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霖 刘伟 | 找回地方性知识：数字时代国家信息能力限度及其克服

李昊霖｜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地方政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刘　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地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7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伴随着数字时代技术革命带来的国家信息能力的提升，学界围绕“国家信息能力”这一重要议题展开了理论建构，推动了国家信息能力相关研究的累积。本文将“国家信息能力”定义为国家汲取、处理和调用信息的能力。其中，信息汲取主要指向国家—社会间的信息互动，而信息的处理和调用主要涉及国家内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互动。尽管现有理论在明确国家信息能力内涵的基础上肯定了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之于国家治理的现实价值，但结合实际审视国家内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国家—社会间信息互动可以发现，当前国家治理中的信息能力仍存在一定局限。并且，国家向社会的信息汲取以及国家内部处理和调用信息方面存在的局限，可能会导致治理过程对地方治理客观实际的忽视。因此，在推动国家信息能力向理想状态趋近的同时，还需发现国家治理中地方性知识的独特价值，重视在治理过程中对地方性知识的吸纳，实现对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与地方性治理知识吸纳的兼顾。

本文拟从当代国家信息能力提升背景下国家内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国家—社会间信息互动入手，结合国家治理实际从信息汲取、处理和调用三个维度考察信息能力限度，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审思当代国家信息能力理论；面对当前追求标准化的信息能力和充满差异的地方实际之间存在的张力，在找回“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探索统筹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与地方性知识吸纳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中的信息能力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作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日益受到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自古至今信息始终是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关键变量。例如，宋代尤为重视作为重要信息通进渠道的“言路”建设。清代则建立起一套由粮价奏报与雨泽奏报系统组成的民生荒政信息收集系统，这也成为清代前期实现较好国家治理的关键。信息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驱动着国家治理的信息政治理论在持续研究中累积发展，而国家信息能力作为国家汲取、处理和调用信息的能力，自然成为国家治理信息的探讨焦点。

（一）国家信息能力的概念界定

何为“国家信息能力”？从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视角出发，国家信息能力被定义为国家“收集、存储、检索和处理”疆域范围内关于国家自身、领土、人口等基本信息的能力。有研究将国家信息能力形象概括为“国家的‘视力’”，认为国家信息能力是国家辨识其治下公民及其活动状况的能力。国家基于此能力可在全面事实基础上建立并执行明确、精细的统一规范。有研究从产业政策和技术创新视角切入，将国家信息能力定义为国家提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以及获取产业和技术发展信息并转化为制定和实施政策所需知识的能力。有学者指出，国家能力部分取决于国家对其公民及其活动了解的广度和深度，国家获取信息的能力构成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重要基础。作为国家关键性资源，信息的清晰与易读之于国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现代国家内部和国家—社会间的信息难题，回应社会需求、调节国家—社会关系和优化政府内部权力关系等，成为当前国家信息能力建设的目标。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背景下，国家信息能力还被赋予了运用大数据技术在信息汲取、管理和协调基础上与社会开展合作共治的意涵。国家信息能力既涉及国家内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共享，也包括国家—社会间的信息汲取。回顾有关国家信息能力的界定可以发现，现有理论对基本事实的汲取和处理以及统一规范基础上的调用均给予了关注。本文结合国家信息能力的现有界定，立足对国家治理实际的观察，将国家信息能力定义为国家汲取、处理和调用信息的能力。其中，信息汲取主要面向国家—社会间的信息互动，信息处理和调用则主要指向国家内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互动（见表1）。

（二）国家信息能力的建设及价值考量

尽管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均注重国家治理中信息能力的建设，但帝制时期的国家治理并非以追求国家权力的强力渗透和直接控制为目标，且国家治理信息能力建设受到科技水平发展的极大制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驱动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塑造了国家信息能力，使得国家汲取、处理和调用信息的能力持续增强。大量习以为常的社会事实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得到全方位的采集记录，国家也通过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努力打破信息的不对称性。

