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某些人用“内卷”否定中国，却解释不了比亚迪的成功

✪ 高柏 |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 郑涛 (访) 、郝煜东（整理）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近期，东风、上汽、奇瑞、赛力斯、理想、长安、广汽、比亚迪八家车企先后发表声明，积极响应中汽协发布的《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承诺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近年来，汽车行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的内卷式竞争问题逐步凸显。中国的汽车产业为什么会出现内卷？如何认识汽车产业的内卷？面对内卷，我们能够怎么办？

本文认为，关于汽车行业的内卷不能一概而论。新能源汽车产业当前的激烈竞争并非完全是恶性“内卷”，而更多是一个新兴产业发展的自然过程。大量新企业涌入导致“组织人口”密度增大，继而催生了差异化竞争（如比亚迪的成本控制、蔚来的换电、理想的家居定位），最终将通过市场筛选形成稳定格局，这本质上是产业走向集中的必然过程。

就整个经济的内卷及治理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无论是产生过度竞争的原因，还是缓解过度竞争的方式，都跟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本文指出，美国、欧洲、日本面临内卷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应对内卷带来的民生问题、产业问题。同时，不同的治理模式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并且都有利有弊。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中国的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不能一概而论；国企和民企不能一概而论；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支持因素在其中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多种机制并存且相互作用，因而难以形成单一原则的治理模式，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本文基于“纵横说”播客内容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 · 国际观察 

2025年第39期  总第259期

关于“内卷”，

不同国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文化纵横：今天我们请高老师来聊聊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破除“内卷式”竞争。“卷/内卷”这个词这两年确实很火，不同的人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实际所指的意思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有的人可能会区分卷和内卷，有的人认为卷是没有问题的，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或者至少认为卷是中性的，关键是要看卷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是卷创新、卷生产效率、卷服务，那就是正面的，但如果只是单纯卷价格，那就是负面的。不那么区分卷和内卷的人，一般就会认为内卷是不好的，是恶性的市场竞争行为，会扰乱市场秩序，会伤害同行、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利益。您怎么看待国内市场上出现的“内卷”话语和现象，以及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当中出现呢？

高柏：最近这两年我一直关注新能源汽车，我想从这个例子展开讲一下。“内卷”这个词原本是说一种无效率而且没有创新的、只会增加复杂程度的无谓竞争。在新能源汽车行业里，内卷经常被用来批判行业里的一些倾向。

但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做个区分。组织生态学里有一个理论，任何一个新产业在刚刚诞生的时候，总是会涌进来大量的组织/企业，试图在这个新兴行业里分一杯羹，这是正常现象。你去看任何一个产业，它们的发展史基本上都是如此。比方说，20世纪初，美国的汽车产业有300个左右的厂商，后面才经历了一个竞争和淘汰的过程。

组织生态学里有个概念叫做“组织人口”，指的是干同样事的企业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组织人口”。组织人口的密度越大，竞争就越激烈，每个企业生存下来的几率就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能生存下来，一个组织首先要确保不要与别的组织雷同；一旦雷同，就进入了同一个组织人口，如果这个组织人口的密度很大，就意味着竞争激烈，生存几率就会下降。因此，如果能改变你所属的组织人口，在一个密度没这么高的地方发展，生存几率就会上升。这也是为什么组织看起来总是千奇百样。

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新能源汽车行业，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因为新能源汽车是两种情况的混合。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本身属于一个单独的组织人口；但与此同时，它又跟传统的汽车制造商，一同构成汽车这个大类的组织人口。

因此在这样一种竞争中，如果想分析“内卷”问题，首先要看说“内卷”的这个人或者行为主体是谁？如果是传统燃油车车企，它们讲“内卷”就很自然，因为从汽车行业整体视角去看，新能源车企进入汽车行业，导致整个的组织人口密度突然加大，竞争加剧，造成传统车企的生存几率下降。这是因为像华为的智驾、比亚迪的成本优势等等，都直接挑战传统燃油车的原有优势。

