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看懂新中国70余年区域兴衰

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

你生活在哪座城市？你知道过去几十年，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吗？它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

另外，为什么60年代会有三线建设？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东北衰落了，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崛起了？“一带一路”是什么意思？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

我们的《激荡四十年》系列作为编年史，一直是以“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的变迁。今天，我们就以“空间”为线索，来看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各城市、各区域的兴衰起落，一口气搞懂这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旧中国（1949年以前）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经济状况大致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非常穷，经济总量、工业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都极低；二是在整体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各区域之间的发展还严重失衡，绝大部分的工业总产值，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东北有一定工业基础，但被损毁严重，广阔的内地和西部地区，则极度落后。这种畸形的工业布局现状，是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并经受连年战争的必然结果。

面对这种东西部经济严重失衡的现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新中国该采取怎样的区域发展战略？

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1949年-1980年前后）

如果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条件更差的中西部，补短板，会阻碍更有潜力的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长期来看，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而如果采取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东部，让长板更长，又必将加剧区域两极分化，使东西部贫富更加悬殊。

当时，中央经过对旧中国工业发展模式的深刻洞察，以及基于备战、民族团结等方面的考虑，最终，选择了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先发展中西部地区，加大对内地的生产力布局。

1958年，中央将各省划入了七大协作区，并对各区几乎一视同仁，就此建立起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到六十年代，区域均衡进入下一个阶段。当时我国同时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围堵，在美苏唆使下，印度、日本、韩国也对我国持敌对态度，备战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

当时，我国东面和南面沿海一带，被美国军事势力重重包围，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我台湾海峡，而北部和西部的沿边地带，又面临苏联的巨大威胁，六十年代末，苏联在边境线上一度陈兵百万。

东南西北，天罗地网，危机四伏。

到1964年4月，美国还制定出绝密报告，试图空袭中国进行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1964年8月2日，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随即出动第七舰队125艘军舰和600余架飞机，对越南北部进行轰炸，战火燃到中越边境，我国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有中国军民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

当时我国的工业基地和相对发达的城市，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东北一带。为预防可能发生的战争，保护我国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工业基础，当月，毛主席在谈及工业布局时强调：

工业不可以集中在沿海地区，过度集中不利于备战，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必须加强二线三线的工业建设。

这段话中，就体现了当时把中国分为“一线二线三线”的概念。

“一线”是指，我国的沿海、沿边的前线地区，包括东部沿海各省市，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东北三省，和北京、天津、内蒙古、新疆、西藏。“一线”因为在最外层，面临的战争威胁是最大的；“二线”就是挨着一线，往里再收缩一圈；“三线”就是更靠里一层的腹地。

为了国防需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全国，就此，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开始了。

在三线建设的推动下，我国开始实行更加彻底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大力建设中西部。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过程长达15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大量的资金、政策、人才、教育资源、科研资源纷纷涌入中西部。其中，投入资金超2000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先后建成了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形成了涵盖煤炭、电力、钢铁、机械、航空航天等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让西安、重庆、成都、昆明等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修筑了成昆、贵昆、川黔、湘黔等10条总长8000公里的铁路干线。这些成果，就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当时荒芜贫瘠的三线地区。

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来说，三线建设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生产力大转移运动。如果没有三线建设，当时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工业化水平、生活水平，会和东部形成更严重的贫富悬殊，进而影响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也会给未来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时造成更大的困难。但在成就之外，三线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失误和教训，比如，因为要求过快、过急，一些工程项目缺乏详细的科学论证，盲目上马，造成了布局不合理、重复建设、事故多发，以及严重的资金浪费等问题。还有，因为过于强调备战，大批企业建在了远离交通要道的深山老林里，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和施工难度，也违背了企业运行的客观规律等等。

三线建设十五年，就到了历史转折的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了。

这段时期，我们对国家过去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其中有一项就是，之前区域均衡发展的模式，其实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压制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导致到70年代末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人均GDP都非常不理想，大家整体都穷，还有大量的人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这是必须要改革的一个重点，而由此，我们的区域发展战略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三.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1980年前后-1999）

从之前的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变为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开放沿海城市，让东部地区优先发展。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国家战略重心调整。基于当时中国贫弱的经济现状，我们一面总结之前内部的经验教训，一面向亚洲四小龙等地区学习，决心以效率优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二，是区域经济理论变更。当时，学术界的“梯度推移理论”被引入国内，受到了决策层的广泛重视。这个理论，适用在我国来说，就是先发展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速，再通过东部的扩散效应，梯度向内，推移到中部、西部，来带动这些区域的共同发展，简单来说，就是“先富带后富”。

