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终结辩论，maga旗手陨落

文 | 丁毅超

　　当地时间2025年9月10日中午12时10分，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CharlieKirk）在犹他州奥勒姆市的犹他山谷大学户外演讲时遭枪击身亡，终年31岁。当时他正在参加一个名为“美国卷土重来之旅”（TheAmericanComebackTour）的活动。这一活动由当地大学的“美国转折点”（TurningPointUSA,TPUSA）分会主办，吸引了多达3,000人参加。

　　柯克当时坐在一个白色帐篷下，帐篷上印有“美国卷土重来”和“反驳我”（ProveMeWrong）等标语，这是他标志性的公开辩论形式，旨在鼓励学生就相关议题向他提问。

　　现场视频显示，柯克在演讲中颈部中弹后捂住伤口，鲜血喷涌，数百名听众惊慌逃散。枪手疑似从约180米外的洛西中心大楼远程射击，随后被警方控制，但身份及动机尚未公布。犹他州州长斯宾塞·考克斯将事件定性为“政治暗杀”，特朗普下令全国降半旗至14日，并称赞柯克是“青年领袖”。联邦调查局（FBI）已介入调查，初步判断为单人作案。

　　与两党排面人物试图维持虚假的体面不同，不同意识形态者在社交媒体上对柯克死亡的态度已经公开分裂。笔者认为这是政治极化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随着政治非人化的完成，谴责政治暴力将日益沦为仪式性行为。政治暗杀，或则说公开的政治仇杀将会日益扩大化和激烈化。可以预见的是，施米特的幽灵已不再是俳佪在我们上空，现在他即将在坟墓里发出自己的嘲笑。

　　谁是查理·柯克

　　虽然想要直接开始分析问题，但鉴于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清楚查理・柯克是谁，以及他干了什么事情，笔者将首先为读者填补一些基本信息。

　　柯克于1993年出生，在芝加哥郊区长大，其政治觉醒与2008年金融危机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紧密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政治观念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崩溃上。在短短一学期后，他从社区大学辍学，全身心投入到政治行动主义。

　　这是一种在美国，甚至西方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想法，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思辨。用Vaush之类政治播客的话说，就是要不停去Push，从而最终改变政治生态。环保少女格蕾塔可能是政治行动主义最令国内民众熟悉的人物。更广义上看，包括AOC在内的一批左右两翼青年激进政客都可以划入这一范畴。

　　投身于共和党草根运动的柯克很快与茶党活动家比尔·蒙哥马利（BillMontgomery）相遇。在柯克18岁时，他们就共同创立了上文所说的“美国转折点”组织。这一组织的目的就在于对抗自由派大学校园团体，并在年轻人中推广保守主义观点。

　　之后，他迅速将美国转折点打造成一个“资金雄厚的媒体机构”，其活动包括发布“教授观察名单”（ProfessorWatchlist）和“校董会观察名单”（SchoolBoardWatchlist），同时通过他的广播节目《查理·柯克秀》（TheCharlieKirkShow）和社交媒体积聚了数百万追随者。

　　随着特朗普的崛起，他迅速拥抱特朗普时代的“好斗、民粹主义保守派”，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基督教民族主义，并坚持通过对抗性言论来挑战他眼中的“觉醒主义”。他最广为人知的表演就是在大学里与美国大学生公开路边辩论，并表示他将在一分钟内说服对方。

　　柯克短平快的打法确实暴露出美国很多大学生在政治议题上没有什么深入的思考，更多是随着群体领袖的意见而起舞。但作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民粹领袖，柯克也不乏“出格之语”。比如他宣称民主党人“代表了上帝所憎恨的一切”，“伊斯兰是左派用来割断美国喉咙的剑”，这些争议性言论在极大动员己方支持者的同时，也增加了对立面的仇恨值。

　　客观而言，柯克的很多辩论远非无懈可击。比如在自由市场经济这一问题上，整个特朗普阵营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班农这样的人物就更倾向资本管制。柯克往往会对MAGA阵营自身的理论内在缺陷一笔带过，不过分深究。但考虑到柯克并非思想家，这种做法也无可厚非。

　　更重要的是，柯克的一系列举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大学中的进步话语垄断地位，填补了保守派在高校内部的话语空白。他高度社交媒体化的风格，令柯克成为动员共和党青年选民的关键人物（甚至未来可能会成为共和党版本的AOC）。

　　这种角色定位使柯克在保守派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巩固了他作为“青年耳语者”的地位。甚至特朗普本人以及万斯都对柯克赞赏有加。在柯克枪击身亡后，特朗普宣布下半旗全国哀悼就是非常明显的信号。

　　柯克这样的青年为何可以通过政治行动主义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由于这个问题过于偏离本文主旨，笔者简要指出这可能与整个冷战后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崩溃抢相关。越来越多的年青人，无论是左右哪一边，都对冷战后的传统媒体审查和议程设置失去兴趣。他们更需要的是有效的情感共鸣。柯克和AOC这样的人物则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需求，从而帮助他们与追随者建立起直接的情感联系。

