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影后诞生幕后,“撕奖”亦是一门艺术?
电影节“撕奖”学。
文|星晖
编|园长
对于9月7日深夜屏息以待的辛芷蕾影迷而言,事情并非毫无前兆。
一开始,在影片《日掛中天》亮相威尼斯后,出自全球首批观众的前线影评就不约而同地盛赞道:“女主角演技撑起了整部电影”;接着,尽管作品本身的场刊评分在主竞赛单元中不算靠前,但在场外,“Xin Zhilei”这个异域名字作为影后候选人的赔率声势,却于首映过后一路上扬。
影后赔率表,图源网络
到了颁奖前夕,《日掛中天》剧组因有奖而被威尼斯召回的消息不胫而走,考虑到彼时坊间的口碑风向,这部电影拿下演技类奖项的几率无疑要比技术类奖项大一些;更不必说,倘若将竞争对手的命运纳入考量,那你很容易察觉到,召回名单里能留到最后的“女主戏”已经所剩无几……
最终,结局揭晓,那个即便有线索也令人不敢笃信的谜底成为现实:39岁的中国女演员辛芷蕾,在意大利捧起奖杯。我们终于迎来继巩俐(1992年获奖)和叶德娴(2011年获奖)之后,影史上第3位摘得威尼斯影后桂冠的华人女演员。
辛芷蕾获最佳女演员奖,图源微博@辛芷蕾工作室
一时间,互联网上关于电影节的科普和复盘火热起来。尤其有趣的是,当影迷在各大社交平台讨论起辛芷蕾封后的幕后轶闻时,不仅会感慨于“蕾子”之争气,而且会不无自豪地夸奖起另一位中国演员——赵涛,本届威尼斯评委会中的自己人——和她久经验证、深受信赖的“撕奖”功力。
涛声依旧,图源网络
随着“涛姐”的名头在越来越多的热搜(和表情包)里出现,许多过往并不那么熟悉“欧三”(指欧洲三大电影节——柏林、戛纳、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观众也逐渐领会到,电影节的奖项从不是天生地养,而是评委与评委之间交锋、沟通乃至妥协的产物。
于是,值此契机,一届又一届中国影人作为评委征战海外的往事被再度提起。乍一看,有的巨星战绩赫赫,有的大咖少些功力。似乎在撕奖这件事上,华语影坛的中流砥柱们也得分出个战斗力高低。
网友制作的排行榜,图源网络
网友的赞赏与调侃背后,是恰似一出悬疑大戏的电影节自身——那些牵动人心的奖项,究竟如何从跨文化的作品擂台上评选而出?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撕奖一词,到底是外界想象还是确有其事?
电影节是如何评奖的?
“(上午8点30分)我们没收了评委们的平板电脑和手机。事先已经发了通知:闭幕式之前,他们不能与任何人交流。他们的宴会礼服已经准备妥当,因为他们将不再回酒店房间。商议、吃午饭、休息、游泳……时间表明确、平稳地执行着。他们在那里决定几乎令全世界都在翘首以盼的一个结果。”
——在“日记”《我与戛纳》里,被举世公认为戛纳掌门人的艺术总监蒂耶里·福茂,如是记录下他所亲历的2016年5月22日。那一天,第6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年近八旬的英国名导肯·洛奇凭借《我是布莱克》摘得人生中的第二座金棕榈奖。
肯·洛奇与金棕榈,图源新华网
尽管福茂几乎是事无巨细地写下了他操盘第69届戛纳的全过程,但唯独在颁奖当日,针对评委会的内部讨论环节,他依然维持了惯常的沉默。
一直以来,在戛纳、威尼斯和柏林三大顶尖国际电影节所构建的欧三体系下,评奖会议始终是个黑箱。若非评委主动向外界透露,少有观众能得知一部获奖电影背后的具体票数、观点、支持者或反对派。
迄今为止,这种神秘感已经维系了近百年。好在,随着时间尺度拉长,欧三历史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幕后八卦流传于外,哪怕是如今地位最高的戛纳也不例外。
