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糟粕还是精华？

儒家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精华还是糟粕一直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

中华文明受儒教文化的影响之大，无论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在中华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兴衰成亡都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找到原因。

一方面，人们把近代中国的衰落归咎于儒家文化对国民行为的影响是有道理的。自五四运动开始，对儒家思想批判导致了我国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大规模的吸收，将中国带入了现代社会。可以说由于儒家文化的存在压制了中国人的科学思维能力和民主意识，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儒家文化是腐朽的。

但是如果回顾近三千年的人类历史，在这颗星球上，除去最近的400余年之外，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一直是世界上表现的最优秀的民族和文明之一。所谓的四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不间断的，不断壮大的世俗的文明。而反观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许多文明都只是昙花一现，而现存的一些文明则社会离开了鬼神（宗教）根本就不能正常运行。不管是社会治理能力，文化教育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无法和当时的中华文明相比。因此可以断定，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中必然存在着极为优秀的基因。

因此，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儒家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那么如何辨别儒家文化中精华和糟粕部分呢？

以下比较儒家中两位最重要的人物，孔子和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探索如何判定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精髓。

孔子的年代是周朝旧制度崩溃和新制度还未建成的混乱的时期。周朝建立的国家体系日渐衰败，周天子已经完全没有了初期的地位和威信。各诸侯国之间征战不绝，臣弒君，子杀父的事情屡见不鲜。孔子对此痛心疾首，称之为礼崩乐坏。他的一生致力于恢复周朝的旧制度， 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为此，他曾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治国理念。但他的努力到处碰壁，始终不为人所用。应该说他的人生是不得志的。

孔子的学术思想的核心是礼和仁。而其中的“礼”.应该是当前招致儒家学说褒贬不一的主要根源。孔子的所谓“礼”就是指的周礼，是周公创立，用于规范当时国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在周礼中包含两类不同的人际关系。一类是人类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人际关系。如父子，夫妻，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这类行为规范是来自于人类社会自然发展过程，是我们作为“智人”的本性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因此是符合人性的。另一类则是社会中的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制定出来的。其原则是要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如天子和国君，国君和大夫，大夫和士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了强化这类关系而制定出来的各种大型仪式。如各种祭天祭祀行为。这类规范是完全是为统治服务的， 和人性没有太大关系。

因此孔子推崇的周礼本质上是一种借助于人性的本能，统治阶级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工具。它借助社会伦理和行为规范体系，强调通过“礼”来维护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道德准则。周朝不存在法律制度，是以礼治国，因此在当时周礼起到了法律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当时对周礼的实施中，对形式的重视远大于内容。 比如说在两国战争中，通常两国的国君会带领军队互相厮杀，但是搞笑的是如果一方将军在这种以命相搏，你死我活厮杀的战场上碰到对方的国君，必须下车行君臣之礼。另外，我们也知道宋襄公在泓水之役中战败受伤的故事。现代人都嘲笑宋襄公迂腐，但实际上当时他的做法是符合周礼的。还有，孔子的学生曾子病重去世前得知自己的学生将其移放到大夫所用的席子上后， 觉得由于自己不是大夫身份，使用大夫才能使用的物品是一种僭越行为。非要让学生将席子拿去才安心的死去。

在现代人看来，这些当事人在做事时只在乎行为是否遵守周礼， 而根本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感受。这些做法不是虚伪就是迂腐。

因此可以将孔子学说分成两类。一类是有关人性的内容，如仁义智信。它们是自然形成的，体现了来自于人的天性的情感表达。另一类则是“礼”，它们文字规定的行为准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制定出来的。

总的来说，孔子主张的那一套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体系，他内容繁杂，是为统治阶级设计的治国方案，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与孔子的思想相比王阳明的“心学”则是一门学问。心学的三个主要核心内容，“知行合一”，“心即理”和“致良知”所说明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说教。心学的主要内容说明了道德认知的形成过程以及它是如何影响人类活动的。可以说王阳明的学说从哲学上阐述了中国人的道德观为什么和西方道德观是不同的。以下对他的学说进行简要的说明。

“知行合一”:

王阳明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解释知行合一。意思是说我们看到了美好的事物就会喜欢，闻到了恶臭的东西就会讨厌。在这里“看到”和“闻到”就是“知”，而“喜欢”和“讨厌”即是“行”。当事人只需要有内心活动而不需要有任何外在可见的行为就可以完成“知行合一”了。从他举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际上是将我们的思维活动定义为“行”了。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思维本身就是“行”。