第三，是工业化路径转移。新中国前三十年，实施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就是通过限制工业品的进口，用国产产品替代进口工业品，以此来扶植民族工业的发展，实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为什么会走这条路，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我们自身也希望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不受制于人，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特征是，内循环。

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为了迅速发展经济，我国的发展模式逐渐变成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这个战略的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以外循环为主。

而要面向国际市场，东部的区位优势就不言而喻了。第一，东部地势平坦，工业基础设施更好；第二，东部沿海交通便利，有港口码头，特别是早期来料加工的模式下，工厂在东部，不管是来料，还是产品出口，都可以节省运输成本。

最后，是国际形势的变化。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并迅速取得胜利。在解除了苏联与越南的威胁，并与美国化敌为友之后，短时间内爆发大规模战争已没有可能性，此前基于备战不便发展东部的考虑，也已无必要。

所以，在以上国家战略重心调整、区域经济理论变更、工业化路径转移、国际形势变化，这四个现实条件转变之后，我国的区域发展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富带后富，开始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

在这一战略思路之下，就有了我们后面熟悉的一连串改革开放的大动作。1979年，毗邻香港、澳门的宝安（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成立。1980年，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1984年，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烟台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这些港口城市和经济特区，在沿海联成一线，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下，大量的优惠政策、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涌进东部沿海地区，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也对周边地区发挥着扩散效应，比如深圳的崛起，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大发展。

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正式设立，大量资源政策又倾泻而至。浦东的崛起，则带动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长三角地区迅速发展。八九十年代，中央又规划实施了京津唐及环渤海经济圈战略，让我国北方沿海地区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

从南到北，由表及里，这一时期，东部优先发展战略的成就不言而喻。中国的经济总量、外汇储备不断飙升，中国制造席卷全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跃升。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在实施东部优先发展战略之后，原来三线建设的国防工业投资几乎全部停顿，大量三线企业只能进行民用化转型，其中，不少人熟悉的长虹电视就是军工企业转型的代表，但还是有大量的三线企业转型失败，被大批关停，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另外，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发展重心都在东部沿海，导致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严重滞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形成了西部落后、中部塌陷、东北衰落的局面。

西部地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源能源。

中部地区是中国三农重镇，为东部的发展供给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而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共和国长子”，为我国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国防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如果这些地区享受不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最终，就会影响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

而事实上，在世纪之交，由于贫富差距而引发的争论，也确实慢慢出现在社会舆论之中，而且越来越尖锐。

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于是，90年代末，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又迎来了一次重大调整。

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999-2013年）

1999年，我国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此为分水岭，我们其实就从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走向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激荡1999》我们曾详细地讲过西部大开发。当时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已经严重落后，1999年，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280元，仅为东部地区的40%，全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大半也都在西部。所以，我们预备，用五十年时间，分三个阶段，利用大量的工程项目和源源不断的政策及财政支持，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懈地奋斗，让西部，改天换地、焕发新颜。

西部大开发，只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开始。《激荡2003》那期我们还讲过另一个区域发展战略——振兴东北战略。

计划经济时期，沃野千里、资源丰富、重工业实力雄厚的东北，一片荣光。但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工业化路径的调整，东北地区，市场化程度低、设备技术老化、企业办社会包袱沉重、资源枯竭、三角债等一系列问题开始涌现出来。曾经的荣光，变成了枷锁，热闹的东北逐渐萧条。振兴东北战略，就是致力于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振兴装备制造业，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

2006年，针对中部地区发展掉队的现象，我们又正式提出“中部崛起战略”，通过政策倾斜和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在《激荡2006》那期我们也有讲到。

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到中部崛起，中央对全国各区域的经济版图都有了总体安排。同时，针对各区域的不同短板，支持的方式也各有侧重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落后，国家就在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转移支付上重点扶持，帮助西部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东北地区老工业多、国企运转困难、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突出，国家就针对性地支持国企转型改造和社保体系建设；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突出，国家就加大“三农”扶持力度，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转移，就地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设立多个城市群，加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打造中部经济发动机。

在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下，西安、成都、重庆、昆明、武汉、长沙、合肥等城市迅速发展，成为了中西部的经济中心。

当然，发展中西部和东北，并不意味着要牺牲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本身也是各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中央对东部的定位则是“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一战略没有专门的整体规划，更多体现在局部地区的规划文件中，主要针对东部开发强度已经较高、人口密集、资源消耗大、环境问题突出的现状，总体发展方向是：空间结构优化，提高土地和能源利用率，加快产业升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

所以这一阶段，中西部的首要任务是“补缺”，东部则是“优化”。

时间来到2008年，一场严酷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又进一步推动了决策层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心。

