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杰利蝾螈”到“特朗普蝾螈”：美国选区重划规则碰撞与两党斗争新态势｜战略与安全

编者按 ·  2025.09.01

选区本应只是人口与代表权的数学映射，如今却成了操纵权力的工具。本文回顾“杰利蝾螈”这一古老的选举操纵手段，指出从2019年最高法院Rucho案为党派操纵选区开闸，到近期特朗普推动得州中期重划打破十年惯例，“特朗普蝾螈”正在现身。这一手段正推动全国性的“政治军备竞赛”：共和党公开以巩固权力为目标，民主党则陷入道德与战略的两难：既谴责对方破坏民主，又在部分州采取类似操作。双方陷入“囚徒困境”，在缺乏互信的环境中，背叛成为理性选择。

文末进一步指出，内政中的权力集中与规则重塑，已折射到美国对华战略：以短期利益为导向，轻视既有国际规则，可能加剧大国竞争中的安全困境。全文为观察美国民主韧性与对外政策走向提供参考。

引言

“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起源于1812年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奇·杰利（Elbridge Gerry）的一次选举策略。彼时，杰利为确保选举胜利，签署了一项法案，划定了一个形状奇特、类似蝾螈的选区，从而开启了政党通过不公正划分选区以获取政治优势的先例。其核心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打包”（Packing），即将对方阵营的支持者尽可能集中划入少数特定选区，消耗其票力，使其在其他选区难以形成优势；二是“拆分”（Cracking），即将对方阵营的铁票支持区域打散划分到多个选区，稀释其投票影响力，使其在每个选区都无法形成多数。尽管这一操作手法由来已久，但其始终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不正当行为。那些操弄选区划分的人，往往以维护“社区完整性”或促进“地区代表性”等理由来为其行为辩护，试图为其策略披上合法性的外衣。然而，这些选区地图，因其形状之怪异、划分之不合理，常常成为媒体和政客口诛笔伐的对象。

“杰利蝾螈”政治漫画（图源：Britannica）

“杰利蝾螈”的政治演化

在2019年“Rucho诉Common Case案”（Rucho v. Common Cause）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裁决。法院认为，党派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不是联邦法院可以审理的问题，而是由州法院等来决定。这一判决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实质上赋予了“杰利蝾螈”一种合法的外衣，即只要其行为的边界未触及明显的种族歧视，任何党派基于自身利益的极端操纵，在联邦司法的层面上都难以受到有效的挑战和制约。这也加剧了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因为它使得党派能够更加肆无忌惮地操纵选区划分以巩固自身权力，从而削弱了反对党在选举中的竞争力，进一步固化了两党之间的对立和分裂。在这样的背景下，选举不再是一场寻求共识和政策优劣的较量，而是演变成了两党之间的“零和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规则的制定权成为了比政策本身更为关键的争夺焦点，它决定了游戏的规则和最终的胜者。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推动由共和党主导的得克萨斯州（以下简称“得州”）启动“中期重划”，标志着选区操纵现象出现显著升级。此举打破了美国每十年基于人口普查重划选区的政治传统，转而纯粹服务于短期选举利益。特朗普高调介入本属州权范畴的选区事务，甚至暗示可能动用联邦权力（如FBI）进行干预，进一步模糊了联邦与州之间本应明晰的权限边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人公开承认，重划旨在“提升共和党的政治表现”。这一行动迅速触发全国性政治对抗，共和党控制的佛罗里达、俄亥俄等州与民主党主导的加利福尼亚（以下简称“加州”）、纽约等州相继启动报复性重划。至此，“杰利蝾螈”已从一种隐晦的政治伎俩，演变为两党间公开的全国性“政治军备竞赛”。这一趋势不仅侵蚀民主选举的公平基础，更深刻挑战美国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蝾螈”（Trump Gerrymandering）应运而生。

