受到优待？

为什么国内有如此多的自卑、自我否定甚至自我种族歧视？

为什么这种自卑却常常会自居为“启蒙”，认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

“入关学”宣称的“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

当代世界心灵秩序的奥秘到底是什么？

悲观与乐观，自卑与自信，事关能否“赢”（win）这件事。赢学给出了有趣的解释：

人与群体都需要追求“赢”，也可以换一个词—成功。但中国人衡量成功的标准是绩效，可以称作“绩效赢学”。事情做得好才算赢，才可以自信，做不好就焦虑，做假就会被人唾弃。而当代西方世界将优越感和胜利感建立在虚构的“历史必然性”和隐藏的国际等级秩序之上，可以完全脱离真实绩效。因此才可以不顾现实，天天赢，赢麻了。

至此，赢学家们区分出了两种赢学：绩效赢学和日耳曼赢学。前一种以中国人为代表，中国即便最乐观的学者，如张维为写《中国震撼》，宋鲁郑写《中国能赢》，讲中国能在国际竞争中胜出，证据都是各种绩效优秀和制度优势。后一种以特朗普政府及其粉丝为代表，不需要看绩效，只看信仰，因信称赢。这种赢学近乎神学，赢不是由绩效决定的，而是由先验决定的，那么这个先验标准是什么呢？或者说这种赢学的基础机制是什么？

答案是：种姓天梯秩序。赢学家们认为，当下美西方掌控的全球秩序存在隐蔽的种姓制度—“欧美尤其是美国的种姓制度已经初步成型，华人做程序员，黑人唱跳Rap打篮球，老墨刷盘子干苦力，红脖子是农场主，白左玩金融科技……这些‘刻板印象’，普通的键政人只会理解成‘身份政治’‘政治家转移阶级矛盾的伎俩’。但赢学家们却发现，这是印度种姓制度的雏形。各个族群被划分到了各自的圈子，世世代代从事着类似的工作，虽然很难跨越自己的领域到其他领域，但却维持了社会的稳定。”(6)

种姓不只是社会制度，更是一种精神秩序装置，一套荣辱的分布与实现机制。掌控金融、科技、资本、权力和规则的阶层相当于婆罗门和刹帝利，具有天选之子般的优越感。在高种姓群体眼中，低种姓群体工作做得再好，也还是低种姓，在精神秩序上地位低下，不可能因为有优良绩效就赢了。过去西方人也有过优秀的绩效，但当今西方人的赢感主要依靠自认为处于高阶种姓位置。任何对他们的尊敬、善待都会被看作种姓下位者对他们的理所应当的供奉。

赢学家说：“欧美现在处于事实种姓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将其用理论体系化的阶段。”也就是说，已有种姓实质，尚无种姓话语，名与实不一致。在名分或者话语上，西方精英仍然使用所谓“普世价值”话语，在意识形态上驱除种姓，但实际运行的统治机制却很诚实。为什么印度人在美国远比华人更容易进入政界和商界的高层？因为印度人早已经习惯了种姓制度，因而很容易看破美西方表面上的“普世价值”，参透背后隐蔽的种姓制度，知道如何在其中生存。

更重要的是，这套隐性种姓精神制度被施加于全球，在国家、文明间确定等级。西方意识形态精英们塑造了一个所谓的“正道世界”，类似于“入关学”里所言的文明世界，但并不简单地与外部野蛮世界对立，而是诱惑外部世界，进行精神拉扯（可以用网络流行词“pua”来描述），要它们带着谦卑向“正道世界”看齐，但并不允许真正超越或者平齐。

美西方本国市民阶层包括红脖子与移民，也被纳入“正道世界”，相当于吠舍，分享正道世界的光荣，对第三世界抱有优越感。第三世界人民被看作首陀罗或者达利特。日韩等美国驻军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被看作低种姓世界向高种姓世界看齐的模范生。它们经济发达，甚至超过欧洲发达国家，但地位低于欧美，只是作为东亚模范生存在，用来规训中国等南方国家。

现代种姓制度拥有一套制造认同和尊卑的方式，一个重要装置就是由西方精英掌握的认证体系。例如，诺贝尔奖就是一套认证体系，不仅文学奖、和平奖如此，甚至科技奖项也潜在包含超出科学的政治认证标准。同理，欧美国家炮制的企业ESG规范也渗透了这套政治秩序规则。在学术领域，去欧美期刊发表文章被看得无比重要。渴望被认证的一方自然成为仰慕者，天真地以为应该与“正道世界”完全接轨，通过努力可以被接纳。但对方只会给个别人机会，而总体上要求第三世界下位者保持觉得自己还不配被接纳的心态，不能真的翻身，只是成为西方世界凝视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第一世界的赢感。例如，即便俄罗斯冷战后向西方亲切看齐，也仍然无法踏入“正道世界”，北约东扩从未停止，俄罗斯始终受到排斥。