然而从新能源汽车行业内部来看，虽然造车新势力彼此之间也存在竞争，但是这种竞争与新能源汽车对燃油车的竞争不一样。我曾经在《文化纵横》2023年12月号《中国电动汽车崛起的秘密》一文里讨论过这个问题。当前新能源汽车的行业巨头，包括比亚迪、华为和特斯拉，实行的都是垂直整合。垂直整合最大的优势是能通过控制交易成本把价格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比亚迪有底气和实力打价格战。价格战开始后，很多企业就有点受不了，于是纷纷说“我们不能这样内卷”。这忽视了背后是比亚迪垂直整合可以有效地管控零部件的成本，形成独特的价格优势，再加上它原来在电池方面的优势，它自然能把价格给打下来，而其他厂商却没办法做到。另外一个例子是小米，小米过去做手机的时候，就是以控制供应链成本著称，因此它也能把价格打下来。只要这些企业仍然可以盈利，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在产业史上都是这样的。

另外，当新能源汽车的组织人口的密度增大了之后，差异化竞争开始出现。比如，蔚来主打换电技术；理想主打插电混动，靠彩电、冰箱和大沙发；小鹏一直侧重的是刻苦钻研技术，现在销量也到了3万以上，说明小鹏在克服过去对供应链掌控不佳的缺点后，它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也逐渐显现出来。总的来看，新能源汽车的主要企业都在通过寻找各自独特的优势，进行差异化的竞争。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整合。

我最早注意到这二者的混合，实际上是从观察义乌开始，后来又在深圳的山寨手机产业看到同样的现象。我发现，在中国，大家耳能详熟的产业集群，实际上对外国人来讲是很陌生的东西。其他国家真正还有产业集群的，大概只有意大利和日本的丰田市，丰田公司所有的供应商都集中在丰田市这个城市里。在其他国家，类似情况并不多见。因为从80年代开始，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价值链理论以后，跨国公司一般都根据价值链理论分解生产过程，只保留自己可以最有效率生产的环节，而把其它环节外包给供应链中能够在提供最低价格的同时又能保证最佳质量的企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石油价格下降、集装箱技术成熟，跨国公司经常把产品生产过程分解成不同的环节外包到世界各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在生产iPod的时候，是六个国家的100来个企业分别做出零部件，最后运到深圳来组装。这是外国式打法。

而中国式打法是搞产业集群。我2009年研究深圳山寨手机的时候，发现基本上所有的零部件生产商都在一个小时车程的范围内。这样一来，手机企业在开发的时候，遇到任何零部件问题，打个电话马上就能送过来。这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里是没法想象的，即使是用国际快递，通常也得两三天才能到。

这里就出现一个理论问题：既然是产业集群，大家在空间上高度聚集，这不是要导致特别激烈的竞争吗？那为什么企业还愿意扎堆呢？原来是因为面对激烈的竞争，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是差异化竞争。这一点在义乌可以看得更明显。在义乌的小商品城里，卖同类商品的所有店铺都聚集在同一层，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为了避免恶性竞争或者用现在的词“内卷”，每个店铺都试图发展出自己的特色。这样一来，就增强了小商品市场的范围经济。由于客户在义乌小商品城里，可以找到同类各具特色的产品，他们只要想购买都来义乌。这就形成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互促进的局面：每个商铺通过差异化竞争形成范围经济使小商品城的各种商品都有多种选择，以此吸引了大量的采购商，丰富的商品选择带来了巨大的人流，增加了小商品市场的规模经济。这就是中国独有的竞争优势。

为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能在世界市场上独占鳌头，道理也就在这里。由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众多，竞争激烈，如果想生存，只能进行差异化竞争。当消费者有了各种传统燃油车无法提供的选择，买家蜂拥而至，大大增加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规模经济。这种内生的增长机制相互促进，使许多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的企业在市场上大放异彩。

从世界产业发展历史看，这种竞争过程和卷是自然的, 是无法避免的。20世纪初，大萧条前后，美国汽车行业的企业数也从三百来家降到大概也就十来家，到了二战以后就只剩下三家了；后来，其他外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这是另当别论。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时候，也是大批企业同时出现，最后泡沫破灭，大批企业死亡，剩下的变成了巨头，形成了如今寡头竞争的局面。

总之，对新兴产业来说，最初大量企业进来，每个企业都有机会；但要是没抓住机会、没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就会被淘汰。这个过程从表面上看似乎就进入了一个高度内卷的状态。但实际上从组织生态学的角度看，任何新兴产业都是如此。

