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联邦政府这次关门不会长久，民主、共和两党谁都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

作者：刘敦楼

当地时间 10 月 1 日凌晨，美国联邦政府的灯光为近 7 年来首次熄灭。随着参议院未能在 9 月 30 日午夜前通过短期拨款法案，数十万联邦雇员被迫进入无薪休假状态，国家公园关闭、签证审批停滞、食品券发放延迟，一场熟悉的治理危机再度席卷美国。但回望历史轨迹与现实困境，这场停摆注定难以持久 —— 民主与共和两党都清楚，无论政治博弈何等激烈，都无法承受长期关门带来的历史追责。

一、历史镜鉴：停摆从未成为 “持久战”

美国政府关门的历史，本质是一部两党 “极限施压后妥协” 的循环史。自 1976 年国会预算程序正式确立以来，联邦政府已先后停摆 18 次，看似频繁的治理断裂背后，却暗藏 “短期化” 的铁律。数据显示，除 2018-2019 年特朗普任期的 35 天停摆外，其余停摆时长均未超过 21 天，1980 年代的 8 次停摆平均仅持续 2 天。即便是创下纪录的 35 天停摆，最终也以共和党放弃全额边境墙拨款、民主党同意部分资金妥协告终，证明 “拖下去” 从来不是选项。这种短期性源于制度设计的内在制衡。根据 1974 年《国会预算暨截留控制法案》，政府停摆仅针对全权预算支出项目，而社会保障金、军费等强制性支出仍可正常发放，这既给了两党博弈的空间，也设定了底线 —— 核心民生与国家安全不会因停摆彻底崩溃，却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酵成政治压力。1995 年克林顿政府时期，21 天的停摆导致全美国家公园关闭损失超 15 亿美元，最终迫使共和党放弃削减医保开支的极端诉求，这种 “损失累加效应” 始终是悬在两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此次停摆的导火索虽涉及医保补贴、边境安全等复杂议题，但与历史上的堕胎权、赤字问题争议相比，并未突破 “可妥协范畴”。民主党力保的《平价医疗法案》补贴与共和党诉求的边境安全经费，本质是预算分配的优先级之争，而非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过往经验表明，此类争议最终往往以 “临时拨款 + 后续谈判” 的模式解决，2013 年奥巴马医改争议导致的 16 天停摆，便以参议院通过短期拨款法案告终，这种路径依赖将在此次危机中再度显现。

二、现实枷锁：民生经济代价的 “倒计时”如果说历史是参照系，那么现实代价则是迫使两党妥协的 “催命符”。政府停摆的影响正以几何级数扩散，每多持续一天，两党的政治负债便增加一分，而这种负债最终将转化为选票惩罚。对民生的冲击已在 24 小时内显现。据估算，超 75 万联邦雇员每天损失 4 亿美元薪酬，其中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员工、国家气象局预报员等 “必要岗位” 虽需强制上班，却面临薪资拖欠，2018 年停摆期间曾出现 TSA 员工集体请假导致机场瘫痪的先例。更严峻的是对弱势群体的打击：数百万依赖食品券的家庭已收到补贴延迟通知，孕妇与儿童的营养援助项目资金告急，疾控中心对流感变异的监测工作放缓，公共卫生风险随停摆时长同步攀升。这些具体而微的民生痛点，正通过地方媒体、社区反馈持续传导至国会山，形成 “民意高压锅”。经济层面的损失则更为直观。分析机构测算，此次停摆若持续一周，将导致美国 GDP 损失 70 亿美元，若超过两周，损失可能突破 200 亿美元，相当于 2018 年停摆的两倍。更隐蔽的伤害在于市场信心的动摇：美联储因政府停摆无法获取关键经济数据，利率决策陷入停滞；国际投资者对美债的持有意愿出现松动，收益率曲线已显现 “避险信号”。2018 年停摆期间，标普 500 指数累计下跌 3.1%，而当前美国经济正处于复苏关键期，股市波动引发的选民不满，将直接冲击两党在明年选举中的选情。

值得注意的是，两党核心票仓已开始承受压力。民主党依赖的低收入群体受食品券、住房补贴中断影响最大，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等摇摆州的基层党组织已向国会发出抗议；共和党传统票仓中的小企业主则因签证审批延迟、联邦合同搁浅遭受损失，得克萨斯州商会已公开呼吁国会 “立即结束僵局”。这种 “票仓反噬” 效应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毕竟没有哪个政党愿意在选举年背负 “经济破坏者” 的骂名。

三、政治博弈：责任规避的 “理性选择”在美国极化政治格局下，两党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共享 “规避历史责任” 的核心诉求。政府关门的本质是 “零和博弈”，但长期关门却是 “双输结局”，这种共识将最终推动妥协达成。从舆论风向看，两党已开始 “责任切割”，却无人敢承担 “长期停摆” 的罪名。多项民调显示，62% 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关门是 “两党不负责任的表现”，仅有 18% 将责任单独归咎于某一政党。这种模糊的责任认定，使得两党都急于通过 “促成复工” 来抢占道德高地。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已表态 “愿意就边境安全议题谈判”，众议院共和党议长则暗示 “可接受短期医保补贴延期”，这种微妙的表态变化，正是责任压力下的策略调整。历史追责的阴影更让两党心存忌惮。2018 年停摆后，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控制权，特朗普的支持率暴跌至 37%，被舆论贴上 “治理失能” 的标签；1995 年停摆后，共和党在次年选举中丢失参议院席位，议长金里奇被迫辞职。这些先例证明，“关门操盘手” 终将成为历史污点的承担者。

当前两党均面临 2026 年中期选举的压力，若因长期停摆导致选情崩盘，无论党内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无法承受后果。制度机制也在倒逼妥协。参议院的 “60 票魔咒” 虽是此次停摆的直接原因 —— 两党均无法凑齐终结冗长辩论的 60 票，但这一机制同样可成为 “破局工具”。历史上，1987 年、2013 年的停摆均以 “两党协商后减少附加条款、降低通过门槛” 告终，此次两党极有可能剔除医保与边境议题中的极端诉求，推出 “纯拨款法案” 以满足 60 票要求。此外，白宫已启动 “紧急预案”，考虑通过《国防生产法案》挪用资金保障核心服务，这种 “行政兜底” 手段虽具争议，却可成为两党谈判的缓冲垫。

结论：妥协是唯一的 “历史答案”当联邦政府的大门在 10 月 1 日凌晨关闭时，美国政治再次站到了妥协的十字路口。历史经验、民生压力与政治理性共同指向一个结论：这场停摆不会长久，两党终将在 “历史责任” 的约束下回到谈判桌前。或许正如 1996 年停摆结束后克林顿所言：“政府关门不是政治筹码，而是对民众的辜负。”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短期停摆，而是 “关门 — 妥协 — 再关门” 的循环往复。但就此次危机而言，两党负不起的历史责任，终将成为推动治理回归正轨的最大动力。不出意外，一周之内，国会山将传来拨款法案通过的消息，而美国政治的深层病灶，仍需在下次危机来临前寻找真正的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