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的“西方游戏”：中国如何下好科技评奖这盘大棋？

世界科技评奖体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主导的诺贝尔奖日渐显露其局限性，中国构建自主科技评奖体系恰逢其时。

西方主导的诺贝尔奖，本质上是一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软战争！不能再从“天下无贼”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诺奖！笔者曾被水军戏谑：“不吃葡萄偏说葡萄酸”，但本质上，“天下有贼”才是丛林法则下的全球真相！所以，也只能说，水军们“肉眼凡胎”，“人妖不分”。本文将驱散妖雾，拨云见日，希望对中国的科技强国之路有所裨益。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诺贝尔奖作为科学界的“圣杯”，其背后隐藏的西方主导逻辑日益凸显。

2023年9月，诺贝尔基金会宣布将奖金提高到1100万瑞典克朗（约98.6万美元）。而在同一年，中国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等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这一增长并未相应体现在诺贝尔奖的获奖名单上。

自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发以来，欧美国家始终占据获奖人数的绝对主导地位。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诺贝尔奖共授予965位个人和27个团体，其中欧美国家的获奖者占比超过90%。俄罗斯在苏联时期曾产生过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但近年来这一数字急剧下降。

2025年最新诺贝尔物理学奖再次被美国科学家包揽，而华人科学家在诺贝尔奖史上的身影依然寥若晨星。截至目前，仅有11位华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中国籍的仅占“三个半”。这一数字与中国在世界科技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

诺贝尔奖表面上遵循“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的原则，而实际操作却远非如此。中国近年来在5G技术、量子通信、载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已取得世界领先的突破，却与诺奖无缘。这种反差引发我们深思：中国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级科技评估和奖励体系？

01 诺贝尔奖的机制设计与西方主导性

诺贝尔奖创设于1896年，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表面上看，它是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代表着人类智力探索的巅峰。然而，深入剖析其运作机制，不难发现其浓厚的西方底色。

诺贝尔奖的评选机制被精心设计成一套看似中立客观的系统。根据诺贝尔遗嘱，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生理学或医学奖由卡罗林斯卡学院评定，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出。每个授奖单位设有一个由5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该委员会三年一届。

然而，这一机制的运作细节决定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提名资格仅限于特定人群：之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特别指定的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评委会特邀教授等。

这种提名机制构成一个封闭圈子。绝大多数提名人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自然倾向于推荐符合西方价值观和学术传统的候选人。实际也如此，他们评选标准常常存在对“西方价值观”的偏向。科学奖项早就不单单是科学本身的奖章，它更多是权力的象征和意识形态的体现。当科学受到政治左右，科将不科。

在诺贝尔奖设立初期，就有因个人恩怨导致不公的先例。门捷列夫因发现元素周期表本应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决定最终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推翻，其中就含有公报私仇之嫌。

更为遗憾的是，诺贝尔奖的“3人规则”——即每个奖项最多只能由3人共享，导致许多合作研究中做出贡献的科学家被排除在获奖名单之外。199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有3个人获奖，而第4位共同参与研究的伦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蒙卡达却被排除在外，为人诟病至今。

更关键的是，评选过程严格保密，候选人名单50年内不对外公开。这种保密性本意为避免外界干扰，却也为评选过程中的偏见和主观判断提供了保护屏障。这因此也备受诟病为“半黑箱作业”。

诺贝尔奖的权威性部分建立在其“被动性”上——获奖者无需主动申报，不必填表自吹自擂。但这种设计恰恰强化了西方学术圈的内循环特性，非西方国家的科学家除非被纳入西方学术网络，否则很难进入提名范围。

02 华人诺奖足迹：从屈指可数到逐步突破

回顾诺贝尔奖历史，华人科学家的足迹可谓曲折而坎坷。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 

他们的成就打破了华人无法站上科学顶峰的迷思，但当时两人都是中国国籍，后来却先后加入了美国国籍。

在物理学领域，多位华裔科学家曾斩获殊荣。丁肇中在1976年因发现了全新的基本粒子——J/ψ粒子获奖；朱棣文在1997年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获奖；崔琦在1998年因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获奖。 

