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没给过日本机会

文 | 华一谦

日本首相石破茂的“战后80周年见解”由于朝野内外压力，一直没能发表。在本次出席联大的行程中，石破茂先是在联大演讲时提及了对历史问题认识的相关内容；又在25日举行记者会，首次明确表示将在10月4日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后，在当月以“不采取经内阁会议敲定的谈话形式”发表“见解”，“预计将继承历代内阁的历史认识，聚焦‘未能阻止开战的原因’”。

在当前日本政坛中，石破茂是一个颇具辨识度的存在。他长期研究军事史，对二战期间的决策过程极为熟悉，并对其中的错误持批判态度。尽管他被归类为保守右翼阵营，且秉持尊崇天皇的立场，但其基督徒的家庭背景又使他本人一直与明治国家神道邪教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种身份与认知的复杂性，使他对二战中的甲级战犯抱有本能的反感，也令他在普遍回避历史反思的保守政客中显得较为突出。然而，从他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内容来看，若到时其表态仅止步于当前程度，那这种反省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如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所说：

中方注意到石破首相在演讲中表示“如不认真直面历史，就无法开拓光明的未来。绝不能让战争惨祸重演”“战后亚洲人民以宽容的精神接纳了日本。”但我们也注意到演讲未提“侵略”“道歉”，回避了战争加害者的责任。石破首相此前还曾表示日本秉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要反省历史，牢记历史教训，不再重蹈战争覆辙。

事到如今，彻底反省这件事对日本人的意义来说已经远不是应该给法西斯受害者道歉本身，而是决定着其自身未来的命运。石破茂说“战后亚洲人民以宽容的精神接纳了日本”，的确如此。但日本又是怎么对待亚洲人民的宽容的呢？

回顾历史，中国在1990年代并非没有向日本提供过结束历史，将两国关系迈向真正正常化的战略窗口。然而，在日本政坛内部右翼势力不断坐大的同时，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构成了更为关键的外部掣肘。作为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日本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深受华盛顿影响。

最终，来自盟邦的束缚与内部右翼的合流，共同将中国的善意与日本国内残存的理性政治家们声音，一并葬送。

腾飞时代，“联中抗美”与“再侵华”并行

1980年代，日本右翼思想不仅完成了全面复苏，还因经济腾飞而产生了过度自信的幻觉：短短几十年间日本就能在经济上超越欧洲，挑战美国的地位也只是时间问题，全然忘记了日本经济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美国帝国主义体系与冷战体系下的地缘红利、时代红利。

这种极度的自信催生了社会内部两条路线的分歧——一方面是“反美”路线，主张摆脱美国束缚、重建日本独立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再侵华”思潮，试图通过强化对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实现所谓的“东亚主导权”。于是，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两条明显路线分歧：

一方面是“反美”路线，主张摆脱美国束缚、重建日本独立的战略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再侵华”思潮，试图通过强化对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实现所谓的“东亚主导权”。

这种再侵华的战略逻辑直接继承自吉田松荫提出的“海外补偿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吉田松荫主张，日本必须在邻近的中国、朝鲜等地寻求补偿性的战略空间，以弥补欧美体系中的弱势。这一思路成为战前日本邪教集团对外政策幻想的重要源头，也深刻影响了“联中抗美”与“再侵华”的路线之争。

吉田松荫

苏联解体后，日本战略学界迅速陷入了狂热的战胜幻觉。看到德国在南斯拉夫的攻城略地成功，日本部分战略精英更加兴奋，认为东亚大陆也可以复制欧洲模式，从而在短期内弥补二战遗憾。这一时期，“再侵华”思潮甚至一度成为战略界的主流观点，提出“七块论”等具体划分中国的战略设想，要求立刻展开对大陆的行动，以实现所谓的东亚主导权。

然而，这种幻觉严重脱离现实。尽管日本经济已显著复苏，但国力远不能支撑大规模进攻性战略；同时，美国仍牢牢控制日本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使得这种“再侵华”幻想无法付诸实施。这也显示出战后明治神话与吉田松荫“海外补偿论”在日本战略界的持续影响——理论上信心满满，现实中却受限于国力和国际格局。

