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起自杀案例研究，揭开中国学术界的隐秘“伤口”

过去20年间，中国整体自杀率画出了一条令人欣慰的下降曲线，宣示着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成就。但与此同时，一条与之相背离、不祥的暗流却在学术圈内涌动——中国学术界的自杀事件报道逐渐增多。不久前，一项涉及130起高校与科研机构自杀案例的研究，血淋淋地揭示了这一趋势。

他们，本该是国家的未来，是科研的执火者，却在最该绽放的年华，亲手熄灭了自己的生命之光。究竟是什么，让本该仰望星空的他们，最终选择了坠入深渊？

撰文 | 木木

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整体自杀率显著下降：城市地区从2002年的每10万人12.79例降至2021年的4.31例，农村地区也从15.32降至7.09。这一趋势被视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成就，显示出国家在心理健康干预、社会保障与医疗体系建设上的进步。然而，与总体趋势相背离的是，中国学术界内部的自杀事件却逐渐增多，并不断登上公众舆论的头条。

其实早在2011年，人类学家苏珊娜· 布雷根贝克（Susanne Bregnbaek）在分析北京精英大学生自杀率上升现象时，就曾用“公开的秘密”来形容这种情况，即：人人都知道，但却缺乏公开讨论与应对。

2023年发表于Heliyon杂志上的一项针对中国博士生导师制的研究就指出，许多年轻研究人员和学者选择结束生命，这不应被视为孤立悲剧，而应被视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今年5月，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学者吴志明（Cary Wu）等人在《预防医学报道》（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杂志上发表最新研究，分析了从1992年至2024年间发生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的130个自杀案例，揭示出中国学术圈的自杀现象结构性困境——社会舆论避而不谈，学术机构鲜少承担责任，系统性研究更是严重匮乏。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与其他自杀事件一样，学术界的这些自杀事件往往也是可以预防的，因为它们不仅源于个人心理健康问题，还源于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吴志明等人的研究也正试图将这一现象置于“公共卫生问题”的框架下，以推动社会认知与制度层面的转变。

130起自杀事件的全景图

无论是想要“深究”导致科研人员自杀的原因，还是想要“制定”预防科研人员自杀的方法，都需要一份可靠且记录详尽的过往自杀案例数据。然而，在此前尚无公开记录中国科学界自杀事件的官方数据。2023年Heliyon发表的研究就指出，即便有相关数据收集，也可能受到围绕自杀的社会耻辱感和报道限制。

在吴志明等人的最新研究中，为了实现“以证据为基础”的严谨分析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制定，他们专门搭建了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通过系统检索和手工编码，基于百度、搜狗、360搜索、Google和Bing等多平台的关键词检索，并经过交叉验证与人工编码，最终收集到1992—2024年间关于中国科学界自杀案例的所有143起媒体报道案例，其中13起发生在境外，剔除后保留130起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案例。

该数据库不仅详细记录了性别、年龄、自杀死亡年份、所属领域、学术职称和机构隶属关系等信息，还包括媒体报道中提及的自杀原因、自杀方式等。虽然样本并不具备全国代表性，但仍能揭示重要的时间趋势和结构性特征。

根据统计，在报告的130起案例中，有95例（73.1%）男性，35例（26.9%）女性；从年龄上看，整体的年龄中位数为29岁，大多数案例为30岁以下的年轻研究生；而且几乎所有报告的案例都来自985和211大学，其中研究生86人（66.2%），助理教授或讲师10人（7.7%），副教授12人（9.2%），教授22人（16.9%）；从领域来看，大多数案例来自科学和工程领域（73例，占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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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趋势上看，中国学者的自杀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加。在1990年至1999年，只有两起（1.54%）；2000年至2009年，自杀人数显著增加，达到38起（29.23%）；2010年至2019年继续上升，达到52起（40%）；2020年至2024年的5年间，共有38起（29.23%），已经与2000年至2009年期间报告的案例数持平。

从自杀的原因角度来看，是多方面的，并且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学术压力（65%的案例提到）、个人病史和信仰（28%的案例提到）以及家庭问题（10%的案例提到）是被提及最多的风险因素，这也能够看出学术压力是导致这些自杀事件的主要原因。

具体而言，对于研究生来说，主要的压力源包括巨大的学业压力、糟糕的师生关系、骚扰和欺凌；对于教师来说，其原因通常与科研成果、绩效评估和职业发展相关的压力有关；而女性受到婚姻失败等家庭相关压力的影响尤为严重：约20%的女性自杀与家庭因素有关，男性仅占5%；不过男性案例更多地涉及个人因素，例如精神疾病或存在危机（existential crises）。

不过，以上分析也受限于媒体对这些案件的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包括对于自杀案件报道的视角和侧重等。

从“承认”到“改革”的呼吁

这项研究在方法上虽受限于媒体报道，但首次系统地将中国学术圈自杀问题呈现为一个公共卫生议题，并指出自杀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更大规模的自杀意念与未遂行为隐藏在水面之下，中国学术领域的心理危机要远比这些统计的数字更严重。

研究人员强调，中国科学界令人担忧的自杀现象仍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目前也几乎没有采取系统性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目前一些大学里有旨在提高心理健康意识和加强自杀相关知识的教育课程，但这远远不够，也不够有针对性。