高锟在2009年因在“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获奖，被誉为“光纤之父”。 

在化学领域，李远哲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钱永健在2008年因发现和研究改造了绿色荧光蛋白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在文学和生理学或医学领域，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在2015年凭借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屠呦呦的获奖具有里程碑意义，她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然而，总体来看，中国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仍然寥寥无几。

03 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的政治化倾向

诺贝尔奖的评选从来不是纯粹的科学考量。正如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在2004年所指出的，诺贝尔奖就像是一名公关，在不善交际和宣传的学者与名利之间搭一座理直气壮的桥梁。

诺贝尔奖的评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纯粹的科学性。这些奖项并不是一开始就公平地评判每一个国家的科学家，而是基于一套“西方主导”的规则体系。在这种规则下，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科技强国，往往难以获得公平的机会。

在诺贝尔奖的各个类别中，文学奖与和平奖的政治化倾向最为明显。诺贝尔在遗嘱中规定文学奖应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但“理想倾向”这一标准本身就充满主观性。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偶然。他确实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但西方选择莫言而非其他中国作家，具有深刻的文化政治考量。莫言的作品满足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其叙事角度和表现手法与西方对中国的主流叙述相契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莫言确实与某些非政府组织（NGO）关系密切，这些组织接受西方资金支持，在全球推广符合西方利益的文化价值观，常常为颜色革命张本。这种现象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中并非孤例，众多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获奖者，其作品大多符合西方对本国文化的解构与重建。

诺贝尔和平奖更是高度政治化的奖项。美国发动了二战后世界上最多的军事冲突，却有多位美国总统及相关人物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或提名。这与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机制有直接关系——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出的委员会评定，而挪威是北约成员国，在重大国际政治上与美国及西方阵营保持一致。这句话是最好笑的冷笑话：“美国发动的战争极多，但是，获得诺奖或者提名的概率却又极高”。尤其是，在全球挥舞关税大棒，在中东战争拉偏架的特不靠谱总统，这次险些又双叒叕获奖。川普期望值极高，所以，失望情绪也极浓，还顺手拿中国出气，口出狂言，加关税100%。连此僚都有资格参与评奖，更加重了诺奖的儿戏色彩。

即使在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评选也存在着学科和地域的偏见。例如1923年，诺贝尔奖评委会取消了天体物理学家赫尔和德朗达尔的候选资格，理由竟然是天文物理不算是物理学的分支。

爱因斯坦因相对论而震撼全球，却因人为因素延后一年补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促成其美事的却是当时还属假设阶段的光电效应理论。

相比之下，俄罗斯获得诺贝尔奖的概率急剧下降。苏联时期，俄罗斯（苏联）产生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冷战结束后，随着俄西方关系的变化，俄罗斯科学家和文学家在诺贝尔奖中的存在感越来越低。这不能简单归因于俄罗斯科学水平的下降，而是反映了诺贝尔奖评选中的地缘政治偏见。

04 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基础研究”偏好与时间滞后性

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确实主要奖励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这些奖项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性，从成果发表到获奖平均需要数十年时间。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平均需要35年。

这种滞后性使得诺贝尔奖反映的是几十年前的科学格局，很多无法跟上科技的发展形势。20世纪下半叶，欧美国家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相应的，这一时期的基础研究突破也主要来自欧美科研机构。

中国当时确实缺乏开展高端基础研究的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科研资源有限，科研体系也处于建设阶段。直到21世纪初，中国才逐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建立起完整的科研体系。

中国基础研究的成果正在积累。未来十到二十年，可能会有更多中国科学家因21世纪初的科研成果具备诺奖级水准。但这并不意味着诺贝尔奖的公正性，而是反映了中国科研实力提升的现实，更何况，哪怕你具备诺奖级水准，但是，西方不一定给你资格参评。