同时，这些自命不凡的日本战略家们，显然没有看透自家那摊烂账。1980年代末的日本政坛，自民党的金权政治丑闻接连爆发——副首相兼财相宫泽喜一在黑金泥潭中狼狈辞职，半年后竹下登内阁也应声垮台。更讽刺的是，竹下登居然还想推出“清流”伊东正义来救场，结果伊东提出要肃清问题议员时，立刻被自民党既得利益集团啪啪打脸。

最终党内大佬中曾根康弘大手一挥，推出外相宇野宗佑上台。谁知这位新首相更是个笑话，不到三个月就因艺伎绯闻狼狈下台——宇野宗佑答应花300万日元包养东京都神乐坂一名艺伎，却四个月没有付钱，把政治舞台活生生演成了浮世绘艳情场。

宇野宗佑

在这一背景下，海部俊树脱颖而出。他既无显赫的要职履历，也非党内派系的核心人物，缺乏雄厚的政治资本和派系支持，在党内外几乎得不到足够的庇护与资源，堪称一位名副其实的“弱势首相”。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弱势领导人，却在日本战略界、右翼势力与亲美派的联合压力之下，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勇气与战略自主。在1990年7月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海部顶住重重阻力，公开表示不应孤立中国，强调继续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至关重要，并明确主张“作为邻国，日本应恢复对华经济合作”。

1991年8月，海部俊树访问中国，其间他还专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缎带上赫然写着：“中国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他还亲自赴华东地区考察水灾灾情，并随即决定追加对华紧急救灾援助。

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

与此同时，在1990年前后，中韩关系出现了一轮明显的升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韩在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互动日益频繁，贸易往来迅速扩大。到了1992年8月，中韩正式建交——这一重大外交突破，无疑给日本政坛带来了新的压力。

此时，虽然东京夜总会每个周末依然人潮汹涌，新宿街头人们挥舞着万元大钞打车的场景成为日本经济鼎盛时期的代表画面，但日本经济的泡沫已经爆裂已然成为事实。

此时的日本战略精英们，终于有一些人开始醒悟过来：中国并没有这么容易被打倒。中韩关系改善不仅意味着两个历史上都受到过军国主义毒害的邻国，可能在外交上合力对抗日本；尤其刺痛日本神经的是，他们一贯以文化上的“前辈”自居，内心对韩国抱有根深蒂固的轻视乃至歧视，这种心态远超其对中国的战略忌惮和恐惧。

一旦韩国借助于中国的合作，在科技、制造乃至区域影响力方面成为日本有力的竞争对手，这种源于傲慢被挑战的恐慌感，将变得尤为强烈和难以忍受。

面对这一局面，日本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华政策。仅仅维持表面的对华外交互动与经济往来已经不够，若要在东亚保持战略主动，就必须采取更实质性的举措，真正参与区域事务、深化对华经贸合作，否则极有可能在未来面对中韩协同所带来的多方面挑战。

九十年代的中日“希望时代”

整个1990年代的中日关系，堪称两国近代交往史上的“高光时刻”。虽然冷战期间双方共同对抗北方威胁的共同语言已不存在，但潜在假想敌的崩溃丝毫未影响双方关系快速升温。

最令人瞩目的，是那一时期几乎“停不下来”的高层互动：两国领导人年年互访，阁僚穿梭往来，政治对话、经济对话、民间对话的频密程度创下历史纪录。在整个1990年代，从经贸投资到文化交流，从民间往来到政治互信，中日间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日本电器、汽车、动漫席卷中国市场，而“中国制造”也开始走进日本寻常家庭。

这种高层热络往来在1998年达到顶峰——这一年，中日双方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份文件不仅为两国关系定下了“友好合作”的基调，更首次以联合宣言的形式确立中日要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标志着双边关系迈入了机制化、成熟化的新阶段。可以说，那是一个中日互相走近、共同憧憬亚洲未来的十年。

1998年，日本经济遭遇雪崩式下跌，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在一片低迷与压力之中，小渊惠三临危受命出任首相。也正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我们的长者第一次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正式访问日本——这也是中国国家元首历史上的对日首访。这次访问意义重大，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再一次成为两国无法回避的焦点。

此时，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提出“将20世纪的问题留在20世纪解决”，推动与邻国和解，还正式邀请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双方签署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联合宣言，首次就殖民侵略历史向韩国书面道歉。

