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的反对项立刚对科学界的攻击和污蔑

近一年，通信业观察家项立刚先生对高校科研价值发表了一系列尖锐批评，其核心观点认为绝大部分高校科研“并无价值”、“纸上谈兵”，最终成果只是“无人看的论文”，并暗示这是一种资源浪费。项先生的言论因其强大的传播力，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误解。我们认为，其观点虽触及了科研体系中的某些真问题，但得出的整体结论却是以偏概全、危害极大的错误判断，对科学界的攻击和污蔑流毒很广，有必要在此予以旗帜鲜明的辨析与反驳。

一、问题的错位：将“体系弊病”等同于“价值否定”

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项立刚先生所指出的某些现象，在我国乃至全球的科研体系中确实存在。例如，部分领域论文灌水、唯SCI/SSCI导向、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是当前科技体制改革正在着力破解的难题。任何一个诚实的科学界内部人士都不会否认这些弊病。

然而，项先生的逻辑谬误在于，他巧妙地将“系统存在的弊病”偷换成了“科研活动本身的无价值”。这好比因为存在医疗腐败，就断言所有医生治病救人的工作都毫无意义；因为有个别豆腐渣工程，就否定整个土木工程行业的价值。这种从“存在问题”直接跳跃到“全盘否定”的论证方式，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态度上是粗暴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我们的批评，正是针对这种错误的整体性否定，而非为他指出的具体问题辩护。

二、视角的狭隘：用“短期效用”丈量“长远探索”

项立刚先生评判科研价值的尺度，本质上是纯粹、即时的市场应用和生产力转化。这套“实用主义”尺子能量出技术的长短，却量不出科学的无价。

科学研究的价值是多元的，至少包含三个层面：

直接的应用价值：即项先生所推崇的，能迅速转化为产品、提升效率的研发。这通常是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的重点。

知识与人才的储备价值：大量“当时无用”的研究，其最重要产出往往不是论文，而是受过严格科学思维训练的人才，以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储备。我们今天在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领域的领先，正是得益于几十年前在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等基础学科上“看不见”的投入和人才积累。

探索未知的文明价值：人类对宇宙、生命、物质本质的好奇与探索，是文明进步的底层驱动力。这些研究可能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明确的“用处”，但它们拓展着人类的认知边界。今天困扰我们的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其根源恰恰在于过去在基础科学理论上探索得不够深、不够远。

项先生用第一把尺子，试图去否定后两种价值，无疑是削足适履。他所嘲笑的“纸上谈兵”，恰恰可能是未来重大技术革命的“星星之火”。

三、身份的悖论：享受科学红利，却贬低科学土壤

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项立刚先生作为通信行业的资深观察家，他的事业、他的言论平台乃至他观察的对象，无一不是建立在被他所轻视的基础科学研究之上。

没有麦克斯韦方程组对电磁波的理论预言，就没有今天的移动通信；没有图灵、冯·诺依曼等人看似“无用”的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结构研究，就没有整个互联网产业；没有半导体物理的深刻突破，就没有他手中用以发声的电子设备。他站在由无数代科学家智慧垒起的高塔上，却反过来嘲笑塔基的“无用”，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态度上是缺乏敬畏的。

四、必须指出的另一面：产业界的“拿来主义”与研发短板

在批评学术界“脱离实际”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同样的诚实审视产业界自身存在的问题。项立刚先生将产业界视为价值判断的终极法庭，却回避了一个关键事实：中国产业界长期以来盛行的“拿来主义”与“应用式创新”，正是造成基础研究薄弱、源头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惯性的“拿来主义”：许多企业习惯于在全球技术公地中“采撷”现成的开源代码、基础算法和理论成果，进行快速的集成、封装和模式创新，以求在市场上速成。这种模式在追赶期是有效的策略，但它也容易形成路径依赖，钝化了企业进行长期、高风险底层技术研发的动力和能力。当可供“拿来”的底层技术被收紧时，便瞬间陷入“无源之水”的窘境。这也是国家为什么鼓励原创，为什么华为强力投入基础科研的原因。

研发投入的结构性失衡：大量企业的研发投入高度集中于能快速见效的试验发展（D） 环节，而对决定长期竞争力的应用研究（R） 和基础研究（B） 投入严重不足。将本应共同承担的基础研究压力，几乎完全甩给了国家和高校，然后又反过来指责高校的成果不能直接满足产业需求，这无疑是一种权责上的错位。

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需要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双向奔赴与良性循环，而非单向的指责。产业界有责任提升自身的战略眼光与研发深度，而不能永远只做技术的应用者，而非源头的贡献者。产业界不能充满那些把“落地”当真理、却对“为什么能落地”一无所知的人。学院派至少还要接受同行评议和理论拷打，而产业圈的“闭环逻辑”往往是：“上线了就是牛逼，别问我原理，业务敏感。”

五、建设性的出路：改革体系，而非否定价值

我们与项立刚先生的目标，或许有共同之处：都希望国家的科研投入能产生更大的价值，都能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服务。

但路径截然不同。他的方案是“污名化”探索本身，将科研驱赶到一条极其狭窄的、只看短期功利的道路上。而这，正是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受制于人的历史教训。而我们认为，正确的路径是：

坚持多元评价：改革“唯论文”倾向，但绝不能走向“唯即时应用”。要建立尊重不同科研规律的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实行分类管理。

鼓励知行合一：大力加强产学研融合，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但这不等于要求每一项研究在立项时就必须看到终点。

营造宽容环境：允许“无用”之学存在，为那些“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原始创新留出足够的空间和耐心。

六、项立刚先生的言论，捕捉到了公众对科研效率的合理关切，但其结论却是一副误导公众的“错误药方”。批判需要勇气，但建设更需要智慧。我们不能因为洗澡水脏了，就把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正确的态度是，以最大的决心改革科研体制的积弊，同时以最大的敬畏守护科学探索的精神。这，才是一个大国迈向科技强国应有的成熟与自信。

一家之言，欢迎批评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