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科学奖评选也存在明显领域偏好。它倾向于奖励容易量化的学科突破，或在特定理论框架内的创新，而对于应用性强、跨学科或颠覆传统范式的研究成果则往往持保守态度。

05 中国科技的崛起与诺奖的“盲区”

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不容忽视。不论是5G技术、量子通信，还是载人航天、人工智能，中国都已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了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甚至是遥遥领先。

中国科研的实质进步，早已跨越了“奖项”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和创新，已经开始超越美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正逐步走在世界科技的最前沿。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家还是屡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一方面，如此前所说，诺贝尔科学类奖项颁发的大多是基础研究类的成果，而且往往是十几年前的成果。那时候中国确实没条件做科学基础研究。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诺贝尔奖评选中对新兴科技强国贡献的选择性忽视。

诺贝尔奖的评选委员会来自西方，评选标准中常常存在对“西方价值观”的偏向，甚至很多时候与科学本身无关。这种偏见导致中国科学家即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往往被排除在获奖名单之外。

正如科技评论所指出的，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诺贝尔奖身上，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科研的未来走向。如果一味地在这些由由偏见的西方把控的外部奖项上追求突破，未必能真正推动科学的进步。评奖和激励体系，中国需要走出自己的路！

06 中国科技评价体系的建设与突破

事实上，中国已认识到建立自主科技评价体系的重要性。2018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旨在破除“唯论文（尤其是西方把控的SCI）、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顽疾。

中国正在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2022年9月，科技部等八部门出台《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在6个地方和21家高校院所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电科第二十九研究所改革探索施行多维度人才评价机制，使一批“85后”“90后”科研人员崭露头角。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将职称评审重点聚焦“临床业绩成果”，甚至取消了博士学位这一申报门槛。

在科技成果评价方面，中国正从“重数量”向“重价值”转变。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的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设置了5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其中“中试成果在省内孵化成企业数”成为核心考核点。2022年，辽宁省中试服务收入增长40%，成果转化成功率提高至65%。

中国还鼓励采用市场化方式评价成果价值，包括协议定价、挂牌交易、拍卖等。实践表明，市场参与评价的项目，后续转化成功率比纯专家评价高35%。

2024年6月，《科技人才评价规范》国家标准发布实施，明确了科技人才的分類和评价原则，提出了创新价值、能力、创新贡献三方面重要指标。

2025年7月1日，新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明确了评奖周期和授奖数量：国家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审一次，授予项目总数不超过300项。

中国的科技奖励工作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遵循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奖励工作的基本原则，接受纪检监察监督和社会监督。

这一原则确保了科技奖励工作的正确方向，与西方科技评奖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家科学技术奖坚持国家战略导向，坚持“四个面向”，与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密结合。

在奖励导向上，中国重点奖励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线科技人员。

这与诺贝尔奖偏重基础研究的取向有所不同，更加注重科技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在提名评审机制方面，中国实行“提名制”，强化提名者责任，并建立评审信誉管理机制，增强奖励活动的公开透明度。

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科技奖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避免诺贝尔奖评选中的“黑箱操作”问题。

中国还强化了科技奖励的诚信监督，实行科研诚信审核制度，在提名、评审等活动中对相关个人、组织的诚信情况进行审核。对违规行为的惩戒措施也为科技奖励的公平公正提供了制度保障。

07 构建与改革中国主导的世界级科技评价与奖励体系

科技奖励制度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党和国家激励自主创新、激发人才活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面对诺贝尔奖的西方主导局面，中国需要建立自主可控的世界级科技评价和奖励体系。这一体系应当基于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国际影响力。它不应是诺贝尔奖的简单模仿，而应体现中国的价值观和科技发展需求。

要建立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评奖体系，中国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必须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战略高度定位。 

中国应当重点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引导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高质量发展，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健康发展。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科技奖励体系，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

要突出奖励导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重点奖励那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线科技人员。