在这一背景下，中方明确要求日方能像对待韩国一样，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作出书面道歉，彻底总结历史。经过多轮外交磋商，日方态度从最初坚决拒绝逐渐转为愿意表达某种形式的“道歉立场”。于是，长者访日之行的主题被定为“告别历史，开创未来”，意图推动两国签署共同宣言、开启新世纪的中日关系。

可在当面对中国时，日本精英的深层心态便暴露无遗。他们可以在联合宣言中就侵华战争表示“深刻反省”，却始终拒绝使用“道歉”二字。在长者结束对韩访问、即将于1998年11月25日抵日前夕，我方愕然发现联合宣言最终文本中，日方对于“道歉”字眼，死死不肯松口。时任唐家璇外长连夜赶赴东京，与日本“亲华派”外相河野洋平展开紧急谈判，交涉持续整夜直至次日清晨，日方仍拒绝写入明确道歉内容。

长者在访日期间，始终以庄重而恳切的态度，多次向日本社会各界提出殷切期望和历史劝诫，尽显历史担当。抵达羽田机场时，他即发表声明，语重心长地表示：“只有认真总结历史，才能为两国未来开辟真正牢固的道路。”

在之后的多个重要场合，他均以师长般的口吻，谆谆告诫日方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明仁主办的国宴上，长者在致辞中恳切回顾历史，提醒日方不可忘却教训；在与日本国会两院议长会面时，他进一步劝谕日方“以史为鉴、鉴古知今”；

在早稻田大学面对广大师生时，长者作为一位远道而来的师长，谆谆教导：应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记者会上，他直率而不失严肃地指出，部分日本政治家曲解历史、美化侵略，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直至访问尾声，在北海道的寒风中，他仍不忘忠告：“日方务必要记取历史教训。”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到现在，日本政界及舆论中不断出现一种声音，指责长者在1998年访日时坚持历史原则的发言“破坏了日中友好的氛围”。然而历史记录清晰表明，真正首先动摇两国互信基础的，是日本政客精英在关键问题上的含糊其辞与回避态度——尤其是拒绝就侵略历史作出明确道歉。

日本政界这种“惜字如金”的背后，不仅反映出其在历史问题上的妥协与保留，更揭示出某种深植于日本国家神道邪教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见之前文章《根除“精日”现象的第一步，打碎明治维新“神话”》）。率先偏离友好对话轨道的，绝非中方的严正表态，而正是日方面对历史的轻佻的态度，使我方“告别历史、开创未来”的初衷未能实现，使90年代晴空之中的中日关系，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帝国时代邪教思想的阴影。

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方仍以极大诚意推动对话，最终取得了多项实质性成果；1999年7月8日-10日，小渊惠三回访我国，仍受到中国党政主要领导人的正式且郑重的接待。双方围绕经贸合作、地区安全及民间交流等多项议题展开深入磋商，并就推动中日关系面向新世纪健康发展达成多项共识。

在7月9日与时任委员长李鹏的会谈中，双方就国际格局问题交换了意见。李鹏指出：“多极化要比单极化好，比一国在世界上发号施令好。”小渊惠三对此回应称：“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情和自己的做法，世界上如果只有一国说了算并不是理想的状况。”

这些对话不仅体现出双方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务实沟通，更折射出日本当时在对外政策中寻求更大自主空间、试图摆脱单一依赖美国的战略倾向。日方主动呼应中国的多极化主张，并强调各国应基于国情自主发展，这样的话语姿态在今天，可以说是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此时的小渊惠三春风得意，1999年8月访华回国后，小渊惠三的53%的支持率远超25%的反对率，使小渊惠三一度看到了自己能够长期执政的可能。

小渊惠三访华

但是，小渊惠三首相这番寻求外交自主的姿态，无疑触动了华盛顿最敏感的神经。克林顿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对这位试图在战略上“脱轨”的盟友施以全方位压力。美方将其对华接触视为对美日同盟的“离心行为”，并通过外交训诫、舆论唱衰及经济筹码等多重手段，意图将日本拉回其设定的轨道。