在信息汲取方面，数字技术的赋能可以有效化解信息稀缺，拓展国家信息采集分析的范围并提高其效率。国家对社会人口和经济等信息的汲取，成为国家治理所需社会图景清晰呈现之基础。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国家向社会全方位汲取信息、感知民意的能力日益增强。例如，有研究通过对浙江省杭州市社情民意工作数字化改革实践的观察，发现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可实现社情民意的有效吸纳与整合。在信息处理方面，数字赋能可实现海量信息的简化，让国家更易“读懂”社会。例如，国土资源信息平台内部“制图术”的运用，可将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管制等一系列信息在“一张图”内清晰呈现。同时，国家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也推动着政府信息公开的实现。此外，基于数字技术的赋能，国家可对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进行全程记录和处理，从而降低各类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在信息调用方面，数字技术对于信息调用能力具有提升作用。例如，面对科层制内部的信息难题，数字化信息系统的应用与科层制内部信息报送制度的结合，带来了各级政府信息自下而上传递效率的提升。有学者基于对“精准扶贫”实践中数字平台应用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推动着国家组织的内部信息共享和国家治理的知识生产，进而在信息共享维度推动着国家信息能力提升。此外，数字技术应用还使得国家调用信息对社会高效回应的能力不断提升。例如，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等一系列以政务热线为关键链接的社会治理创新，使得国家感知、评估和回应民意的能力进一步强化。

可见，数字技术的赋能使得国家信息能力在汲取、处理和调用三个维度均实现了提升，并提升了国家治理多领域的治理效能。然而，由于追求标准化的信息能力和充满差异的地方实际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国家治理如果片面强调国家信息能力提升而忽视对地方性知识的采纳，则意味着对治理过程中信息能力限度的忽视，使得国家信息能力的提升未必能带来理想中的治理效能。因此，理解国家信息能力与地方性知识的关联，需要审思国家治理中信息汲取、处理和调用等国家信息能力主要构成维度在治理实际中可能存在的限度，进而找回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探索实现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与地方性知识吸纳兼顾的路径选择。

理解国家治理中的信息能力限度

国家信息能力可以概括为国家汲取、处理和调用信息的能力。相关研究在探讨国家信息能力概念内涵和关注国家信息能力建设及其价值时，也尝试从不同角度反思国家治理的信息能力可能存在的限度。有研究指出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国家信息能力提升虽然实现了国家对社会更好的“照看”，但“看”的预设与特定视角也让国家和社会之间产生了距离，社会变成了社会图像，国家在社会复杂性面前无所适从。也有学者指出技术赋能所实现的信息高效收集和分析处理也可能伴随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但既有研究并未在结合治理实际的基础上，从国家内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国家—社会间信息互动入手，对国家信息能力在信息汲取、处理和调用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限度开展系统性考察。因此，审思当前国家信息能力理论，需从国家内部和国家—社会间信息互动切入，进而基于治理实际围绕信息汲取、处理和调用三个维度理解国家治理中信息能力的限度。

（一）信息汲取的时差

丰富且高质量的信息汲取是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石，而技术变革推动着现代国家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现代国家可以基于技术赋能与各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实现更加便捷高效的信息汲取。在面向社会的民意信息收集方面，政府通过建设网络和热线问政平台持续收集基层治理一线的社情民意信息，并借助技术赋能实时呈现。立法机关和协商机构等也搭建起数字化民意信息收集平台，为立法和协商的开展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撑。在国土治理领域，卫星影像、无人机与数字化系统的结合让国土现状与用途等信息以清晰的图景呈现，有效化解了国土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便利国土规划与管理的同时实现治理绩效的提升。然而，尽管技术革命持续推动着高效率和高质量信息汲取的实现，但涉及人口和土地等部分领域信息的汲取过程目前仍难以实时展开，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事实也就难以做到实时描述。

由于信息的实时汲取无法实现，历次信息汲取之间也就形成了信息汲取的时间差。在信息汲取的时间差之内，国家治理所面对的客观实际可能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信息汲取时间差的存在使得信息具有时间性特征，且相对治理的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政策制定和治理行动的开展虽然是依据所汲取的最新信息而展开，但信息汲取的时差使得政策制定和治理行动所依据的丰富且高质量的信息，并不一定能客观清晰地反映国家治理动态变化的复杂实际。以国土信息收集过程中的影像生产为例，尽管影像生产效率已持续提升，但目前清晰的卫星影像生产往往基于固定的工序，因此卫星影像在当前仍无法做到实时呈现和更新，进而影响到卫星影像的时效性。尽管不同治理领域信息汲取的技术水平和时间节点存在差异，但如果国家信息汲取的时效性无法保证，且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无法将地方复杂情境背后蕴含的知识及时报送，则治理目标在设定环节便不能及时同步呈现治理对象动态变化的实际。因此，在当前技术变革推动国家信息能力持续提升的当下，还应该关注到信息汲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时间差以及信息具有的时效性特征。

