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抗战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欧美一些长期专注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认为，这场战争不只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它对现代中国的形成至关重要。

　　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在其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 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说：“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不仅是军事冲突；它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并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为什么是抗日战争，而不是更早的外来入侵，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原因在于这场战争的全面性。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J. van de Ven, ）指出：“对日作战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在总体战压力下，指挥、后勤与动员制度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

　　先前的冲击，如鸦片战争、甲午战败、通商口岸的蚕食，常常在空间上或时间上是有限的。而日本的侵略对整个民族的生存构成威胁。它让普通家庭与精英都切身感到：国家能力，即国防、资源动用与基层行政执行力，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死存亡。

　　在此框架下，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的“冲击—回应”范式揭示了外来侵略如何暴露了国家的软弱，并促使人们认识到这个国家必须有一场深刻的改革。他认为，“外国侵略反复暴露了中国国家的软弱，并迫使其进行深远的改革；对日战争使全国动员的需要变得不容忽视。”

　　简言之，抗战的极端性与广度，使“强大国家”的要求成为大众共识。

　　那么，哪个政党有能力领导民众建成这样的国家？

　　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不同的能力。但最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领导地位。

　　多位西方学者将中共在抗战中的崛起归结为三类关键因素：其一，把民族主义与基层利益有效结合的政治动员；其二，战时根据地的治理绩效与组织纪律所形成的合法性；其三，相比之下国民党在腐败、财政与行政动员上的失灵所造成的民心流失。

　　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 (Chalmers Ashby Johnson, 1931–2010)是“发展型国家” (developmental state) 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他曾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崛起有深入研究。

　　约翰逊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崛起视为其早期理论的核心，这与后来提出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有内在关联。他在早期著作中强调，中共通过抗日民族主义和农民动员（如减租减息、基层组织建设）构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与地方治理体系，这不仅解释了中共的崛起，还预示了战后中国作为“发展型国家”的组织基础——即高效的国家干预、制度整合与执行力。

　　研究中国问题的挪威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则在其著作《决定性较量：中国内战，1946–1950》中，探讨了20世纪中国如何通过战争、革命和国际互动塑造国家形态。他特别强调抗日战争期间的动员与治理经验，形成了影响1945年后与1949年后国家形态的关键连续性。

　　米特强调，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通胀与行政失灵削弱了其合法性，而中共在敌后展现出的组织纪律与清廉、兼顾民生的政策，转化为战时与战后连续性的政治优势与治理能力基础。

　　亚洲研究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指出，战时中共锻造了“延安道路”。它把群众动员、有限土地改革与地方治理结合起来，并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奠定基础。

　　他认为，这不是单一政策，而是一套综合性的治理组合，包括群众路线、减租减息、村级行政、纪律严明的部队与廉洁的声誉，把战时的合法性转化为可预见的国家能力。

　　知识分子的选择也受政治情感影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研究强调中共的“情感动员”。它把国家权力与共同体、牺牲与正义的理想紧密相连，由此吸引学生与城市知识分子投身一个以集体参与实现民族救亡的运动。

　　这些观点共同认为，在总体战情境下，谁能同时提供有效的民族动员、基层治理与组织纪律，谁就能累积决定性的政治合法性与国家能力，而中共正是在这三方面形成了系统优势。

　　外国学者还注意到了战时的政治形态具有长久的后效，抗战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奠定群众基础、组织基础与军事基础。抗战精神转化为新中国成立的重要精神与政治资源。

　　文安立强调：“抗日战争期间的动员与治理经验，形成了影响1945年后与1949年后国家形态的关键连续性。”

　　方德万的研究和分析也显示了总体战的制度逻辑，即从指挥、供给与动员的角度来看，中共将战时的军事组织能力转化为战后治理能力。

　　战争中铸就的“强大国家”观念并未随胜利而消退。它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并延续至今。

　　约翰逊基于对抗战研究而形成的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在后发展国家（如东亚经济体）中，强大的国家能力是推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国家通过干预市场、制定产业政策并有效执行来实现“赶超”式增长。

　　从这些研究看，中国从1949年的国家建设，到改革时代的现代化，再到当代的规划，“建设强大国家”始终是主旋律。

　　五年计划和相关项目从“四个现代化”到更长周期的国家目标与产业战略，以及现代的精准扶贫与共同富裕，均可回溯到一个历史的教训：软弱的国家无法保护其人民。

　　国际知名哲学家、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贝淡宁（Daniel A. Bell）及多位外国学者都把“脱贫—共同富裕”解释为对社会主义平等诉求的现代性回归，或者说是再阐释，并视为中共自抗战以来“强国家—能动员—有绩效”的治理连续性的当代体现，且与执政合法性紧密相连。

　　米特等学者还认为，抗战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居于中心位置，并塑造了中国对国际秩序及其自身角色的理解，也解释了当下以国家能力与民族实力为核心的现代化议程的延续。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