这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急剧下滑，而这对于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我国造成严重影响，货卖不出去，东部地区的产能立刻过剩，所以扩大内需成为当务之急。但如果区域经济不协调，必然导致落后地区消费能力有限，产能无法被内部消化，经济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只有区域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有消费能力，我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应对金融危机时，也才能发挥出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的优势。

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发展，2009年，也成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之年。这一年的区域发展规划，出台之密集、涵盖区域之广泛、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从珠三角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珠海横琴地区、江苏沿海地区，到辽宁沿海经济带、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海南国际旅游岛等多个区域发展规划，在这一年如雨点般落下，中国的四大区域发展战略，被进一步规划得更加具体。

而且各个区域规划也各有侧重点：海西经济区的设立，是为了加强福建省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作，也是东部率先发展的着力点之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辽宁沿海经济带和图们江区域，将为振兴东北提供动力，同时面向东北亚；广西北部湾，则是面向东南亚的重要区域，为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蓄力。

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国内各区域的协调发展走向深化，而我们的发展战略也正逐步升级，迈向了第四阶段，这其中的分水岭，就是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五.新均衡发展战略（2013年以后）

新均衡发展战略，可以看作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延续，但不同之处是，不再囿于国内市场，而是更加注重海内外联动。2013年以后，我国的区域发展逐渐形成了“3+4”的总体格局。“4”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四个战略；“3”则是指陆续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国家级发展战略。

其中，除了“一带一路”，其他均为国家内部的区域发展规划。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三个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串联起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包括沿江11个省市联动发展，这是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

京津冀协同发展，则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探索超大特大城市优化发展的新模式，在探索治理“大城市病”的同时，带动北方腹地的发展。

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是基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现状两大背景。国际形势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方面，我们则面临着产能过剩和资源依赖国外的问题。“一带一路”，就是通过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解决中国自身的产能过剩和资源依赖问题，这是中国在综合国力强大之后，主动从全球视野来解决国内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

“一带一路”，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背景下，沿边和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开始凸显出来，我国的区域发展，也逐渐呈现出东西两翼带动中部崛起的态势，一个面向全球的“沿海-内陆-沿边”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沿海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力军。其中，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已经成为了世界级城市群，上海、宁波、深圳、天津、青岛、厦门等沿海城市也是丝路建设的排头兵。

沿边地区，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门户，近年来，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正在大力建设之中。

内陆地区，经过多年耕耘，长江中游、中原、成渝、关中等几大城市群，增长势头迅猛，大量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合肥等城市，逐渐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讲到这里，综合来看上面的“3+4”总体战略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现状其实呈现出了双重特点。

第一，是又一次形成了梯度分布的“沿海-内陆-沿边”格局，但这次，不再是“东-中-西”的递进扩散式推移，而是具有海陆统筹、内外联动、共同面向全球的新特点。

第二，是在这种整体梯度分布的格局下，又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这些“极”，就是遍布全国的一个个城市群，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群，在一个区域内集聚着人才、资本、技术，同时又具有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所以我们能看到，经过近七十年的不断调整、耕耘，从气吞山河的宏观战略，到细致入微的局部区域规划，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已经被一张紧密编织的大网牢牢兜住。无论你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也无论你在南方，还是北方，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因为各地区自身的比较优势不同，发展顺序可能有先有后、过程有快有慢，但最终的目的都是同一个，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六.总结

回望过去的七十余年，我国区域发展大致分为了以下几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东西部发展失衡的现状，到1949-1978年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再到1978-1999年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接着是1999-2013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13年之后则是升级版的区域协调，也可以称之为新均衡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后，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区域协调”，对应的取舍关系分别为：公平优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和效率兼顾。

而对于如何评价我们走过的路，可能有两点比较重要。

1.并不是采用了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完全否定旧的，它们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比如三线建设，虽然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但也发展了西部的经济、工业和教育，而且当时是出于国防目的；而改革开放后的东部优先发展，虽然为中国的整体经济腾飞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造成了贫富差距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所以需要辩证来看。

2.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战略本身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回顾过去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影响区域发展战略的主要有几个因素：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如气候、地势、水资源、有无出海口等；资源禀赋，如矿产能源储备等；人才储备，如普通劳动力和高科技人才；国家发展战略，比如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还是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另外，还要考虑区域自身的工业基础，以及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外交关系、战争因素等等。过去几十年，我们正是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不断调整着区域发展思路，所以，区域发展战略没有永恒不变的，更没有完美无缺的，永远需要因时、因势、因地制宜，不断去取舍、权衡。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区域兴衰的故事。作为一个成立之初，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多民族大国，七十多年来，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辗转腾挪，穷尽一切智慧和无尽汗水，为了不遗落每一寸土地，为了不丢下每一个人民，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