为什么近几年中国经济会发生内卷，我觉得跟资源和机会减少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回想一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可以说遍地是机会。80年代改革开放一开始，很快就出来一些万元户。他们原来都是社会底层的人，靠着胆量和见识第一批下海成功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外资开始大批进入中国，这又创造了大量机会，许多民营企业围绕着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发展起来。第三批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带动的经济迅速发展又带来了无数机会，根本用不着内卷。到了2008年以后，全球化开始逆转，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各国出现。特别是到了2016年以后，特朗普上台，2018年发生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开始恶化。此外，2008年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了大规模刺激措施，到2011年后效果逐渐降低，经济增长率就开始下滑。当原来市场高速扩张阶段的机会在减少，市场竞争变成了存量竞争。在存量竞争的压力下，内卷的成分肯定越来越多，因为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毕竟是少数。

在我看来，未来几十年里，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会重组所有产业。因此，要是抓住各个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的节点，获取一定的资源，并找到独特的市场竞争策略，发展出自己的竞争优势的话，完全可以摆脱内卷的命运。

文化纵横：您刚才提到，一个新兴行业出现的时候出现过度竞争的局面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举到了美国的例子。您的学术生涯初期是以研究日本经济出名的，能不能再结合日本和美国的情况讲一讲，它们当时出现过度竞争局面时，除了自然的市场出清之外，是否采取过一些其他措施去缓解这样一个现象呢？

高柏：有的，这里边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各种减少内卷的措施看作一种制度安排的话，这种安排跟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历史渊源有很大的关系。拿美国和日本举例，美国在19世纪末的时候出现了“卡特尔”。卡特尔就是同一个产品领域里的主要生产商私下达成一个最低价格协议，规定大家竞争归竞争，但无论怎么竞争，签了协议的企业在卖产品时价格都不能低于某个底线，因为价格再低，大家都没利润，最后全会撑不下去。结果，这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公众反弹。1890年，美国通过了反垄断法，第一次明确规定卡特尔非法，只要私下就价格达成协议，就是非法，没有商量的余地。

而在欧洲和日本情况正好相反，这里面其实就体现了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逻辑不同。比如，德国被认为是“卡特尔之母”，德国的快速工业化竞争异常激烈，到了1870年很多企业都破产了，于是德国就大规模成立卡特尔并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为什么德国政府支持卡特尔？它的逻辑是如果企业大量破产，就会产生大量失业，失业的人就会去找政府求助，但政府没有资源管这么多人。那怎么办？让企业成立卡特尔。卡特尔通过维持至少能让企业不因亏损而倒闭的最低价格，让每个企业都有碗饭吃，这样企业就不会倒闭，工人也不会失业，政府也不用为如何解决失业的问题操心了。德国的视角是从维持就业的视角来看待卡特尔的。

日本的情形也类似。1947年美军占领期间，日本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但后来这部法律在执行上一直很松。实际上，在整个战后时期，日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过度竞争的问题。日本当时有一个最高目标，就是维持全体就业。凯恩斯经济学一般认为3%的失业率算是健康的，但在日本，哪怕3%的失业率也很难接受，因为日本当时没有福利国家制度。在这种情形下日本政府就把全体就业作为政策目标，让每个人都有工作，这样大家就不会去找政府求助，政府就可以保持“小政府”的规模，把税率降下来，让企业和个人都能省出更多的钱用在经济发展上。那么日本是如何实现全体就业的呢？日本的大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大企业大约雇佣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这是经过将近二十年劳资博弈最后达成的结果，我在书里也讲过。资方最后意识到，如果想推动技术创新，必须保障工人的福利。在日本所谓终身雇佣制的体制中，一个人22岁大学毕业后，可以一直在一家大企业工作到55岁；之后，大企业还会把他安排到旗下关联企业，继续工作到65或70岁。至于中小企业，如果遇到经济衰退，日本政府就允许它们组织卡特尔，企业之间就最低价格达成协议，避免大家靠价格竞争，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

日本还有一种依靠严格的规制防止大型超市与夫妻店竞争。大家如果去日本旅游，可能会注意到“商店街”。虽然可能已经好像少了些。我二十年多前去日本的时候，每次都会在住的地方附近看到商店街，街道两边都是夫妻开的各种小店铺，什么都卖。日本政府的规制不允许在商店街区域建大型超市，通过这种限制竞争的方式给家庭和个体提供了维持生计的机会，从而实现全体就业的目标。这是日本式的防止内卷，每家都有个摊儿，大家都能维持生计。这种做法的问题就是效率低下和消费者利益有时会受到损害。