这套心灵秩序会在后发国家制造自己的“分形”（也即章永乐所称的“次级赢学”(7)），以复制这套体系，并提供局部的攀升幻觉。例如，第三世界的精神西方人，“认同的是‘自己在正道世界中文明人’的身份。为了凸显自己文明人的身份，这些族群往往会去模仿日耳曼的生活方式，比如学日耳曼的素食主义，学日耳曼法庭上戴假发。这是印度教中的‘梵化’，即通过模仿高种姓的行为，使自己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种姓跨越”(8)。这些模仿者自认为居于种姓上位，因此获得赢感和高级感。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是中国青年的认知变了，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旧的问题意识中走了出来。一旦主体能提出新问题的同时，答案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只是还需要一套能够表达出答案的语言。他们找到了这套语言。赢学家们说：“日耳曼赢学的本质是从一些不新的事物中，悟出了新的理解。这些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很难系统性将其归纳。曼学家开创性地使用了‘闭环赢学’和‘印度的种姓梯度’，并将其囊括了起来。”(9)

以下将重点分析这套看似并不严谨的思想话语，带给严肃思想的启示是什么。

三、 “赢学”的思想启迪：扬弃新启蒙

“赢学”使用一套诙谐话语来表达重大问题，看似不登学术之堂，但其洞察力足以穿透诸多看似严肃的思想话语。学者章永乐就指出，弗朗西斯 ·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一种西方赢学叙事，宣布制度、文明竞争已经结束，西方是终结式的赢家，以此为西方霸权建立“同意”。(10)鲁迅小说里的“精神胜利法”不是学术话语概念，却精辟揭示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精神特质。表达方式是否符合某种话语建制的标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是否有助于提升认识水平。“赢学”提供了一种顿悟式理解，可以带来诸多启发。

第一，这是键政圈话语又一次直接甚至莽撞地说出了学术界谨慎触碰的“现代性叙事”问题。包括新启蒙在内的现代性视角，以线性史观评判历史与现实，例如默认种姓世界已经成为“过去时”，是不可触碰的落后之物，只在印度存在。现代化理论和新启蒙思想是不会把标榜普世价值、自由平等的西方世界与种姓制度联系起来的。甚至在一些新启蒙知识分子看来，西方历史叙事以及依靠这套叙事来证明的当代西方文明是不可怀疑之物。但“赢学”却这样做了，直指一个可能的事实—野蛮统治秩序可以换上现代面孔继续运作于这个世界并以“文明”的名义自居。西方现代种姓秩序就此作为问题被揭示出来。

在这里，“赢学”家实践了学院左翼一再研究却很少运用的话语技术。话语（discourse）与一般言语不同，是规定了概念之间等级秩序和游戏规则的一套语言，意味着语言本身内含权力关系。以往学界对西方文明的描述往往是追溯到希腊文明，而与东方文明对立。“赢学”话语则将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即使在话语实践的意义上，键政圈话语也大胆超越了学院派话语。

包括“赢学”家在内的民间思想者们认为，不仅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内部存在隐蔽的种姓制度，西方现代性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婆罗门教式的历史“赢学”，通过定义古代—现代、野蛮—文明的等级，来确立当代世界的空间等级秩序，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学说，影响、塑造了当代世界心灵秩序。

一个类似的传统观点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赢学”进一步回答了胜利者是如何书写历史的。答案是“赢感”书写，即胜利者的叙事要和激发赢感互相支撑，从而试图像永动机一般循环下去。当然，西方赢学并非完全凭空产生的永动机，至少有一个动力来源是近代西方对东方的不断压制和殖民胜利，不过进一步产生了过去一直赢、未来也能一直赢的幻觉。也可以说“日耳曼赢学”内含我们通常所言的“赢者通吃”的世界秩序，这正是中国要改变的。

第二，促进对中国1980年代以降“新启蒙”本身的反思。新启蒙曾经正面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在新形势下日益耗尽能量，在组织上形成僵化的学术建制与利益体系，在思想上日益成为一种空洞的“赢学”。新启蒙未能反思隐蔽的国际心灵秩序，而“赢学”则帮助我们跳出隐藏的意识形态，看到新启蒙的不足。

