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也能北伐吗？面对刘禅哭穷，诸葛亮默默掏出三个锦囊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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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常有戏语，说刘禅曾苦笑道：“没钱啊丞相！”诸葛亮答：“我有三计。”虽是后人的戏谑，却点中了当时蜀汉的要害。蜀地地盘不大，丁口也少，建国之初，仓廪并不充裕。可偏偏这样的底子，却要承担多轮对外用兵，单靠劝学劝战显然不够，关键在于把有限资源变成稳定的财政与军需。要理解诸葛亮为何能在最差的起跑线撑起远征格局，就得走出“神机妙算”的舞台光影，回到他在成都的日常治理中。与其说他只是一位军师，不如说是位把经济、制度与风俗一起打磨的“总工程师”。这套治理并非凭空而来，它有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源出齐地一系的“法教并重”，讲法度也讲教化，重规则又留余地，既不走僵硬的“只凭刑名”，也不靠空洞的“仁心口号”。在这样的底色之下，他把蜀汉的财赋与动员力，硬是拉到了可维持战争的水位。
一、丝锦换军费：抓住比较优势
蜀中最显眼的富矿，不在地底，而在机杼之间。早在汉代，成都出产的锦就名声在外，属于消费层级很高的奢侈品。更重要的是，周边两个大邻居对这件东西颇为依赖：“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成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这意味着，只要蜀地把锦做成品牌、做强产量、做稳价格，就能把外部的需求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收入。
蜀锦至今仍然是成都的名片
诸葛亮很早看准了这点。他没有满足于口头鼓励，而是身体力行，在双流自家宅旁种下大量桑树，给民间树立样板。这并非作秀——桑麻是丝锦的源头，带动种桑养蚕，等于从根上扩展纺织业的原料供给。随着织造户普遍增多，城里乡里的机声昼夜不绝，成都逐渐形成庞大的丝锦产业链。可仅有产能还不行，价格管理与市场秩序更关键。为此，他设立“锦官”，让官方把控官营作坊，同时把民营织造纳入规范之下，通过实物征收与定额统购来维持价格重心，避免恶性竞争和中途囤积炒作。结果是，蜀锦对魏、吴长期保持了议价权，持续换回硬通货与战略物资。诸葛亮自己也说过：“决敌之资，惟仰锦尔！”这句直白的话，透出他把特色产业变成军费“印钞机”的思路：靠独有优势，向外部稳定“抽水”。
蜀锦织机（应该是唐朝的设备）
二、盐铁归官与技术跃迁
在古代的小农社会，盐与铁属于每家每户离不开、却又难以自给的两样物资。谁能把握这两项，就能握住基础财政的命脉。从战国到西汉，“官山海”的思路早已成型，即由国家统一经营山泽海盐之利，再向社会平价回供。到了东汉末年，这条制度在不少地方松散了，尤其是巴蜀盐井，由地方势力盘踞的情况并不少见。诸葛亮赴蜀执政后，重新把盐铁纳入官府主导轨道：设置盐官、铁官，掌握关键生产环节与流通网络；民间井灶与矿冶仍可经营，但须服从统一调拨与定额征摄。这既是财政建设，也是对豪右经济权力的重整，把最关键的资源调回国家层面。
金城武饰演的“略懂”版诸葛亮
真正体现他高明之处的，并不是把售价生硬抬高，而是用技术进步来抹平成本。盐务方面，一是扩大产区，把制盐业从成都周边向更东的地区推进；二是推广“火井煮盐”，即利用天然气为动力，大幅提升蒸煎效率，减少燃料消耗。今天在博物馆里还能看到关于四川煮盐的画像砖，现代节目里也曾以戏剧方式复原这段技术革新。铁务方面，他督促开发新的矿源，比如金牛山一带与其他山区的矿点，并推动冶炼环节的工艺改良，淬火法的升级让兵器与农具的品质稳步提高。靠这些更新换代，官营部门即便不明显加价，也能在单位成本下降的前提下形成盈余，财政得到充血，同时民间的负担并未急剧上升。由此，盐铁变成了可持续的现金流，不是一阵风的搜刮，而是可循环的制度设计。
三、节用以成事
有了开源，还必须节流。诸葛亮秉持的并非“靠节俭过冬”的消极态度，而是把节用看作国家层面的长期纪律。蜀汉要维系持续性的军事能力，不可能一年筹足，往往要用多年的财政滚存来支撑前线的粮秣与军械，因此在消费领域的“刹车”尤为重要。他反复强调吏治清谨与生活朴素，并用个人行为做示范。《三国志》记载他家资不过“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临终也交代后事：“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以当时的地位看，这样的安排称得上清约。这不是单纯的道德表演，而是向朝野释放信号：高层带头收束欲望，基层才有理由克制挥霍；风俗向俭，国家才能在关键时刻把资源集中到刀刃上。
《国家宝藏》第二季里王洛勇饰演的诸葛亮
节俭并不意味着压抑生产活力。相反，诸葛亮让社会把更多精力投向“高效率的产出”与“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比如丝锦的专业化发展、盐铁的规模化运营、冶金工艺的持续升级，而非堆砌饰物与奢侈享受。这种导向与齐地传统的一条要旨互相印证：法律与教化并举，既以制度规范供需、价格与税赋，也用价值观引导消费结构。结果是，财政有结余，社会少内耗，上下形成“能打仗、打得起”的共同意志。
文史君说
三根支柱托起国力，军政一体的长期主义 把诸葛亮的治蜀经验抽丝剥茧，可以清楚看到三根支柱彼此咬合：第一，用蜀锦这类不可替代的产品打开对外贸易渠道，靠比较优势换回军费与物资；第二，抓住盐铁这些关系民生的资源，通过官营与技术跃迁把它们变成稳定的财政压舱石，同时削弱地方寡头对关键产业的控制；第三，以节约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从上到下建立清明的财政伦理，配合前两项形成滚动的战争保障。三者互相支撑：若只有开源，没有节用，钱来得快也花得快；若只有节用，不拓展税源与商业，国家会被动“勒紧裤腰带”；若放任豪右坐大，最要紧的产业就难以形成国家能力。
此外，诸葛亮的取法并不神秘，它来自一条延续已久的学术传统。法治与教化并行的想法，在齐地已被反复论证；他把这些“纸面上的道理”落地到成都平原，用制度、产业、技术与风俗四条线串成了一个能产出、能征用、能持续的治理体系。也因此，当后人回望“北伐何以可能”时，答案不仅在军帐，也在织机、盐井与炉火之间。
《军师联盟》里王洛勇饰演的诸葛亮
很多人愿意以“七擒孟获”“空城计”来记住他，戏剧化的桥段固然动人；但倘若我们把目光从战场移回百姓的日常，就会明白：能让一个小国在多方压力中维持军政运转，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口上”，这份功业并不逊色于任何一场胜仗。战争终究要靠经济背书。正因为有丝锦的稳定外贸、有盐铁的制度化收益、有节俭的价值共识，蜀汉才得以在逆风里多撑几年，给历史留下了一段关于治理与战争紧密相连的典范。把这段经验翻译成今日的话语，就是四个字：长期主义。它不追求即时的喧嚣，而是在看不见的日常里，一点点把国力攒起来，等到需要时，才有底气说一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参考资料
1、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2、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
3、谭景玉：《齐鲁商贾传统·魏晋隋唐宋元卷》，齐鲁书社2014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