（二）信息处理的复杂性

技术变革推动着国家信息获取真实性和质量的提升，在缓解国家治理的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实质意义。然而，尽管算法的引入优化了巨量信息处理的效率，信息处理的过程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工参与。也即，在丰富且高质量信息汲取基础上，国家内部的信息处理依旧是繁重且复杂的过程。例如，部分省级人民政协虽然已经借助数字技术赋能社情民意信息的收集和报送，民意关键词也可以借助算法实现实时分类和统计汇总，但基于特定情境对社情民意信息展开的研判和整理依然需要相应的工作人员来完成。基于网络问政平台和热线电话所获取的社会各领域的民意诉求信息尽管通过技术赋能可基本做到实时呈现，但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仍需要在对诉求信息充分分析、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找到最佳回应方案。这一过程仍需要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技术赋能所带来的国家信息能力提升，未必能随之带来信息处理难度的降低。比如在国土治理领域，尽管卫星影像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央和省级政府相对于基层政府在土地信息监测方面存在的不对称性，但卫星影像信息的处理过程仍然需要基层政府相关部门的大量工作投入。

当前信息处理过程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信息处理过程需要大量人力资源的参与，还体现在信息处理并没有随着算法的引入而达成预期效果。信息分析研判的过程仍旧伴随着各层级政府的知识差异，即在信息处理过程的研判分析环节，中央或省级政府与基层政府所掌握的支撑信息研判的具体知识存在差异，而当前技术的赋能并不能有效回应这一现实。仍以国土治理领域卫星影像信息的处理为例，在面对地形复杂区域或算法难以准确分辨的卫星影像时，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提取问题图斑的过程中，需要加入人工分析以弥补单纯依靠算法在准确率层面的不足。但由于相关的工作人员并不一定具备不同地区研判分析所需的特定地方性知识，对部分地区影像信息的准确把握，仍依赖于当地基层工作人员的实地考察。技术赋能之下信息的精准处理和分析研判，仍离不开来自基层且与具体事实情境相适配的地方性知识的支撑。因此，当前信息处理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当代治理信息的处理过程可能并没有达到想象中的高效简洁。如何在技术赋能前提下进一步降低信息处理过程的复杂性，是当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探索的方向。

（三）信息调用的单维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看的预设是产生距离”。当国家基于技术赋能从特定视角系统地“看”向社会之时，社会也就变成了社会图像。尤其是在基层治理领域，单一维度的信息并不一定能与多元基层治理场景相适配，技术的规范统一性和事实全面性之间也存在固有矛盾。在中央或省级政府完成了标准化的信息处理之后，从特定视角和用途出发的信息调用，难免让信息脱离原有情境而仅仅以单一维度呈现在基层治理的信息使用者面前。部分领域在信息处理环节建立起信息多维综合研判机制，但信息在调用下发的环节又不可避免地以单一维度呈现。

每一条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单一维度信息背后均蕴藏着具有地方特性的知识，因此当信息仅以单一维度平面化呈现时，其原有情境之中内含的地方性和系统性将可能被消解。然而，地方的适应性治理并不能脱离当地地方性和系统性知识而展开。尽管治理任务分包过程中基于特定治理目标的单一维度信息调用有利于精准高效传递任务信息，但这一过程所分发的单一维度信息并不一定能与当地实际治理情境相适配，且与蕴含丰富细节的自然和社会基本事实之间存在张力。一旦中央或省级政府基于单一维度信息所展开的政策制定和治理行动无法与地方的治理情境相适配，政策执行和治理实施的主体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迷茫。

