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为何不敢彻底“任人唯贤”？

秦国是西周以来的古国，实行的是世袭贵族政治，氏族贵族是国家的根基。用人唯亲，也就是依照血缘的亲近任用氏族贵族担当国政，不但在秦国，在所有的古代国家都是理所当然的。

秦国的这种传统，从秦襄公建国（前770 年）到秦孝公继位（前361 年），牢固而完整地维系了四百余年。秦穆公任用百里奚的故事，不过是用人唯亲的汪洋大海中溅起的一滴浪花，一件外来贵族流落到秦国并得到重用的特例，转瞬即逝，少之又少。

重大的变化出现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后，变法加强了王权，限制了贵族，以军功决定身份官职，制度性地开启了用人唯贤的新政，秦国由此强大，也引发了世袭贵族与军功新贵之间的矛盾。秦惠王继位，处死商鞅，不废商鞅之法，混合取舍旧传统与新风气之利弊，对用人政策做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亲贤并用”的方针，秦国国政由此稳定而进取，不断强大。 

亲贤并用的“亲”，是立国以来支撑国政的世袭贵族，中心是王族和后族。王权加强以后，同姓王族受到较多的限制，异姓后族，也就是外戚，参与政治的倾向加强，成为用亲政治的主体。秦武王时以魏夫人为首的魏系外戚集团，秦昭王时以宣太后为首、孝文王和庄襄王时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都是执政的主导力量。历代亲族外戚中名臣辈出，著名的有樗里疾 ( 韩系秦公子)、魏冉（兼魏楚两系外戚）、昌平君（楚系外戚），他们都是长期出任丞相，在内稳定国政、对外建功立业的杰出历史人物。

亲贤并用的“贤”，是非世袭贵族出身的人才，凭借个人的能力功业出人头地，秦军的名将如白起、王翦、章邯，都崛起于卒伍之间。在那个国际化的特殊时代，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来自不同国度的游士，秦国的丞相中，魏国人张仪、卫国人吕不韦、楚国人李斯，都是声闻天下的名相。 

亲贤并用的国策维系了秦国政权长期的稳定和进取，特别是王位更替、权力交接时难以避免的政治动荡，主要依靠王族和外戚的重新组合来解决。如秦武王卒死时出现的季君之乱，由魏冉与宣太后联手平息；秦王政亲政时出现的嫪毐之乱，由昌平君与华阳太后联手平息。负面的影响仅仅限于王族、后族的有限范围之内。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亲贤并用的政治传统出现了重大的改变，不仅王族子弟被彻底限制，无尺寸之封，看不到任何出仕的事例和迹象，后族外戚也都消失不见，甚至直到今天，连秦始皇的皇后是谁都无人知晓。开国的军功勋贵们，比如王氏家族、蒙氏家族、杨氏家族，都不再有封土封国，在官僚制的文法消磨中，他们逐渐边缘化，失去影响力。活跃在政坛上的人物，多是以李斯、赵高为代表的近幸文法吏，他们都是从用贤这条道升迁上来的人物。

秦始皇这种任人唯贤一边倒的做法，使王位更替时王族和后族都无法进入政治核心，无力维持政权的正常继承，进而导致国家被赵高、李斯一类无德能人断送。汉帝国建立以后，统治者吸取了教训，再次确立了亲贤并用的政治方针，分封同姓，外戚参政，与功臣贤能之间建立起互相牵制的平衡，安定了政权，维系了二百年江山。

遗憾的是，秦始皇改变秦国政治传统的详情，由于史料的缺乏，已经难以了解得很清楚。我依据残缺的史料做了系统的整理，大致可以断定说，该策略始于李斯《谏逐客书》，完成于秦始皇采用李斯废封建行郡县的主张。

可以说，秦始皇当政以后，改变古来秦国政治“亲贤并用”的传统，“用人唯贤”一边倒，成了导致秦帝国突然崩溃的重大原因之一。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种历史的训诫：古往今来，用亲以求稳定，用贤以求进取，亲贤并用，才是治国之道。