因此，为了解决这些自杀事件背后制度性、结构性的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预防和减轻中国学者自杀的四项措施和呼吁。

1.从“隐秘”到“公共”的转变

首先，研究人员呼吁政府和学术机构公开承认科学界日益严重的自杀危机，并正式将其视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研究人员认为，官方和科学界将自杀视为公共卫生问题，对于重塑公众观念和减少围绕心理健康的污名化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在媒体报道中，心理健康问题仍然被认为是中国科学界自杀的主要原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看到媒体叙事发生了一些积极转变，将自杀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心理问题。

但总体而言，许多中国人仍然倾向于将有自杀念头的人视为有严重的个人问题，常常将情绪挣扎、心理健康挑战或心理症状视为缺乏意志力或个人弱点的表现。心理健康问题普遍存在严重的污名化，这不仅阻碍了个人在需要时获得支持，也阻碍了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发展。

2.压力溯源，解决上游问题才是根本

其次，研究人员呼吁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努力，解决那些加剧个人自杀行为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学术压力、个人、家庭和工作压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家庭和工作压力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更广泛的政治、制度、文化和社会因素。这一点也可以从前面统计的自杀模式中明显看出。例如，大多数自杀案例发生在研究型大学，这可能与这些大学紧张的学术环境有关。

这些充满压力的学术环境，包括因为毕业、晋升和终身职位的严格要求，导致研究人员的长时间工作以及倦怠、焦虑和抑郁。有限的研究资金、核心职位的激烈竞争，也会加剧这一高压环境。而学术生活的竞争和高风险性质，也可能导致研究人员的社会隔离和与同行脱节，这种情况下，使得个体在需要时更难寻求外界的情感支持。此外，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等级结构往往会滋生不良人际关系，进一步加剧情绪困扰。

数据显示，大多数自杀发生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而且受害者往往来自农村或欠发达地区。这表明许多年轻研究人员和学者的自杀可能与经济现实相关，如工作不稳定和生活成本上升。事实上，中国许多年轻研究人员和学者在大城市难以负担体面的住房。如果以研究人员的薪水无法负担包括住房、子女养育等生活成本，这种经济压力极有可能造成研究人员对学术生活的不满。

3.建立官方监测与系统研究

第三，研究人员呼吁官方正式、准确地记录自杀相关数据，并对自杀模式进行系统研究。1987年，作为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国家死亡率数据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开始公开发布国家整体人群的自杀率数据。但是目前，尚无中国科学界记录自杀事件的官方数据。

收集官方数据和对自杀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一个例子解释。在前面提到的研究案例中，跳楼是最常见的自杀方式。这些人决定跳楼可能是出于绝望感、强烈的心理痛苦，或者希望自己的行为被公众看到。然而，这也可能源于报道偏差，因为此类公开自杀事件往往会引起媒体的关注。相比之下，其他自杀方式，例如服毒，曾是中国农村地区最流行的自杀方式之一，往往发生在非公开场合，因此也就可能较少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如果按照这一的猜测，中国科研界的实际自杀人数也可能远高于报道的数字。

而且可以确定的是，针对自杀手段的风险限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杀预防措施，那么利用高质量数据进行研究以确定常见的自杀方法，并针对性地实施限制获取自杀手段的措施，才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预防策略。

4.推动集体努力，营造健康的学术环境

最后，研究人员呼吁采取紧急的集体行动，共同营造一个更健康、更具支持性的学术环境，这也就需要大学、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

对于学术机构，提高意识并改善心理健康理解的教育程序，以及与媒体行业合作鼓励负责任的自杀报道，可帮助去污名化和预防自杀行为。对于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应探索并适应基于证据的干预，如认知行为疗法，以在中国语境中实施。减少学术竞争并增加研究支持的政策改革也迫切需要。通过及时干预、全面支持系统和有效心理健康政策，自杀是可预防的。

这不仅是中国科研界的课题

科研理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灯塔，但在灯塔背后，却潜藏着许多科研人员的孤独与痛苦。

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这130个生命以自杀的方式离开，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正如研究人员所言，这些自杀案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反映了学术和社会环境中的系统性问题。如果继续任其作为一种不愿正视的“公开秘密”，那么这个隐秘的危机将继续扩散。唯有通过公共卫生视角，承认，并行动，才能让学术领域重回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吴志明在论文发表之后的研讨会上也对外强调，这项工作并非是中国学术界预防自杀现象的举措，而是呼吁将其作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并采取公共卫生方法来做出改变。

从这个角度看，这项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首次将学术圈的自杀问题从零散新闻中抽离出来，系统化呈现，并将其定义为公共卫生危机，提出“从承认到改革”的解决路径。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自杀预防不能仅依赖个体治疗，而需从社会、环境、政策多个层面入手。而且这不只是中国科研界的课题，也是其他国家、其他领域可能面对的课题。

资料来源

[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1335525000932

[2]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cpp.3053

[3] https://www.berghahnjournals.com/view/journals/latiss/4/3/latiss040303.xml

[4] 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341728/9789240026643-eng.pdf

[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405844023055901

[6] https://www.yorku.ca/dighr/recap-calling-for-a-public-health-approach-to-suicide-in-chinas-scientific-community-with-cary-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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