一个经过大数据分析提取的民意诉求关键词可能有其特定的适用情境，一块从卫星影像中提取的整改图斑可能对应着动态变化且具有不同地方特性的知识。这意味着如果仅从特定单一维度展开信息的调用，在治理对象更加清晰精准的同时，无形中也使得政策与治理实际产生了偏差。地方治理“因地制宜”的实现，需要对具有地方特性的信息保持动态化和立体化的把握。国家信息能力的提升，可以让中央或省级政府从特定视角的观察更加精准和清晰，如何吸纳地方治理丰富且高质量的知识，进而使得治理更加精准且更具温度，更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议题。

地方性知识的找回

基于对当前国家治理中的信息能力限度的考察可知，信息汲取的时差、信息处理的复杂和信息调用的单维，使得当前国家治理无法准确地动态把握地方丰富的自然和社会基本事实细节，并在一定程度上伴有对地方特定社会情境的忽略。也即，追求标准化的信息能力和充满差异的地方实际之间存在张力。同时，信息处理的过程还意味着技术部门一线人员大量的工作投入。因此，当前国家治理在借助技术赋能实现国家信息能力提升时，还应找回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本文中“地方性知识”特指来源于地方治理实践且主要呈现为无法被编码的默会知识，该知识广泛且不均匀分布于地方特别是基层治理参与主体之中。找回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意味着当前国家治理需要发现那些无法被标准化的地方性知识在多元治理场景中的应用价值。

（一） “地方性知识”的界分与价值

“地方性知识”一词出自格尔茨《地方性知识》一书，强调知识产生和运用的地方性与条件性。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地方性知识”定义为一种随时间推移，在与某人（或某地某物）接触互动中而产生的非语言知识，包括从日常生活中获取的平凡但专业的理解。同时，地方性知识的形成受到地方社会环境、价值文化、制度规范等方面的影响。当前“地方性知识”在人类学、地理学、环境和发展研究等领域日益受到关注。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有研究关注到基层一线的公职人员在对自身对所处情境的解读或解释中发展出从属于个人的地方性知识，并在面对日常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时基于之前所发展出的“地方性知识”制定针对性策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结合实际运用地方性知识推动的政策创新，实现了政策执行中的“因地制宜”。

当然，面对当代地方治理功能、规模、目的和责任的复杂性现状，还需要给予地方在治理方案制定方面的空间，“地方性知识”才可能被持续地调用，并与广泛的治理网络产生联系互动，更好地应对治理复杂性带来的挑战。同时，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吸纳之于协同与合作治理也具有关键性意义。例如在气候变化治理过程中，允许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治理可以吸纳多元的地方性知识，进而形成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共识，克服政策执行中可能面临的阻碍。在环境治理领域，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特点对于地方环境治理合法性建构已产生现实影响，协同治理的过程也是地方行动者将地方性知识不断融入国家治理知识的过程。

（二） 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性知识”

面对当前国家治理中信息能力在信息汲取、处理和调用等方面存在的限度，在通过技术赋能持续优化国家信息能力的同时，应在国家治理中重新发掘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回应追求标准化的国家信息能力与充满差异的地方实际之间的张力。

波兰尼在谈及知识问题时，将人类知识分为以书面图表文字等形式表现的明述知识和未被表示、在做事行动中拥有的默会知识。在国家治理层面，相对于书面图表文字等可被编码的知识，来源于治理实践且无法被编码的默会知识，恰恰才是复杂治理场域中更为重要的知识。相对于国家治理中所处理和调用的标准化信息，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性知识”具备鲜明的在地性和情境性特征，且主要表现为波兰尼所提及的默会知识。同时，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性知识具有更强的制定并执行目标和规则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导向。在我国治理实践中，地方性知识广泛弥散且不均匀地分布于基层治理一线。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通过对日常治理参与实践中所处情境的解读和理解，持续地发展着属于自身的地方性知识，这使得地方性知识具有动态性特征。因为地方性知识的存在，与基层治理实践相关的日常对话背后也有着丰富的知识索引，而不了解索引的主体则难以领会其中的意涵。

