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先生引发的争论——中国古代有民主吗？若无外来影响封建社会能内生出民主思想吗？

【顾准先生断言：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文化无法接出科学与民主之果实。你同意吗？】一文引起一些网友的评论。在这里先抛开“科学”不谈，仅讨论有关“民主”的爭论。

就“民主”而言，评论大多集中于以下两个问题：

1，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是否产生过民主思想？

2，假如中国封建社会不被打断，能够延续下去。若没有外来文明进入，中国社会能孕育出内生性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吗？

其实当今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很热烈，长盛不衰，温度不减。

尤其是当前一些观点认为：

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存在民主思想，若中国封建进程未被打断，即使没有外来文化的进入，中国社会也必然会产生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时。使这一话题引发了更加激烈的争论。

基于对历史的了解与分析，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我认同顾准先生的断言：中国封建社会既未产生过真正的民主思想，也难以在没有外来文明进入的情况下自发形成民主制度，只能由皇权思想地老天荒地延续下去。

一，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从未有过真正的民主思想

（一），民本与民主

1，不容置疑，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一样，在原始社会也就是说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中国原始氏族公社存在早期民主形态：如首领推选，部族内重大事务决定，物资分配等等。

但随着生产力发展，进入到奴隶社会后，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民主制度就无法延续了。到了封建社会，中国从未产生过民主思想，更谈不上建立民主制度了。

2，许多观友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存在民主思想，甚至在奴隶社会中就存在民主思想的萌芽。他们举出了诸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等例子。

然而，这些例子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民本（people-oriented）与民主（democracy）虽仅一字之差，但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着本质的区别。

3，在我国，民本思想早在夏商周奴隶社会就已产生。夏商周三代，民本思想的发源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统治需求密切相关。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开始关注民众的力量。《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到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体现了统治者对民众基础地位的初步认识。商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商王盘庚迁殷时对民众的安抚之辞，也反映出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到了西周，民本思想进一步深化。周初统治者鉴于夏商亡国的教训，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尚书·康诰》中的“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强调了统治者要以德治国，关爱民众。《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也反映了周人对民众生活的关注。

这些都表明，民本思想在夏商周三代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种策略。

4，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为民做主”，强调的是君主对民众的责任，而非民众的权利。它虽然包含了“重民生”“顺民心”的诉求，但并未否定君权神授与等级制度，民众始终是“被治理者”，缺乏参与政治的制度化渠道。例如，《尚书》中的“民主”一词，其含义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截然不同。

让我们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的吧。在《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中，“呜呼！......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这句话中的“民主”是“民之主”的意思，强调的是君主的统治地位和责任。文中的“民主”意为“为民做主”（君主代天治民），而非“人民做主”。整段文字强调的是：若百姓男男女女不尽心尽力，好好听话的话，君主（民之主）便无法功成业就。

又如“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多方》《咸有一德》等篇），这里的“民主”同样是“民之主”，强调的是君王的责任，而非“由民做主”。其核心逻辑是：为民求主，将伟大的使命降于成汤，天命赋予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使其成为“民之主”。君主需“敬天保民”，否则就会像夏桀、商纣一样被新君取代。

（二），此民主与彼民主

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尚书》中的“民主”与古希腊“民主”（demos）间的差别

实施主体：君主（单一统治者） 与 公民集体（多数人统治）

授权（权力来源）：天命（君权神授）与 公民大会（主权在民）

制度设计：为民做主（ paternalism）与 人民自主治理（self-rule）

更替机制：“汤武革命，天命转移” 成汤取代夏桀，武王伐纣与 雅典公民投票决策

结论：此民主非彼民主，二者仅为字面巧合，内涵截然不同

5，《从“民之主”到“民做主”：这一词汇的演变本身成为观察中国政治思想转型的窗口： 严复将“democracy译为”为“民主”（民为主人），旧瓶装新酒，老曲吟新歌。赋予旧词以崭新定意义，代表着清代末期新生资产阶级开始登堂入室，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