中国可以设立针对不同科技领域的奖项，重点奖励那些解决国家重大需求、产生实际经济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笔者提出要“重奖类似于梁文锋、余承东、潘建伟类的遥遥领先狂魔”，正是体现了对科技创新领军人物的重视，这与国家科技奖励的导向是一致的。

与诺贝尔奖注重基础研究不同，中国的科技奖励体系应平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关注原始创新的同时，也要重视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建立包括“学术著作”“专利转化”“新药研发”等在内的多维度评价指标。

中国的科技评价体系应当更加开放和包容。可以邀请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学家参与评价过程，逐步提升奖项的国际认可度。同时，要避免诺贝尔奖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真正实现评选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在评价机制上，特别是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提名与评审机制，明晰政府部门和评审专家的职责分工，评奖过程公开透明，鼓励学术共同体发挥监督作用，可借鉴但不局限于诺贝尔奖的保密做法。中国可建立透明与保密相结合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公开，评价过程规范，但评议内容保密。这既保证了公正性，又避免了不必要的舆论干扰。

要强化科技奖励的荣誉性，避免过度物质化的奖励导向。科技奖励的本质是对科学家贡献的社会认可，重奖的背后，更要强化精神激励体系的并重，从而带动更多科学家脚踏实地、持续努力。

此外，中国应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通过“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等平台，推广中国的科技评价标准，增强国际话语权。

08 从科技追赶到评奖引领：中国的长远战略

中科院院士黄维曾预言：“十年后国人获诺奖将会是家常便饭。”如果假定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大公无私，公事公办，那么，这个预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一预言背后，是中国科技实力持续提升的坚实支撑。随着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中国科学家获得国际认可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如果只是如果，西方评委会是无法做到公私分明的，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顶尖科学家只能吃自己的家常便饭，而非别人的家常饭！！！国人拿自己的中国版诺奖会是家常便饭，指日可待。

因此，比拿国际大奖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要成为科技强国，也要成为科技评价体系的引领者。正如笔者反复强调的：“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世界级科研评估和评奖体系，才是长远强科技之道。”这一观点其实极具战略眼光，与“中国标准就是世界标准”的提法异曲同工！

在构建世界级科技评奖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体现中国特色，同时想办法避免重蹈诺奖的权威性丧失的覆辙。例如，可以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的实际应用价值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而不仅仅是理论突破。事实上，屠呦呦的青蒿素，其背后是数千万人的疗效佐证！其含金量要远高于此次诺奖中的免疫机制方面的发现。诺奖不能只看重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还需要同时看重实际的社会效益、效果、疗效...否则，再好的研发，最终都可能陷入纸上谈兵，或者陷入实际社会效益不佳的误区。

与此同时，还可以更加强调团队协作和集体贡献，避免诺贝尔奖“3人规则”对合作研究的忽视。

中国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建立更加客观、公正、透明的科技评价方法，减少人为偏见和主观因素的影响。这正是中国在科技评价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机遇。

中国构建自主科技评奖体系的目的是补充而非取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诺贝尔奖仍将是国际科技界的重要奖项，中国科学家仍应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正如笔者常常拿遥遥领先的情况，用“诺奖级”来表述。所以，发自内心的希望，诺奖不要被西方的偏见进一步玩坏，也希望中国版的诺奖并行建立，能够对得起我的“诺奖级”这三个字的重量。

一句话，中国必须拥有与自己科技实力相匹配的科技评价体系和话语权！

诺贝尔奖的辉煌背后是欧美国家在科技评价领域的长期垄断。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如屠呦呦，其成就本身是中国集体科研体制和传统智慧的结果，而非西方评价体系的功劳。

未来，中国需要从强国级竞争角度，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评价体系，重奖那些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做出实质贡献的科技人才。“一等强国做强评价体系”！

这不仅是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打破西方文化霸权、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中国不应满足于在西方设定的赛道上追赶，而应开辟新赛道，定义新游戏规则，彻底甩开西方，拉开差距，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遥遥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