面对美方高压，小渊积极尝试修复日美关系，力图在维持自主空间与安抚盟友之间寻找平衡。可惜的是，克林顿当局的反应异常冷淡，其态度之疏离，与小渊的努力形成鲜明对比。

就在这内外交困之时，2000年4月初，日本执政联盟突生剧变——自由党宣布退出联合政府，三党执政框架顷刻崩塌，日本政局陷入空前危机。此时，距离G8峰会召开已时日无多。

为挽救危局、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并维系其内外政策最后的成果，小渊惠三超负荷工作，连续数日未曾合眼。长期的高压政治与极度疲惫最终压垮了他的身体。他在政治风暴的最高点突发脑梗塞，随后被紧急送医，但自此陷入昏迷。

2000年5月14日，小渊惠三与世长辞。

右翼最终胜出，日本的历史选择

小渊惠三的猝然离世，不仅是一位首相的政治悲剧，更以一个极端残酷的方式，揭示了冷战后的日本在追求战略自主时所面临的巨大外部制约和内部结构性困境。

小渊惠三的死，本质是华盛顿放出的明确信号：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在于一个“可控”的日本。但是一个在历史问题上保持模糊却同时向中国靠拢的日本，是华盛顿战略精英眼中彻底的不可控变量。

美国能容忍、甚至还乐见一个在历史问题上“装睡”的日本，但绝不能容忍一个“装睡”后还试图与北京同床共枕的日本。前者是盟友体系内可管理的“历史问题”，后者则是可能颠覆整个西太平洋力量平衡的战略背叛。日本国它可以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宿主，可以是输出流行文化的盟友，甚至可以在历史问题上保持“暧昧”与“右倾”，搞搞军国主义邪教教义复活，因为这种基于战后体制的“模糊”本身，就是美国主导下秩序安排的产物。

但任何人都知道，全体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和军国主义邪教倾向的复活，任何美化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的行为，都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对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直接破坏，中方对此有清晰的红线和坚定的原则立场。

小渊的悲剧恰恰在于，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窄路：既不彻底颠覆战后日美同盟的框架，又希望为日本争取更大的外交自主空间；既不想彻底清算历史旧账，又试图以务实姿态开启对华新篇。

然而，国际政治的冷酷逻辑在于，战略上的骑墙，往往比彻底的背叛更令霸主难以容忍。小渊这种走钢丝的尝试，最终难以同时满足两大国的核心关切，尤其无法逾越美国所划定的“战略自主”边界。他的骤然倒下清晰残酷地显示出后冷战时代日本战略选择的无形边界与巨大代价。

当然，问题并不都来自于美国，就像我们开头所说，因为日本八十年代的腾飞，“联中抗美”和右翼抬头的“再侵华”路线是同时崛起的。退一步说，即使有美国的外部压力，圆滑老练的日本政客也不是没有尽力维持平衡的能力。但是日本政坛右翼势力在千禧年前后的压倒性胜出最终让天平彻底失衡。

小渊惠三去世后，中日两国间延续之前友好合作道路的希望一度落在了小泉纯一郎身上。没错，就是那个以拜鬼闻名的小泉。在其上台之前，实际上被看作是日本政坛中相对左翼路线的中坚力量。结果小泉上台后毅然对内背叛政坛左翼盟友，对外背叛中日友好合作路线，从此将中日关系推入直至当下的政治冷淡状态。

关于这段关键往事的具体经过以及后来的事情，限于篇幅，我们放到后面文章中继续复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泉的动机并非来自美国的压力，因为不管是小渊惠三之后短暂接任的森喜朗，还是小泉的竞选对手桥本龙太郎，都没有做到小泉这么激进的地步。小泉的历史背叛行为本质上就是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崛起并最终主导日本社会的一种结果。

由于日本人在八九十年代短暂表现出了一些诚意，大度的中国人民不是没给过日本真正化解历史恩怨，携手向前的机会。问题从来不在中国这一边。

历史上的日本每每在跳梁之后被打醒，才能被拉回相对正常的轨道。今天的日本相比起八九十年代，可以说上到政坛朝野，下到社会平民，其历史虚无主义都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这种历史轨迹和海峡对岸可谓如出一辙，既是时代的裹胁，政客的绑架，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社会的共同选择。

的确，今天的日本当然也还有很多清醒的，对历史有相对正确认识的有良知的人。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已经很难凭借自身的力量去扭转这种失控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