（三），儒家思想中的“民主”定位

秦王扫六合，虎踞雄何哉，四海之内定于一尊，中国开始了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采纳为官方意识形态，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

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定位也并非民主。中国封建社会以“民本”为政治核心，民本思想进一步被强调，成为统治阶级“为民做主”的口号。孟子的“民贵君轻”虽属进步思想，但仍是统治策略，而非制度性民主。

在封建时代，民本思想始终强调君主的道德责任（保民、养民），其本质仍是君主本位的统治策略，而非现代意义上以“民众权利”为核心的民主思想。“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唐太宗李世民己将个中道理说的极其清晰而明朗。

封建社会，尤其是血缘宗法、中央集权和小农经济构成的社会结构，使民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即使存在个别批判专制思想最激进者，如黄宗羲提出“天下治乱，在万民之忧乐”，“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却始终未能突破君主制框架，也不可能形成系统性的民主思想理论。

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没有形成过民主思想。

二、若无外来文明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下去，能否自发产生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

对此，本人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不可能。

没有外来文化进入，没有外来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能否孕育出民主思想与制度？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重点，应该放在内部动力上，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恰恰从根本上缺乏这种动力。

其实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封建社会。今天先不展开对此命题的讨论，我们先按约定俗成的说法，暂且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吧。

中国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儒家意识形态，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缺乏产生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欧洲民主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兴起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它代表着新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诉求。而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难以自发出现这一种现象。

中国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虽然出现过商业资本的萌芽，如晋商，徽商等，但是终究难以突破封建体系，根本就无法形成与皇权对抗的阶级意识，也从来没有可能产生独立于皇权的政治力量。

将上述观点整理如下：

（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的固化

1，小农经济主导：欧洲近代民主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密切关联。而中国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缺乏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兴起的土壤。

2，重农抑商政策：长期抑制工商业发展，阻碍市民阶层壮大，难以形成挑战君权的独立力量。

（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自我强化

1，中央集权与官僚体系：科举制与官僚体制维系了精英阶层的稳定性。从商鞅变法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至1840年，中国封建社会所有的改革动力都集中于维护统治，而没有一例试图进行制度变革。

2，儒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儒家伦理强调“三纲五常”，强化等级秩序，宋明理学更是强调“灭人欲，存天理”，抑制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

（三），历史周期律的惯性

中国封建王朝更迭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但新政权仍继承旧制度框架，未引发根本性制度创新。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也因战乱和政策压制未能持续发展，萌芽刚刚破土即被掐断。

三，民本思想的改良上限，可能的“本土民主”形态

假如中国封建社会没有遇到1840年殖民主义者坚船利炮侵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外来文明的影响，任凭封建社会地老天荒的延续下去：

1，若碰到“明君”，社会会进入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天堂。通过民本思想的改良（如减轻赋税、选拔贤臣）缓和矛盾，但不论社会多么“和谐，安定，富足”仍是君主自上而下的恩赐，难以突破“民本——君本”的二元结构，缺乏制度化的权力制约。

2，在不涉及国家权力分配的条件下，皇权不下县，让渡一部分权力，允许传统乡绅自治（如宗族、保甲制）但仅局限于县以下地方事务。

这可能就是我们能想到的“本土民主”的最理想状态了，也就是民本思想的上限。

小结：

1，在中国民主思想与制度的产生需内外合力

2，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有本质的差异，从未产生过民主思想。

3，若无外来文明影响，仅依赖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动力，难以自发形成民主制度。

最后要强调一点：本文说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没有产生民主思想以及即使封建社会能够延续也不可能产生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但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我们现在正享受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与兴起，是外来冲击（西学东渐）与本土传统（民本思想）碰撞融合的结果：

孙中山将民本与西方共和制结合。

教员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设计师的改革开放，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

这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更替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唯物论逻辑。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互通互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