这种做法在只有日本人的时候问题不大，大家都能接受，影响也不大。但问题是，日本制造业依靠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等各种制度实现了劳资合作，尤其是在技术创新上的合作，这大大提升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当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攻池掠地时，日本开始出现巨大的贸易顺差，这就引发了美国的反击。

8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中，美国政府指责日本市场过于封闭，存在很多非关税壁垒，夫妻店这种安排成了美国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当时日美贸易战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日本的“大店法”：美国要求日本通过法律，允许开设大型超市。然而只要大型超市一进来，商店街那些夫妻店很多就会倒闭，这就不只是内卷了，而是外国大型超市带来降维打击，彻底改变原有的竞争格局。这打乱了日本原来维持社会稳定的机制。

日本这种制度设计背后有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在冷战中，美国为了获得日本在政治和防务方面的合作，允许它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没有所国际竞争的条件下，日本这套制度是可以自洽的，因为大家都同意夫妻店靠规制来维持就业，中小企业遇到困难就搞卡特尔，大企业则为工人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各得其所。但是当日本的出口战略导致巨大的贸易顺差，欧美各国打上门来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市场一开放，日本原来的机制就撑不住了。大店超市进来后，依靠规模经济，那些夫妻店是很难竞争的。当年的沃尔玛也是一样：美国很多城市有抵制沃尔玛的市民运动，因为大超市靠规模和范围经济，把原来那些独立的小商店都挤垮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大型家居超市的广告专门提到“mark down”这个词，指的是独立小商店在成本之上为自己赚利润的部分。电商出现后，情况就更明显了。电商平台竞争激烈，价格很低。比如，美国人喜欢装修房子，买建材、家具都会去比价格，电商平台的价格总是比独立商店低很多，普通老百姓为了省钱，肯定更愿意去便宜的地方消费，最后就会导致过去支撑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商店大量破产。为什么欧洲坚决反对美国的大型零售业？因为它们跟日本很像，很多地方都靠小店维持生计。这些小店其实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比较注重规模经济，因此就产生出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

日本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对“过度竞争”。什么叫过度竞争？这个词对理解内卷有直接关系，美国人在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就注意到了，还专门研究过。在西方概念里，没有“过度竞争”这种说法。所谓“过度竞争”，就是企业宁可不赚钱，甚至亏本，也要为了市场份额拼命打价格战。在日本，“过度竞争”这个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是在60年代初。当时正值美国逼日本开放资本市场，日本特别担心如果美国三大汽车厂进来，丰田那会儿还很小，很容易就被掐死。从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视角看，当时日本一大批企业都不赚钱，打价格战，还占用了大量国家资源，生产出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这实在是资源浪费。在资源本来就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大量企业都卷进价格战，就会把国家内部的资源耗光，最后根本没法形成国际竞争力。

这里有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没有过度竞争，而日本有？这跟企业治理结构有关。日本和美国企业的融资方式有很大不同。日本有70%的融资是来自银行贷款，而不是靠股市；美国正好相反，70%的企业融资是通过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因此，美国企业主要靠股市和股东来约束，要是让股东不赚钱，把公司资源拿去做赔本买卖，股东肯定不答应。但日本不一样，日本有个独特的制度安排，就是“主银行制度”。每个日本企业都有一家主银行，所有金融业务都由这家银行打理。日本还有一个特点是，大多数企业都属于某个企业集团，也叫“系列”。一旦一个集团里的大企业和主银行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整个系列的企业都会请这家银行当主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对银行来说，它们看重的利益，和股东不一样。日本的银行看重的不是某一笔借贷会不会赔本，而是看和这个企业集团整体的业务关系。日本的银行和企业之间往往还有相互持股，根据反垄断法规定不超过5%。由于有这种利益绑定，大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银行并不太担心企业偶尔亏本，因为企业也有它的股份。在这种情况下，本来银行应该对借出去的钱进行监督，确保企业能还本付息，但实际上日本银行更看重与企业整体的金融业务，以及企业所在企业集团的利益。