这些爆料往往来自“说漏嘴”的评委,有时是为了抱怨,有时则用于自证。再加上主办方公布的规则、操盘者对历届“破例”的解释,我们也就能浅浅一窥颁奖礼幕布背后的门门道道。
一方面,欧三的奖项遵循着一套特定的分配逻辑。以《我是布莱克》胜出的那届戛纳为例,“每个人都有一份规章制度和《第8号条款》的复印件。后者仅有寥寥几句,却占用、折磨了他们一整天。”
关于这里提到的《第8号条款》,当年针对长片竞赛单元的内容大致如下:
评审团必须决选出如下奖项:
金棕榈奖
评审团大奖
最佳导演奖
评审团奖
最佳编剧奖
最佳女演员奖
最佳男演员奖
获奖名单中只能有一个并列奖项,但这一条不适用于金棕榈奖。
一部电影只能获得名单中的一个奖项。不过,获得最佳编剧和评审团大奖的影片,在取得电影节主席的破例许可之后,可以再获得最佳演员奖。
——听起来,这一切就像电影节自己的“规则怪谈”。
尽管各个电影节的规则会随着历史语境稍有演变,例如欧三几乎都有过另设特殊奖项的情况,但大体而言,电影节的规则就是铁律,哪怕评委自己都对此颇有异议。
比如,斯皮尔伯格、李安和妮可·基德曼当同事的那届戛纳(即《阿黛尔的生活》胜出那年),作为评审团主席的斯皮尔伯格曾拷问福茂:“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颁发给一部电影金棕榈奖的同时表彰那部电影的演员?”妮可也埋怨道:“评选规则里禁止向一部电影同时颁发表演奖和金棕榈奖,这行不通啊。”
因此,评选天然包含了妥协意味。考虑到欧三普遍力求更多电影获奖的基本原则,评委心意和最终结果的差异很可能出于“退而求其次”的补偿考量。
《阿黛尔的生活》获奖,图源网络
另一方面,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对于一个仅仅由八九人左右组成的投票阵容而言,每位评委的性情、艺术倾向和文化立场都有着不小权重,能改写结果的变量实在太多。
评审团虽然封闭,但每个评委在电影节上接受的信息是开放的。随着场刊评分公开、媒体风评成型、影迷呼声扩散,谁都难保不会受到影响,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
比方说,根据法国《自由报》披露的信息,场外因素曾让法国演员艾曼纽·德芙(第65届戛纳主竞赛评委)十分恼火。她回忆道:“我们约定在每日会议中淘汰没人支持的影片,但最后关头它们竟被重新提及了……是因为影评人的评价吗?是因为媒体的预测吗?还是因为和朋友的一次交谈、来自制片人或记者的一通电话?我很生气。”
再比如,突发的舆论事件也会陡然扭转格局。像是2011年戛纳,入围影片《忧郁症》的导演拉斯·冯·提尔在电影节期间引发丑闻,当届评审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后来承认,这的确对颁奖结果造成了影响。“我们(奥利维耶自己和裘德·洛)之所以最终(为《生命之树》)争取到了大奖,是因为其他评委(因为丑闻)无法再为他们喜爱的电影辩护。”他解释道。
《忧郁症》,图源豆瓣
归根到底,欧三电影节本质上都遵循着小评审团制度,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偶然性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
再怎么举世瞩目的获奖名单,也不过是寥寥数人在一间“密室”里“少数服从多数”的产物。而每个评委投出的任何一票,都凝聚了无数关乎场外压力、审美偏好、文化认同的决策因素。
当然,这一事实,正是所谓“撕奖”说法得以成立的前提。
凭什么说“撕奖”也是门艺术?