西汉初年实行封建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既是一种新政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种新政治势力的养成。

汉朝分封刘氏同姓为王，看重的是皇室的血缘亲族关系，将其当作政权的一大支柱。汉朝分封功臣为列侯，看重的是功劳，将功臣当作政权的另一大支柱。在封建制下，不管亲族的诸侯王，还是功臣的列侯，都是世袭继承，由此养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对于这种经由行封建养成新贵族阶层的政治行为，我曾经概括其为“新贵族主义”。

深入一步考察，功臣列侯的身后根基是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由创建汉帝国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不仅拥有高贵的身份、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财富，而且对于政治权利具有强烈的所有权意识，相对于皇权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诸侯王的身后是皇族和外戚，他们被刻意扶持和培养，逐渐成为能够与军功受益阶层拮抗的平衡势力。汉初的政权建立在这两大势力的平衡点上，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能够稳妥处理政权交替之际的突发事变，奠定了二百年长治的基础。

深入一步思考更不难发现，西汉初年推行的新贵族主义，也是一种纠偏改错的政治举措，针对的是秦王朝排斥王族功臣、消灭贵族阶层的政策失误。

回看历史，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主张废封建，直接针对的限制对象正是王族和功臣。他在上书中说：“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意思是，如今有赖于陛下的神灵，天下一统，都成为郡县。对于诸位王子和众多功臣们，国家用赋税加以厚重的赏赐，已经甚为充足，而且易于控制。

我们在前文的考察中说到，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的宗室贵族已经被排除在政局之外，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已经完全不存在，作为一种社会阶层，已经消失。而没有了封地的军功勋贵，在官僚制的文法消磨中逐渐边缘化，也失去了成为一种新贵族阶层的条件。

秦灭六国，远古以来的贵族王政消亡，唯一的幸存者正是秦国。秦始皇废封建，秦国的王族外戚在政治上等同于平民，功臣列侯的封邑也被剥夺，贵族阶层被废除。从此以后，秦朝成为天下唯一的国家，皇帝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官僚成为听命于皇帝的奴仆。独天下的专制皇权由此形成，皇权官僚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此出现。

阎步克先生在分析中国传统政体时认为，从政治势力上说，若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则国君难以专制。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看，限制国君专制的强大“中间阶层”，首先是贵族阶层。古来的贵族阶层，依靠天生的血缘获得世袭的等级身份；新生的功臣新贵，则依靠功业劳绩获得世袭的等级身份。这种世袭的等级身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于王权的力量，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贵族阶层是“自带流量”的。与此相对，秦的官僚阶层没有独立的身份，“自身不带流量”，直接依附于王权。

贵族阶层的存在，不但是限制国君专权的制衡力量，也是现代民主政体得以从英国产生的根源。从秦国的历史上看，每当王权出现继承危机时，都是由贵族出面来稳定政权。比如秦武王突然死后，穰侯魏冉与宣太后联手平定季君之乱，建立安定的新政权。

又比如秦王政亲政之初，嫪毐之乱爆发，也是华阳太后与昌平君联手平定叛乱，稳定了政权。然而，当秦始皇突然去世，秦王朝出现继承危机时，再也没有贵族能够站出来维护政权的连续性，在李斯和赵高这类依附王权的官僚和近臣的把持下，二世而亡。这完全应验了当年博士淳于越的预言：“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汉书·地理志》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意思是，秦统一天下以后，认为周朝因为封建制度的衰微最终被诸侯所灭亡，所以，不分封尺寸的土地，将天下全部实行郡县制，彻底消灭了古来贵族的后代，没有任何遗留。

值得注意的是，秦统一天下，推行单一郡县制，不仅消灭了各国的贵族，从最终的结局上看，也将秦的贵族消灭了个干净，有五百年悠久历史的秦国也因此消亡。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远古以来的氏族贵族及其社会结构，也至此而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