新启蒙具有纯真的一面，也有天真的一面—理念高于现实，想象一个完美西方世界，并臣服于一种西方政治塑造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叙事。1980年代末的“全盘西化”派学说以一种完全自我否定的下位者姿态思考问题，这只是这种臣服的极端形式，而不自觉的等级意识则普遍隐藏在新启蒙叙事里。2008年当奥巴马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一大批中国“公知”宣称“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意味着纯粹依靠幻想站在美国“灯塔”下，感觉自己赢了。“启蒙”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甚至发展成了“启蒙病”，动辄宣称自己是与西方接轨的启蒙者，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就是愚民，由此产生出一种与“西方赢学”共振的“启蒙赢学”。今天需要新时代的启蒙，必须敢于反思以西方赢学为里子的启蒙叙事与现代性叙事。

当然，包括西方左翼在内的新左翼思潮早已指出进化论史观和线性史观的霸权本质，反对西方中心论叙事，指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者“革命现代性”。但是这些论述仅限于理论，对于心灵秩序的大众运作则缺少理解和参与，而“赢学”则是大众话语层面的自我启蒙。

第三，在这种视野下，一切人文社科学科都值得反思。心灵秩序隐蔽地影响我们的判断，对此要有自觉反思。然而，学术界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不过是模式化的自我重复，对自己的预设理念没有自觉。

关于“自由主义赢学”或者“启蒙赢学”，本文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批评自由主义的西方左翼理论何尝不是一种左翼从现实世界退居理论世界之后的赢学？其赢感在于：“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批判。”国内外一些西式左翼学者对中国当代实践的傲慢批判态度就体现出了这种赢感。为什么学院派的批判理论往往陷入无效困境？思想当然需要批判能力，但是需要警醒变成另一种上位者意识—以西方批判理论为荣，在批判中找到优越感。精致的批判话语给批判者提供了一种上位者的情绪价值，哪怕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一点点旧世界。

一个典型的小例子是，法国左翼哲学家巴丢（又译“巴迪欧”）曾说过“爱情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11)，这种美好修辞立刻征服无数心向美好的文艺青年。不过这也意味着，当左翼青年一方面对外界感到无力，或者轻视任何不符合理想主义洁癖的实践，却认为只要恋爱就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小宇宙，也就成功拥有了乌托邦。这不如称之为“爱情是最小单位的赢学”。新启蒙的左右翼不自觉地共享了某些“赢学”基础：理念高于实际，沉迷于理论带来的安慰和批判带来的优越并躲避实践，以及自身也陷入一种不自觉的心灵秩序之中。

第四，“赢学”研究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方法论。

首先，“赢学”反向照亮了之前的几种键政话语。例如“工业党”话语重要的是发明了工业党与情怀党这一范畴，从“赢学”的方法论去看，“工业党”正好代表了绩效赢学，而情怀本身是现代人的重要特质—身心分离，世界与自我对立，依靠心灵世界来平衡外在世界，等等。情怀或者“诗和远方”固然具有理想主义的积极意义，但也常常构建了一种空洞“赢学”，以出世的情怀遮蔽入世的忍辱负重。

其次，“赢学”也为进入思想史提供了新视角。有青年学生开始通过“赢学”视角去重新认识近代日本“脱亚入欧”论，分析其“赢学”脉络及其对儒家“道德赢学”的反思等等，以获得新的启发。我们可以想象，随着青年学者的努力，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和流行的后殖民理论也都会得到赢学的刺激而进一步发展。

最后，纵观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明气质，“赢学”提醒我们需要建立绩效赢学与心灵赢学的辩证与平衡关系。人类需要赢感，因此不可一概否认“赢学”，但要建立踏实、包容的“赢学”。今天的西方开始一味依靠价值观（道德）获得赢感，陷入历史的反复圈套。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悟。章永乐认为，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多极化世界的发展将会促进各个文明、国家发展自己的“赢学”。以绩效赢学为基础的中国，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加昂扬健康的胜利主义叙事，这个过程中依然要平衡戒骄戒躁与自信自强的辩证关系。

我们不能忘记赢学的基础分析概念是“种姓天梯制度”。任何社会都会有等级事实与观念的发展，中国今天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民众担忧，例如，职业体系和学术体系中出现的固化倾向，显示出西方“种姓天梯制度”与中国内部因素的联结。文明互鉴不能成为糟粕互通。中国的胜利主义叙事也要防止陷入大旗党式的“赢学”，以务实态度正视、处理内部问题，筑牢社会主义中国“赢学”，这需要更多开拓性努力，需要多学科多行业的实践参与，这也是我们专题研究的抛砖引玉意义。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5年秋季刊，【“赢学”与中国网民的自主知识话语体系】专题，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注释略，详见刊物或知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