“组织一个电影之间的竞赛,这本身很荒谬,但这是我们的传统。不过,没有人会说评审团的选择是绝对正确的。”2018年,在接受中国媒体“深焦”采访时,福茂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作为地球上最熟悉电影节运作秩序的人之一,他很清楚这套规则本身的局限性和美妙之处。“我从不对获奖名单进行评论,因为我可以轻松地接受任何的结果,那些美好的结果以及那些错误。因为这是我们要求他们(评审团)做的,我们要求他们本能地,真诚地去评判。”
要知道,全球每年报送欧三的影片数以千计,被筛选进入主竞赛的作品本就是凤毛麟角,喜欢它们中的任何一部都不会令人奇怪。同样的,要挑出其中担得起奖项的作品,也从来不会有唯一解。
所以,对于这样一份“前一天或后一天都可能不同“的名单,”撕奖“就成了决定命运的关键。
不同背景的电影节评委们,图源网络
艺术固然没有国籍,但艺术家有各自的出身、背景与根植的文化土壤。很自然的,在二三十部主竞赛入围影片中,评委们必然会有各自更欣赏的作品。于是,在评审团达成一致之前,那些为心爱作品争取、拉票的行为,也就构成了今天人们所称呼的“撕奖”二字。
“撕”这个字看着有些夸张和轻浮,但有时候,由观点不一带来的矛盾的确会十分尖锐。
比如第58届戛纳,根据评委伯努瓦·雅克事后抖出的猛料,彼时他和评审团主席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意见完全相左,伯努瓦力挺柯南伯格的《暴力史》和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但库斯图里卡只想把金棕榈颁给贾木许的《破碎之花》,二者间的摩擦一天比一天剧烈……
以防你好奇,那一届金棕榈的最终得主是达内兄弟(没错,上面这几部都没能“撕”服对方)。峰回路转间,由达内兄弟执导的《孩子》反倒在定夺之日成了评审团矛盾的平衡点——一个既能说服两方派别又不失服众的稳妥之选。
达内兄弟与金棕榈,图源网络
甚至某些时候,评审们还会为自己撕奖时的“兵法”失误感到懊悔。
举个例子,1999年担任欧三评委的女演员多米尼克·布隆就曾在复盘时反思道:“我选择了用英语辩论,这可能是个战术失误……一切发生得太快,等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你要有战略眼光和政治眼光,用母语可能会得到更多关注。”
11年后参与这一工作的法国人埃马努埃莱·卡雷尔,后来也在回忆之际反省称,明明当时他们有多达3位评委都喜欢同一部乌克兰电影(谢尔盖·洛兹尼察的《我的幸福》),理应在评审团中占据分量,但争取奖项的策略却出了问题。
“我们私下商量时认为不可能(为《我的幸福》)争取到金棕榈,也不太可能争取到编剧奖……但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就应该从最重大的奖开始争取,失败后再显示大度、做出让步,进而同意给电影别的奖项……”
同样以防你好奇,这部《我的幸福》在那年戛纳主竞赛的结局是颗粒无收。换言之,哪怕一部作品受到了不止一个评委青睐,但在世界顶端的评选竞争中,一点点发生在评审团内部的撕奖失误都可能导致电影出局。
《我的幸福》,图源豆瓣
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今天大家越来越看重中国影人当评委、帮撕奖这件事了。
华语种子为何需要托举?