　　仇恨政治与非人化

　　在柯克被枪杀之后，两党政治领袖纷纷对政治暴力进行强烈谴责。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有这些暴力都不应该发生。查理·柯克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真正俘获了年轻人的心，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他是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爱国者。他真正让数百万年轻人相信，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才是出路。”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发表声明，“任何形式的针对个人的政治暴力都是不可接受的，完全不符合美国价值观。我们为他的家人在这场悲剧中祈祷。”奥巴马也表示“但这种卑鄙的暴力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不应该存在。”

　　显然，在公开的顶级政治场合，两党人物依旧试图维护某种程度的共同公民准则。尽管在言辞上可以激烈对抗，但身体暴力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即便在这一时刻，两党在谴责中的微妙差异仍然存在：民主党人倾向于从反对普遍政治暴力的角度发声，而共和党人则更多地将柯克描绘为一位爱国者、父亲和英雄。这种框架差异显示，即使在悲剧面前，人们理解事件的根本党派框架依然未变。

　　然而与两党排面人物至少愿意维持基本共识的表演相比，社交媒体上的态度可谓是泾渭分明。在保守派集体哀悼的同时，以左翼和自由派为主导的反特朗普阵营机会毫不掩饰地调侃甚至公开讽刺柯克的死亡。

　　他们引用柯克在枪击问题上的看法，将柯克的死亡视为巨大的回旋镖。其中的潜台词不言而喻，柯克的死亡即便不是罪有应得，也是咎由自取。不得不说，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与上一次特朗普遇刺失败的失望之情一脉相承。

　　这种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变化至少表明了以下几点。第一，自认为进步派的大帐篷人群并没有像学术界的捍卫者一样真得那么反感暴力。恰恰相反，大部分左右两端的人士更多讨厌的是对自己不利的暴力，而不是讨厌暴力本身。一旦出现符合进步派愿景的暴力，它的社交媒体支持者即便不表示公开支持，其内心深处也没有多少反感之情。

　　第二则是和平主义的仪式化。和平主义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正确基石。对暴力的反对成为这种和平主义最具识别性的外显表现。然而在整个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日趋瓦解的今天，这种和平主义也正在日益丧失自己的客观性。

　　与上一次特朗普遇刺相比，在本次事件中对政治暴力的谴责愈发趋于仪式化。甚至谴责本身成为了一种礼仪化的姿态。反而在政治日常中，美国两党在煽动暴力这一点上狂飙突进。

　　第三，同时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当今政治极化已经进入到新阶段，即政治上的非人化。非人化不是什么新鲜问题。更准确的说，纳粹帝国对犹太人的系统性屠杀就是这种非人化最极端的表现。这因而也成为二战之后思想家反思的重点。

　　只不过从今日的政治现实看，这种反思的实际效果正在加速消散。无论是以色列将加沙地区的哈马斯非人化,还是乌克兰将俄罗斯军队称之为兽人，这种非人化已经在当代的地缘政治冲突中直接常态化。

　　零星的反思依旧存在，几乎没有任何主流政治力量对此进行谴责。NGO的进一步衰弱也可以视为佐证。联合国亦是如此,这是整个二战后政治秩序濒临瓦解的结果。

　　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意识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二战后政治机器趋于瓦解,只不过大部分人对这一机制的衰退并没有深入理解，也无法理解联合国复杂的官僚迷宫和作为衰退组织的残余效力，所以只能转化为联合国已经没用了这种过于容易被抓住漏洞的说法被某些人批评。

　　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问题笔者会放到下一节再讨论。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非人化与社交媒体之间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关系。事实上，社交媒体正是这种非人化的加速器。社交媒体本身就鼓励以挑动对立的方式获取流量。柯克的成名之路本身就是以来这种社交媒体传播效应。通过深入敌营的方式（指直接在高度倾向于自由派的大学内部与人辩论），他成功将自己符号化，成为了MAGA阵营插入民主党大本营的象征。

　　然而，也正是他这种以文化战争为导向、充满对抗性的政治风格，使他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争议性人物，也为他最终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他所参与的，正是他所助长的“残酷战斗”式的政治环境。从这一点看，柯克确实“咎由自取”。

　　更进一步说，社交媒体本身就是政治极化的“赋能者”。社交媒体的算法通过推荐与用户已有观点相似的内容，创建“回音室”（echochamber）和“过滤气泡”（filterbubble），从而在技术层面固化了意识形态对立。在即时的信息流中信息被压缩、简化和极端化。

　　所以在这一意义上，社交媒体不仅仅是加速器，它本身就是重塑政治生态，使得“非人化”成为常态的结构性力量。它将政治人物去复杂化，将其简化为可以被点赞、分享和攻击的符号，这从根本上为非人化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欢迎来到施米特世界