区别于技术从特定视角观测所形成的平面化图景，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所持有的地方性知识往往平凡却专业，具有更加立体化的观测视角。面对国家治理的信息机制在信息汲取、处理和调用等环节存在的限度，以技术变革持续提升国家信息能力固然重要，但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同样是数字时代亟待探索的命题。尤其当国家信息能力在化解国家内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国家—社会间信息难题之时，地方性知识具备的动态性、情境性和在地性等特征，可以有效回应当前信息汲取时差、信息处理复杂和信息调用单维等国家治理中信息能力的限度。具体而言，地方性知识的动态性，意味着知识本身的持续更新，考虑了信息汲取节点之间地方实际可能发生的变化。地方性知识的在地性，则意味着知识内在蕴涵着清晰明确的事实细节，具有在地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识供给为高效信息处理提供了支撑。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特别指向知识与特定治理场景与情境的适配性，与特定情境适配的地方性知识让被调用的信息以更加立体化的方式呈现，有效回应着信息调用单维这一限度。数字时代推动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不能忽视地方性知识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地方善治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寻求对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与地方性知识吸纳的统筹与兼顾（见图1）。

统筹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与地方性知识吸纳路径

如上所述，对当前国家治理中信息能力限度的考察，为国家治理中找回地方性知识的关注提供了依据。不同于可以通过标准化编码而实现汲取、处理和调用的信息，无法被编码的地方性知识在复杂治理场域中具有独特价值，并与多元的治理场景相适配。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弥合标准化的国家信息能力与充满差异的地方治理实际之间的张力，意味着在数字时代借助技术赋能不断实现国家信息能力优化和迭代的同时，还应该在治理实践中重视对地方性知识的吸纳。从知识反馈渠道搭建、信息收集地方参与和地方自主行动包容度提升三个方面，展望统筹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与地方性知识吸纳的路径选择，可以为当代国家治理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搭建自下而上的知识反馈渠道

信息技术在科层体制的逐渐渗透，推动了政府运作的数字化，优化了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采纳的实现提升了科层制内部信息传递的效率，有效缓解了科层系统内部各级政府间存在的信息传递模糊和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同时，不断推进的政务热线系统等一系列平台的建设，不仅为政府搭建了快速获取民情民意信息的渠道，其数据挖掘背后所具有的潜力和价值也为强化地方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提供了契机。然而，尽管技术应用为科层制内部经过认证的规范性信息的层级交互提供了便利，但除规范性信息之外，基层治理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具有地方特性且未经规范性认证的知识产出。尽管当下基层工作人员已熟练于通过信息化平台报送有着明确分类和细致规则的台账信息，但地方性知识反馈渠道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层治理能动性的发挥。

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搭建自下而上的地方性知识反馈渠道，成为地方尤其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一项必须推进的议程。与科层制内部已有的规范性信息报送平台不同，地方性知识反馈渠道的搭建可以为基层工作人员向上传递动态变化且具有地方特性的治理知识提供平台，从而有效化解国家治理中信息调用的局限，为标准化信息增加更多维度的注解。通过自下而上知识反馈渠道的搭建，单一维度信息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地方性知识也将得到更多关注。例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可借助自下而上的知识反馈渠道向上级部门传送与当地政策执行情境相适配的地方性知识，从而为上级相关计划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并为基层因地制宜的创新性政策执行提供合法性的论证说明。基于适配不同情境的地方性知识，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均可建立起相应的地方性知识库，进而为地方适应性治理中的知识调用提供多维的知识来源，克服国家治理中单一维度信息调用的限度。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治理中规范性信息报送平台和地方性知识反馈渠道二者并非替代关系　而是互补关系，二者的并存既有助于化解国家内部信息难题，又可实现地方性知识生产和调用的基础建构。

（二）建构信息收集的地方参与机制

国家对自然和社会基本事实的收集确认能力是国家信息能力建设的首要环节，信息的处理和调用需要以信息的收集确认为基础。发达工业国家可能通过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和社会统计等现代“编户齐民”体系，超越农业国家实现了对社会基本事实及其真实性的缜密关注。国家对自然和社会基本事实的收集确认虽主要由中央层面统筹进行，收集过程却离不开地方参与。伴随着技术革命和国家信息能力的提升建构，借助新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国家开始在不同领域探索可能减少地方参与的信息高效收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可以有效化解以往地方参与信息收集时可能存在的信息跨多层级传递失真以及信息不对称等传统信息难题，进一步防止因信息失真而导致的计划制定和执行偏差。但如果重新审视地方参与之于信息收集的意义或许可以发现，地方参与依据对地方性知识的了解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减轻信息处理环节的工作量。