东方面孔闯入欧三主场厮杀,向来是场冒险。
由于地理和语言上的差异,华语电影本就与欧三电影节所扎根的欧美文艺圈存在隔膜。一个西方评委在观赏华语片时,不仅需要一定知识储备来跨越东方文化的理解门槛,而且还得了解更多历史背景才能把握作品中独特的人文表达。
就拿担任过欧三评委会主席的好莱坞巨星罗伯特·德尼罗来说,尽管他的业界履历丰厚,但却相当不熟悉美国以外的电影和创作者,并因此遭受过同届法国评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的诟病——德尼罗既不了解入围的意大利名导南尼·莫莱蒂,也认不出彼时已创作过近30部电影的芬兰名导阿基·考里斯马基。
罗伯特·德尼罗,图源豆瓣
可想而知,更遥远的中国文化谱系对这些评委而言会是多么艰难的命题。
理解了这些,让我们说回到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作为评委席中唯一的中国面孔,赵涛女士恐怕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名号会接连登上一串热搜,而且还和“撕奖”二字挂起钩来。
其实,如果换一种更恰切的说法,中国影人去国际撕奖的本质,应当是沟通、解答与争取。
就像面对腾讯娱乐采访时,赵涛在威尼斯现场所言:“我会利用好我评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比如说像东京电影节里面,《雪豹》那部电影当中可能有一些外国评审看不懂的地方,我会有一些表述……我尽可能让其他评审更多了解一些电影的背景,我觉得这样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这部电影,或者是了解这部电影的一些创作。”
东京电影节主竞赛评委赵涛给《老枪》导演高朋颁奖,图源微博@贾樟柯
由另一个角度看,今天人们夸赞赵涛以及一系列华语影人曾经的撕奖战果,实质上就是在肯定这些接轨世界艺术舞台的宝贵尝试。
更何况,事实已经一次次证明,由中国影人积极争取来的那些荣誉经得起时间沉淀。毕竟,撕奖的前提是作品与演绎值得推荐,否则也不可能赢下异邦评审的一致认可。
当年张艺谋担任第64届威尼斯评审团主席,坊间盛传他带着评委们“拉片7小时”上 “麻将大师课”,为的就是让其他评委领悟李安《色·戒》里的东方韵味。最终,这部在老谋子保驾护航下摘得金狮奖的华语片,的确成了历久弥新的影史经典之一。
李安与金狮奖,图源网络
事实上,包括李安在内,众多华语影人的高光时刻和对应作品的荣誉瞬间,都离不开华人评审的托举和见证。
光是以张艺谋为轴,我们就能看到一连串“连锁反应”。除了《色·戒》,他在第43届柏林电影节上也为两部入围华语片争取到了金熊奖(谢飞的《香魂女》和李安的《喜宴》)。而后来的第66届戛纳电影节上,李安作为评委团一员目睹了贾樟柯《天注定》拿下最佳编剧奖。后者的“缪斯”赵涛,则成了今天我们庆贺辛芷蕾封后时绕不开的幕后角色。
而最初从老谋子作品里走出来的巩俐,在2000年担任柏林评审团主席时将银熊颁到了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手中。到了1999年第55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张曼玉又作为评委参与了张艺谋凭《一个都不能少》拿下威尼斯最高奖的时刻。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她的名字还和王家卫、梁朝伟以及更多金光闪闪的名字遥相呼应。
正是这种默契的链接,为曾经的华语影坛打出了一片天。
甚至你能看到,同属东亚文化语境的中日韩影人在欧三舞台中互勉相助。比如亚洲历史上第2位、韩国历史上第1位戛纳影后全度妍(《密阳》),正是在首位亚洲影后张曼玉(《清洁》)担任主竞赛评委的2007年如愿以偿。
两位影后在第60届戛纳电影节现场展露的笑容,可谓亚洲影史上极灿烂的一帧。
亚洲影后同框,图源网络
回到当下,不少网友在赞美“涛姐”格局的同时,也操心起她的戛纳影后之梦何日能实现。大家伙在贾樟柯的微博评论区打鸡血、催上班,笑谈里尽是事业心和朴素而美好的祝愿。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来自每个普通影迷的真诚呼喊,和载入史册的帝后头衔一起,为我们争夺文化话语权的漫长事业写下了绵延不断的注脚。
年复一年,电影节的故事里总包含着人和人的观点交锋、国与国的文化碰撞。正是那些时有遗憾、时而惊喜的莫测心绪,让远方的金杯显得格外令人挂怀。
辛芷蕾步入殿堂的那一夜,属于华语影人的接力征程仍在继续。
两位中国影人在威尼斯,图源微博@辛芷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