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问题:论中西医与汉服旗袍

古代中医不仅有化学制药,还有各种器械,有外科手术。这些医学被西方学去了,发展起来了,就变成了西医,不是中医了吗?西医的全称是明末以来西传医学吗?

汉代《神农本草经》系统记载46种矿物药,唐代增至104种,至明代《本草纲目》金石部收载矿物药达300余种。包含矿物、岩石、土壤、化石等自然产物及部分人工制品。历代发展呈现由单一汞制剂向多元复合应用的转变,如宋代开始将黄铁矿(FeS₂)锻淬加工为自然铜用于骨科诊疗 。现存367种历史记载矿物药中仅49种仍在市场流通。

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药物剂型已有煎剂、浸剂、酒剂、浸膏剂、糖浆剂、软膏剂、栓剂、熏洗剂等多种,并首次记载了使用动物胶汁、炼蜜和淀粉糊制成丸剂的赋型剂,为中药制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增载了铅硬膏、干浸膏、蜡丸、浓缩丸、锭丸、条剂、饼剂和尿道栓剂等十余种剂型。

唐代的出土文物中已有镊子、剪刀这样的常见外科手术器械,宋代时已经出现较为完整的常用外科器具,如针、剪、刀、钳、凿,在《世医得效方》和《永类钤方》等书中都有记载。

都变成西医啦?

北宋《太平圣惠方》详细记载了623例外科手术案例,涵盖肿瘤切除、断肢再植、眼球复位等复杂操作‌。

眼科部分对白内障针拨手术的记载尤为详尽,包括器械选择、切口定位及术后护理等完整流程。

都变成西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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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又发展出了针刀技术,又变成西医啦?

青蒿素又变成西药啦?

新中国76年来发明的各种医药和医疗技术都变成西医西药啦?

这分明是脑子有病。需要治疗。

从中国立场看,无论如何发展变化,都应该是中医的一部分。为什么每发展变化一点,就成了西医呢?

……

同理,汉服无论如何发展变化,都应该是汉服的一部分。

而不是反过来。奇怪的是,民国以来某系列服装无论如何发展变化,都被叫做旗袍,与西医一词如出一辙。这样再发展个几十年,若旗袍改得与各种汉服都差不多,岂不是都变成了旗袍?

难道中医和汉服都不能改,改了就是西医和旗袍?

实际上民国长袍首倡群体并不承认“旗袍”这个称呼,而是“只叫它做长衫、长衣或长袍,与男性服装混为一词,1926年2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有短文《袍而不旗》,提议改称‘中华袍’。又有人提议叫作褀袍的,但兜兜转转的,最后还是叫回旗袍了。” 

据《“旗袍”和“褀袍”称谓考证》考据:民国官方文件、信函、公文以及学校教材中尽管出现了与时传“旗袍”一致样式的服装,但并没有出现“旗袍”称谓而是多用“女子礼服——衣”等称谓。因此“旗袍”的称谓并非官方称谓,而是缘起于民间约定俗成的通俗叫法。 

……

从中国立场看,应该反过来定死了西医和旗袍,西医就是古代西医,旗袍就是古代旗袍,任何发展变化都不能再叫做西医和旗袍。这样才会念头通达。

但现实是相反的。人们习惯了现代医学就是西医,那么多新改的都是旗袍。不是随便来一个定义就能扭转局面。怎么办呢?

其实也不难,分级即可。

西医分为五级:古代西医,近代中源西医(源于中医的西医),现代西医(西方进一步发展的西医),现代中医源西医(针刀、青蒿素等),现代中国西医(新中国发明的被认为基于西医的其他医学)

同理,旗袍也可以分五级:原始旗袍,民国初期1925年以前变化较小的旗袍,民国旗袍(变化较大,开始见于报纸),新中国旗袍,改开以来旗袍等。

或从革命性角度看,旗袍分甲乙丙?

甲好比某些革命先驱?有一点革命性,但不多?

旗袍乙算满族同胞?乙算是汉服的边界?甲在汉服的边界之内?丙是之外?丙算遗老遗少?

或干脆简单粗暴叫做一期旗袍,二期旗袍,三期旗袍,以此类推。

或一改旗袍,二改旗袍,三改旗袍,以此类推。

这又类似台湾,中华台湾,中国台湾,中国台湾省,湾湾,台澎金马割据区。

……

附【百度百科:旗袍】样式起源(节选):

第二种

以袁杰英教授《中国旗袍》以及包铭新教授《中国旗袍》《近代中国女装实录》为代表, 认为旗袍和旗装袍有一定继承关系,但同时认为旗袍的源头应是西周麻布窄形筒装或先秦两汉的深衣。江南大学崔荣荣教授也在著作《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中说:“有些人质疑旗袍是满族服饰……我认为这些认知是片面和表面化的,汉族的袍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满族的袍和褂的历史渊源又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我想很容易得到。” 国学大师章太炎亦认为:“昔诸葛亮造筒袖铠……满洲之服,其筒袖铠之绪也。” 将满族服饰的源头追溯到三国时期的蜀汉服饰。

第三种

以王宇清《历代妇女袍服考实》为代表, 认为中国妇女所穿的袍,远溯周、秦、汉、唐、宋、明时代,并不是只有在清代旗女才穿袍服。他认为旗女之袍对民国旗袍有影响,但不认为二者有直接继承关系,因此认为民国旗袍称之为“旗”袍并不合适,所以他倡导旗袍改名。

第四种

以卞向阳教授《论旗袍的流行起源》为代表, 认为旗袍是中国服装传统的西化变异。融合了旗袍马甲和文明新装的特点,同时又结合了西式裙装的配伍形式,构成了既有西方流行的影子而不同于中国传统袍服,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象征的新时尚流行和服装审美的特点,可为中西服饰交融的设计典范。他同时认为“旗袍”名称的起源是一种“误称”,因为较早倡导旗袍的群体都是都市中受西学影响较深、追求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的新女性、学生等社会群体,她们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她们的祖先在清初经过流血抗争才为汉族妇女取得不穿满式服装的权利,她们不可能去复辟帝制时代的、还是异族压迫者的服饰,所以旗装袍在民国复辟的条件并不具备。

而民国之时“旗袍”的称呼之所以最终会流行开,是因为整个清代,汉族女装依然保留汉族女性传统的“上衣下裳”制。除了贵族命妇礼服外,寻常女子一般并不穿袍服,而旗女不论贵族女性礼服还是寻常女子的日常服饰却都是袍服。因此在长达近300年时间的潜移默化下,普通人已经习惯了“女子穿袍=旗女之袍”的历史记忆,所以在民国旗袍开始出现的时候会给普通人一种这是“旗袍”的联想。实际上民国旗袍首倡群体并不承认“旗袍”这个称呼,而是“只叫它做长衫、长衣或长袍,与男性服装混为一词,1926年2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有短文《袍而不旗》,提议改称‘中华袍’。又有人提议叫作褀袍的,但兜兜转转的,最后还是叫回旗袍了。” 

据《“旗袍”和“褀袍”称谓考证》考据:民国官方文件、信函、公文以及学校教材中尽管出现了与时传“旗袍”一致样式的服装,但并没有出现“旗袍”称谓而是多用“女子礼服——衣”等称谓。因此“旗袍”的称谓并非官方称谓,而是缘起于民间约定俗成的通俗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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