“政治军备竞赛”：美国选区重划中的制度武器化与民主危机

为权力而划：特朗普如何推动共和党改写选举地图

在美国政治版图的暗面，一场由特朗普主导的、旨在重构选举地理的战略行动正悄然展开。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策辩论或民意争取，而是一场关于权力的规则改写，他试图通过操纵选区边界，为共和党在未来的选举占据高地。特朗普推动共和党进行“中期重划”，不仅是对政治惯例的颠覆，更是对美国选举民主制度韧性的一次严峻考验。

特朗普此举的动机源于对现实政治计算。2024年大选后，共和党虽以219对212席的微弱多数控制众议院，却面临历史性的中期选举劣势与自身支持率持续走低的双重压力，近期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已降至40%。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意识到，许多共和党主导州（如得州）的人口结构正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少数族裔，尤其是倾向支持民主党的拉丁裔人口快速增长，长期来看将侵蚀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在这一背景下，选区重划不再仅仅是技术调整，而成为共和党维系权力的生死之战。特朗普的目标明确而彻底：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将共和党当下的优势固化为长久的制度性优势，从而为其第二任期的政策议程扫平立法障碍。

为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策略。首先，他公开打破“十年一划”的政治传统，强力推动得州在2025年（距上次重划仅隔五年）进行“中期重划”。此举的核心在于将选举操控的常态化时机提前，以追求短期内的最大政治收益。此外，他高调介入传统上属于各州事务的选区重划进程，公开敦促并施压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采取行动。他甚至暗示可能动用联邦权力进行干预，这种模糊联邦与州权边界的做法，不仅展现了其强势的政治风格，更折射出美国联邦制在此类党争中所面临的危机。

美国得州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20日在州议会大厦，就重划选区法案进行辩论（图源：法新社）

而从共和党的战略视角来看，这是一场不容犹豫的权力博弈。共和党内部普遍认为，当下选举不再是理念之争，而是一场“零和游戏”，共和党必须“先发制人”，这充分利用2019年联邦最高法院对“Rucho诉Common Cause案”的裁决——该裁决实质上为党派重划赋予了法律上的豁免空间。共和党议员们不再遮掩其动机，他们公开承认重划是为了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党派利益。这种从遮掩到赤裸的转变，标志着美国政治已从争夺选民支持，异化为一场争夺规则制定权的“元游戏”。也意味着权力的巩固不再仅仅依赖于争取民心，而可通过精确的制度设计与规则操纵来实现。在这场为权力而划的博弈中，短期选举利益压倒了程序正义与长期制度健康，而美国民主，正不得不面对其规则被彻底武器化后所带来的深远危机。

民主党的政治豪赌：正当性叙事下的两难抉择

面对共和党主导的“选区重划攻势”，民主党不仅仅是在应对一场政治博弈，更是陷入了一场深层次的政治哲学与实践策略的双重困境。这一两难处境在前总统奥巴马公开赞许加州民主党推出的重划方案后愈发凸显：他称其为“一种负责任的回应”，试图为这场本质上仍是党派操弄的操作赋予捍卫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在这一叙事掩护下，民主党在道德、程序、战略与政治风险四个维度展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正当性叙事”，既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也是对美国民主制度韧性与公正性的一次严峻考验。

民主党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卡罗尔·阿尔瓦拉多 （Carol Alvarado） 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外的其他民主党州议员人群中发表讲话（图源：美联社）