王阳明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指挥作战时就明白的体现了“知行合一”这个事实。他的“知”和“行”就是了解形势和制定方案，两者都是心理活动，都在大脑里进行的。而“结果”的“输出”可以通过口头或者书面命令的不同方式进行。

王阳明进一步说明，如果你真正“知”了，必然会有行动。如果没有行动，就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知”。所以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是真正的知行合一，是不可分开的心理活动。而不像我们有一些人认为的先知道后行动，两者可以分开的知行合一。

“致良知”: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有的（而不是通过后天教育获得的）道德本体。致良知就是通过内心体认内心的良知，并付诸实施（知行合一）。在这里，王阳明的良知等同于前文（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根源）所述的，以爱为基础的利他感性思维能力，是一种本能（仁爱，同情，怜悯，恻隐之心） 。良知人人都有，只不过我们多数人的良知被王阳明所称为的“私欲”所遮蔽了。只要愿意去除私欲，都可以发现我们内心固有的良知成为品德高尚的“圣人”。

“心即理”:

就像牛顿力学只适应于宏观世界，而量子力学只适应于微观世界一样，所有的学说都有一个适应的边界。王阳明虽然没有明说，我们可以根据他对心学的论述中看到，他所谓的“理”就是伦理。他的学说适用范围应该仅限于伦理道德之中。

王阳明认为，在有关伦理道德的是非曲折的判断标准应该由“心”而定。这个心中的标准就是良知。其他所有的外在的客观标准都是不靠谱的。王阳明曾对这一点解释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道德不是学来的，而是天生就有的，它在我们的心里。他这一观点当时的程颐和朱熹及与目前西方所流行的道德观是完全不同的。

王阳明以 “孝”这个概念说明他的这一观点。他认为我们对父母的孝心不会来自于外在的父母而只能来自于我们的内心。

龙场悟道

了解王阳明龙场悟道时当时环境对他的影响，对理解他的心学是有帮助的。

有关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传说。多数人认为王阳明在龙场驿站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受到了磨练，所以就悟出了心学。但是要知道，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所悟出的是人类情感中最美好的“良知”。如果王阳明本人认为当时的环境是恶劣的，他当时必然是负面情绪爆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是难以想象能够有“悟道”的可能性。

事实上虽然旁人认为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王阳明显然对这样的环境泰然处置，他作为一个典型的古代中国哲人，真正做到了对不良境遇 “不怨不尤”。显然龙场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影响他的心情。事实是他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关系非常和谐，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还建造了学堂，开展了他的讲学活动。

龙场的环境在两个方面为王阳明学术的灵感创造了条件：

首先，王阳明在龙场远离了京城官场的名利追逐，使人际关系中为获取名利而生的理性思维的成分降到了最低，使他进入了返璞归真的状态 ，能够静下心来，以理性的方式观察自己的内心的感性需求。这近似于佛家的“遁入空门”。使他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内心情感（良知）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其次，与当地土著居民的交往中，王阳明显然观察到当地居民虽然没有受到任何教育，看起来可能很愚笨，但与京城里人相比，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没有坏心眼，品行高尚。所以王阳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良知是天生的，和教育无关。这就是他后来为什么反复提到，所有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圣人。（他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王阳明的学说没有要求人们按某一种特定的行为标准做人做事，所有的行为都应该发自于心而不是某种教条。如果按照他的学术要求做人做事，就不可能有阿谀奉奉承的行为。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对巩固当时的封建皇权毫无用处，因此遭到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儒家学派的打击。

比较孔子的思想和王阳明的学说可以看到，同样是在讲道德，孔子以及后来的程颐朱熹的学说在道德的修养方面注重于形式和人的外在行为。而王阳明的学说则更注重于人内心的感受。他曾以演员演孝子来阐述他的学说与朱熹的学说的差异。王阳明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行出自于他的内心对父母的情感。而在舞台上表演孝子的演员，即使表演的再逼真，也不能算孝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中的大量的对人的行为规则的要求，只能看作是儒家为它的学生们编的“人生剧本”。许多儒生终身按照这些“剧本”做人做事。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如果没有内心良知的支持，而仅按照这种道德剧本表演，即使演的再像也是枉然的。这些人充其量只能被称之为伪君子而已。

最后，知道了这些，想必也懂得了如何判断儒教的糟粕和精华。

其判断标准就是你的行为是否来自于自己的良知。比如作为子女，你对父母的孝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呢还是出于出自于自己的内心的良知，这决定了你是一个纯粹的人，还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这也就决定了你所学的。“儒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精华还是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