尽管当前国家已尝试借助AI等大模型技术的赋能推动信息处理持续向高效精准迈进，但信息处理的复杂性使得信息处理的过程仍旧需要大量的人工参与。因此，在信息收集环节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同时，还可考虑适度找回信息收集环节的地方参与，通过地方参与所提供的地方性知识为信息研判提供支撑，促进信息处理精准度和效率的提升，回应信息处理复杂性的挑战。在地方参与信息收集的过程中，越是接近基层越可能提供丰富且具有地方特性的治理知识，每一条分类明确、标准统一的规范性信息分析研判的背后，需要立体化的地方性知识作支撑。信息收集地方参与机制的建构，既需要中央或省级政府探索出有效吸纳治理层面地方性知识的制度机制，也需要其在特定治理领域搭建起接收基层地方性知识反馈的平台，而基层工作人员也可通过在信息汇总平台中备注选项，为规范性信息提供有关地方性知识的补充。当国家“看向”社会的视角更加立体，信息理解与调用的考量维度也会更加多元，信息处理和调用的限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

（三）提升对地方自主行动的包容度

在技术赋能国家信息能力提升的过程中，技术治理的实践本身带有顶层设计的特性，各级政府借助图表或指数等工具加强对地方治理绩效等方面的控制和监督。但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治理创新能否实现，受到当地治理参与主体已有经验的影响。国家信息能力的增强意味着中央或省级政府可以让基层运作更加清晰呈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基层运用依据已有经验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实现治理创新的行动能力。在国家治理中信息能力仍具有信息汲取时差、信息处理复杂和信息调用单维等限度的当下，提升对运用地方性知识开展自主行动的包容度，成为实现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与地方性知识吸纳兼顾的关键。

因为从单一视角展开的信息调用可能无法与地方特定的治理情境完全适配，因此需要提升对地方自主行动的包容度，尤其需要通过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灵活执行权限，进而为其“因地制宜”地运用地方性知识提供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对地方自主行动包容度的提升，可以鼓励各地运用地方性知识来补充所调用的单一维度信息，进而呈现与地方特定情境相适配的治理图景，从立体化视角探索实现地方治理创新的空间。此外，从特定视角出发对自然和社会基本事实的呈现，不可避免会失去对治理过程复杂细节的把握，信息汲取的时差也会损失对事实动态变化的部分洞察力。尽管信息能力的提升可以使治理目标的选择清晰化，但治理计划的形成仍离不开对时间和情境等因素的考量。提升对地方自主行动的包容度，让地方结合具体情境在恰当的时间展开治理行动，在某些特定时刻可以让民众体会到治理的温度。基于此，提升地方自主行动包容度，既需要地方在开展治理行动时有更多的自主空间，又需要围绕特定领域建立起跨层级的治理协商机制；既鼓励地方治理创新的实现，又可能为更具温度的地方治理创造空间。

概而言之，信息是国家行动的前提和基础，信息的生产影响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中多部门协同以及管理和服务的提供都离不开对信息的共享和分析。当前学界关于国家信息能力的理论探讨，虽已关注到信息能力提升并不一定能带来理想中的治理效能，但更多的理论建构尝试聚焦于信息能力在破解国家治理信息难题层面的价值。结合实际考察当前国家内部和国家—社会间信息难题可以进一步发现，信息汲取的时差、信息处理的复杂和信息调用的单维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信息能力的限度所在，也意味着在治理过程中忽视地方治理特定情境和动态事实细节的可能，进而导致信息处理的过程不能达到所预期的高效简洁的效果，追求标准化的信息能力和充满差异的地方实际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因此，在技术变革推动国家信息能力提升的时代，也应该关注无法通过编码实现标准化的地方性知识在多元治理场景中的适配价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找回地方性知识意味着国家信息能力建设和地方性知识吸纳的统筹兼顾。无论是地方性知识反馈渠道的搭建还是对地方自主行动包容度的提升，均是统筹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与地方性知识吸纳的可供参考路径，亦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相契合。在技术赋能国家信息能力提升的过程中找回并尊重地方性知识，在弥合追求标准化的信息能力和充满差异的地方实际之间张力的同时，或许还会让治理更具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