　　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可以承认，任何将查理·柯克的遇刺视为悲剧性个案的想法都可能过时，政治暴力在全世界的回流是日益明显的事实。比如特朗普在竞选集会枪击受伤以及捷克总理遭受枪击重伤，一系列事件表明政治刺杀的烈度已明显攀升。可能某些中道派还幻想着黄金时代的和平，但不得不令人遗憾地指出，这种虚构的和平假象已经结束了。世界正日益回到施米特所预言的世界。

　　友-敌关系是施米特对政治最经典的论断。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他认为政治的本质在于“敌友”的区分。这种区分根植于人类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身份、信仰和生活方式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施米特将政治的最终可能性归结为“极端情况”，即“真正的战争”，物理暴力是政治存在的终极证明。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道派所怀念的和平时代本质上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试图通过将敌人转化为“竞争者”或“辩论对手”来规避政治的真实本质。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就是这种幻想的典范。通过将中美间的冲突转化为商业上的竞争，从而消除两者之间可能的差异。用施米特的话说，自由主义试图“废除政治”，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和政治不可能被消灭”。

　　查理·柯克的遇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柯克言论具有何种煽动性，他在所谓的进步派大本营中也是通过辩论这种被哈贝马斯这样的中道派极力赞赏的方式，与意识形态反对者对抗。

　　然而这种交往理性非但没有产生正反馈，反而导致他愈发被某些人视为眼中钉。

　　最终，当一场旨在进行言语辩论的政治活动被单发子弹终止时，它便从施米特所批判的自由主义“辩论”领域，讽刺般地直接跨入了“物理对抗”的“极端情况”领域。没有什么比这次暗杀可以更明显地证明交往理性的脆弱，以及充分理性交流的不可能。反而在漫长的理性辩论中，柯克一步步从讨厌的对象被日益非人化，以至于他的死亡只能受到意识形态反对者的嘲笑而非怜悯和同情。

　　更为糟糕的是，全球化将施米特的敌我对抗也全球化了。我们完全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今日政治中是否存在一个没有日益政治极化的国家。反而我们发现，各国因为不同的议题而极化。在某些国家这可能是移民问题，在另一些国家就变成了性别争议。

　　当然大部分情况中总是各种问题兼而有之。这种普遍性论述不否认每个地区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交媒体时代，极化往往容易跨越过境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自由主义的共同反抗则为相互见的共鸣提供了条件。阿美利加只不过作为一个枪支泛滥的国家，率先打破了国家机器对民众武力的绝对控制。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政治刺杀的扩大化和激烈化将是可以预期的未来。今日保守派青年明星可以被暗杀，那么明天那些左翼的youtuber和政治明星同样可以需要加强自我保护。毕竟在另一群人眼中，他们的仇恨值并不比柯克低多少。

　　随着暴力禁忌的进一步解放，台面上人物谴责暴力的行为将无法发挥出捍卫共识的效果，反而会成为一种令人厌倦的虚伪表态。所有的激进分子都只会质问，既然对面可以动手，“我们”为什么不动手。

　　当然，有些敏锐的读者会指出，那么主权者在这一事件中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毕竟在施米特的理论中，主权者是作为例外状态的决断者，国家内部也不是国际社会这样的无政府状态。

　　那么主权者本身为何不压制这种暴力。原因很简单，主权者本身也在施加暴力。在一个共识机制濒临崩溃的时代，主权者需要通过决断的方式尽可能调动有利于自己的暴力。这种具体的刺杀暴力恰恰为主权者更为广泛的暴力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如同911事件一样）。

　　最终暴力的连锁将会上升到国与国的对立中。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弱肉强食的，联合国这样的多边议事机构更多是八十年前的遥远回声。更为本质地说，联合国是主权意志的产物，而非对主权意志的真正限制。主权国家就是巨大的eva，在日常的管理中它可以接受抑制器的限制，但在真正的生存时刻，或者说面对到自己的存在性威胁时，抑制器必须屈服于生存意志本身。

　　这才是联合国日益衰弱的实质性原因。它无力解决大国之间的纠纷，甚至开始无力解决中等强国之间的纠纷。联合国将始终沉沦于自己的官僚主义之中，持续不断地进行名为改革的无用游戏。直到在一场决定性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在醉生梦死之中，联合国彻底丧失自己的实存意义，和国联一样被扫进垃圾桶。

　　查理·柯克的遇刺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事件。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柯克的一生与他所代表的青年右翼运动，反映了美国政治从传统辩论向以社交媒体为导向的、高度对抗性的文化战争的转变。然而，这一事件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它所揭示的社会与哲学困境。

　　形式性的暴力谴责日益无力阻挡政治暴力的盛行，它揭示了当言语的对抗性达到极点时，其与物理暴力之间的界限将变得何其脆弱。当政治人物被简化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符号，而其人性和个体性被系统性地非人化时，他们的生命安全便失去了神圣的光环。美国政治，乃至当今政治，都可能正在日益走向一条施米特所语言的道路。政治终将回归自己的本质，它是关乎生存的敌友斗争。

　　是谁杀死了查理·柯克？他既死于刺杀，也死于“自杀”。他是施米特所预言的世界最新的祭品，也是自由主义崩溃的最新注脚。欢迎来到施米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