首先，从道德层面来看，民主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角色认同撕裂。在得州等共和党主导的州，民主党人一方面以“民主卫士”的姿态激烈抗争，指控共和党通过选区重划“稀释少数族裔投票权”和“破坏选举公正”；然而，在加州等自身主导的州，民主党却同样为维护自身党派利益推行有利于自己的重划方案，这无疑让其陷入了“伪善”的指责之中。通过旗帜鲜明地抗拒共和党的“杰利蝾螈”，但又在自己的土地上亲自操盘“实操杰利蝾螈”，民主党在公众眼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过去作为“改革者”的道德信誉遭遇质疑，其长期以来所坚守的原则是否真诚，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其次，程序正义与结果至上的冲突，迫使民主党陷入了制度忠诚的悖论。在2010年，加州公民通过公投成立了“公民选区重划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设立本意是超越党派利益，确保选区重划过程的公正性和程序的纯洁性。这一改革举措曾被民主党视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典范。然而，在面对共和党推进选区重划的压力时，民主党却选择绕开这一独立委员会，直接通过党派化的州议会推动重划，尽管他们将此辩解为“临时措施”和“选民公投”的过渡方案，但外界依然广泛批评其“为权力背叛原则”。这种抛弃程序公正、重视结果的战略选择，无疑损害了民主党本身在公众中的道德信誉，进一步加剧了选举制度的信任危机。

第三，民主党陷入了一个关于战略选择的深刻困境。若其坚持“不与之同流”的清高，拒绝采取操纵手段对抗共和党的操作，则可能会因共和党的激进选区重划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进而导致立法议程的停滞，政权的平衡被打破；然而，如果选择“以牙还牙”，采取类似的重划策略，党派间的极化将加剧，从而坐实“两党一样烂”的言论。奥巴马曾提到，“我们不能单方面允许操纵游戏”，这也揭示了这一困境的残酷性：在党派对立严重、缺乏信任的环境中，任何一方的自律都可能导致被对方压倒，而自我约束在这种环境中似乎意味着失去未来的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党面临的选择无疑是充满风险的。

第四，民主党面临的抉择不仅仅是道德与策略之间的对立，还有政治风险。其采取的策略虽然可能有效巩固核心选民基础，但同时也可能疏远那些厌恶党争、渴望政治平衡的中间选民。皮尤研究中心今年1月的民调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两党都在为自身利益操纵选举规则，仅19%的年轻人信任联邦政府，这一现象本身反映了公众对两党政治行为的普遍厌倦。如果民主党在选区重划问题上的做法被视为与共和党无异，则可能面临选民对其道德号召力的质疑和对其政治立场的疏远。此外，法律挑战与打破“十年一划”惯例的恶性先例，可能使美国选举地图陷入长期的不稳定与动荡，进一步削弱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与合法性。

在这场政治豪赌中，民主党试图通过“防御性正当叙事”将其行动包装为“守护民主的必要之恶”，试图把自己的策略合理化。然而，无论最终的胜负如何，真正受损的，或许是公众对民主程序本身的信任；制度在极端对立中的带来的凝聚力与共识，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通过一场争夺选区重划的博弈，民主党不仅在政治舞台上拼杀，更是在对美国民主的未来构建一个充满风险与挑战的历史命题。

一场关乎选区重划与民主存亡的“囚徒困境”

在美国选区重划的政治舞台上，两党的行动逻辑与“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完美契合。从博弈结构上看，双方的最优选择本应是共同放弃操纵、维持选举的公正性——这最符合民主制度的整体利益。然而，在极度缺乏互信且高度极化的环境中，背叛成了压倒性的理性选择。共和党深知，若己方主动操弄选区而民主党恪守原则，他们将获得巨大的席位优势；反之，若民主党背叛而共和党自律，则自身将处于弱势地位。对民主党而言，逻辑同样如此。在无人遵守规则的情况下，独自坚持原则无异于政治自戕。于是，尽管明知合作才是最优解，背叛却成了每一方个体计算下的必然策略。

这一困境迅速从理论推演转化为全国性的政治现实。得州的共和党人率先打破“十年一划”的惯例，启动有利于己的中期重划；作为回应，加州的民主党人宣布将推行对冲性的选区方案。佛罗里达、俄亥俄等红州与纽约、伊利诺伊等蓝州也相继卷入。一场旨在巩固权力的行动，由此触发了两党之间全国性的“政治军备竞赛”。选举地图不再是人口分布的客观反映，而沦为党派意志的角力场，其形状的扭曲程度，成为衡量政治极化的可见尺度。