这就导致日本银行很少去监督日本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而美国不是这样，股东会严格监督企业的财务状况，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股价，如果最后连本钱都收不回来，那问题就大了。所以，不同国家企业治理的制度，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体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文化纵横：您刚才提到，在解决内卷或过度竞争的过程中，日本和美国采取的一些措施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损害消费者利益、影响效率，甚至还可能引发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现在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氛围确实也越来越浓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果想化解内卷或过度竞争的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

高柏：我刚才一直强调，这背后其实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很大关系。回到中国，这个问题就变成：当中国企业进行赔本式的内卷竞争，为什么没有机制来约束这种行为？美国有股东和董事会制度，他们会盯着企业股价的表现，不会让企业长期赔本竞争；日本银行的监督要弱很多。

在中国为什么企业能长期赔本竞争却没人管呢？这要具体企业具体分析。比如，是不是跟国有企业有关？是不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壮大本地产业，用政府资源（政府创投基金）去支持企业，哪怕企业长期赔本也会继续扶持？如果是私营企业，那就要看董事会结构，为什么董事会会同意长期赔本，职业经理人如何让董事会同意的？这里面是不是存在监管机制、企业治理层面的问题？这些都要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在中国，企业类型多样，国企有国企的特点，民企又是另一套逻辑，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支持力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总之，很难用一个统一的原则来概括，每个企业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新兴产业，我觉得那其实不能完全算内卷，而是有正常的走向集中的成分，对这方面可能没有必要做过多干预。最多再过三五年，市场中生产集中的格局自然就会形成，完全没有竞争能力的企业或退出，或被兼并，这是任何产业发展都躲不掉的自然过程，没必要人为干预。

但传统产业就比较复杂。以国有企业为例，它们在中国的职能不仅仅是生产者，还包括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就业，以及在关键产业上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等等。一些基础设施行业，平时国家用不着你时，可以让你多赚点垄断利润，但一旦国家需要，你就得把利润贡献出来。每个企业、每个行业，根据它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逻辑，都不一样。

中国和美国、日本有什么不同？美国主要靠市场机制，政府通过法律法规保证公平公正，剩下的问题都交给法律系统处理。而日本和欧洲有点像，产业协会发挥很大作用，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特别关注德国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三种不同的经济治理模式：自由资本主义重视市场，社会主义重视政府，而法西斯主义则强调一种既非市场也非政府的治理方式，其具体表现是，日本和德国20世纪30~40年代都有强制性加入卡特尔或产业协会的做法。当时，德国、日本企业都很抵触政府一杆子插到底的干预模式，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政治博弈。之所以形成这种以产业协会为主的治理形式，不是简单的经济学选择，而是经过了各方博弈后达成的政治妥协。日本当年最后的方案是，政府把任务交给产业协会，由产业协会负责行业内如何完成任务的协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进行全国动员的时候，都是由产业协会在产业内部协调的。这是一种社会自组织的能力，虽然这种社会自组织和政府联系很紧密，但它的内部运作机制本质上还是社会自主的。战后，尤其到90年代初之前，日本和德国的企业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有竞争力，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种社会自组织的协调方式，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内耗或者内卷式竞争。

再举个例子，在60年代外资要进入日本之前，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还是有竞争的。到了60年代中期日本对外资开放市场后，日本为了让本土企业能与实力雄厚的外资竞争，不让中小企业分散本来就不多的资源，把它们都组织进企业集团，变成大企业的附属，而不再直接跟大企业竞争。这种关系其实又回到了战争期间形成的社会自组织逻辑，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来避免无序竞争。德国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我研究新能源汽车时发现，在日本和德国很少听说有什么“造车新势力”。许多中小企业是隐形冠军，它们长期专注一个领域，做得零部件质量特别好，但是都在为西门子、宝马、丰田、本田这些大型车企服务，很少听说有哪个小企业能独立出来做东西，与大企业正面竞争。大概二十年前开始，生产电器等最终产品的日本大品牌厂商，在国际市场上陆续被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的企业打败。所以，现在日本很多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开始为中国的大品牌企业服务，手机行业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汽车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相比之下在中国，你会发现哪怕是三大汽车央企，也能与新崛起的民营一起卷，而且很多场合还卷不过。比亚迪就是从一个很弱小的企业一路发展到今天这么庞大。这种情况在德国和日本很难发生，因为它们当年设计出来的那套机制在防止了内卷的同时，也限制了小企业的成长。所以，任何一种制度安排，其实都是有利有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