斗争的形式也随之升级，从议会内的程序博弈蔓延为逾越常规的政治对抗。在得州，民主党议员一度以集体离场的方式试图阻挠表决，导致州议会因人数不足而停摆；而共和党控制的州政府则以吊销缺席议员资格、发出逮捕令和提起司法诉讼作为反击。特朗普甚至公开暗示可动用联邦执法力量介入，此举不仅突破了政治惯例，更模糊了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边界，将地方性争议推向宪政冲突的边缘。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州议会大厦举行的会议召开会上，州民主党人选择缺席（图源：美联社）

最终，这场囚徒困境所带来的，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制度性消耗。两党或许能通过操纵在短期内获利，但长远来看，公众对选举公正性的信任将持续流失。当“两边一样烂”成为普遍共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根基便遭侵蚀。更深远的是，这场困境彻底重塑了美国的政治逻辑：选举的重点从争夺选民支持，转向争夺规则制定的特权；从“在规则内竞争”变为“为改变规则而斗争”。

内政的镜像：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层逻辑

美国这场关于选区重划的“政治军备竞赛”，折射出三个关键维度，即权力集中、规则操纵和囚徒困境式的国际竞争。这些维度不仅揭示了美国内部政治策略的转变，也反映了其对外政策的逻辑，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

首先，“杰利蝾螈”的实践反映了一种权力集中的趋势，其中政策的制定往往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集团或党派利益，而非广泛的国家或国际利益。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倾向，其政策选择往往强调短期的国家利益，如贸易保护主义、移民限制和对盟友的经济压力，这些措施旨在巩固其政治基础和选举支持。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对外政策的制定更加偏向于维护特定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基于更广泛的国家利益或国际合作的考量。例如，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通过提高关税和重新谈判贸易协定，旨在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和就业，但这种做法可能损害了长期的国际贸易关系和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同样，对移民的限制政策虽然短期内可能满足了一部分选民的需求，但长期来看可能对美国的多元文化和创新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特朗普推动的“中期重划”和“特朗普蝾螈”策略，体现了一种对现有规则的操纵和重塑，这种策略的升级不仅改变了美国的选举地图，也改变了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在这种逻辑下，权力的巩固不再仅仅依赖于争取民心，而是可以通过对制度和规则的精确操纵来实现。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对规则本身的工具化倾向，即规则和制度不再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基础，而是成为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这种对内政治策略的运用可能揭示了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某种倾向。特朗普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决策，如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等，显示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轻视。这种态度可能源于一种信念，即在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过程中，制度和规则的操纵比遵守规则更为重要。这种策略可能会对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国承诺和可靠性的怀疑，从而削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鼓励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策略，从而破坏国际合作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最后，美国选区划分的政治演化所体现的“囚徒困境”逻辑，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大国竞争的分析有着相似之处，在缺乏信任和有效沟通的背景下，自我保护的本能驱动了对抗升级的循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是指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引发与现有大国之间的冲突，而当下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在学界被广泛讨论的议题。在缺乏政治互信的环境中，每一方都可能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这不仅在美国国内政治中表现为选区划分的策略运用，也在中美关系中表现为双方的战略竞争。中国崛起被美国视为对其主导秩序的威胁，而美国的遏制措施又被中国视为对其发展权利的压制。双方的一系列强硬措施和反制措施，正不断推高紧张局势，呈现出一种“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恶性循环。美国强化亚太军事部署、实施“对等关税”，或在高新技术领域扼住中国的咽喉，以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而中国通过开拓多元出口市场（如东南亚）与加强军事巡演等方式，以确保其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被视为理性的自我保护行为，但长期来看，它们可能会加剧双方的紧张关系，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即双方的行动和反应不断升级，最终可能走向冲突。打破这一困境需要建立和加强互信，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分歧，以及在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上寻找合作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

吴雨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学生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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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詹蕴第

排版 | 吴雨彤

初审 | 王希圣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