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基建的认知, 怎么还停留在“廉价修路”？北非一线观察

江琪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

【导读】截止到2024年，民营企业在外贸进出口总值贡献了24.33万亿元，占比55.5%，连续6年稳居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然而，民营企业出海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这一前提下，如何实现国企与民营企业的强强联合，增加民营企业“出海”的信息和底气，是“一带一路”2.0时代的主要问题和机遇。在摩洛哥，中国企业通过“基建+”实现了良好的嵌入，在摩洛哥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本文作者认为，现在是充分挖掘现有合作存量，助力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关键时机，作者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出发，以在摩洛哥及其他中东北非国家田野调研时获得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分析基建模式是如何推动中资企业嵌入摩洛哥、打造出系统性的协同网络，并借此进一步探索如何以基础设施为着力点，推动中国与摩洛哥及中东北非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作者指出，中摩基础设施合作存在诸多机遇和挑战，面对市场、投融资、管理方面的挑战，摩洛哥的中资企业充分发挥在中东和摩洛哥已有的合作网络优势，采用联营体合作、“投融资+”和强化属地化管理的方式予以应对，并在技术扩散、产业链构建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产生了溢出效应。

当下，“一带一路”建设进入2.0时代，如何充分挖掘基建企业前期积累的合作存量和比较优势，让民营企业能够顺利接入“基建+”模式遗留下来的各类资源网络，推动新一轮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企业出海蓬勃发展，将会成为“一带一路”2.0时代相当关键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基建+”如何让中国企业嵌入摩洛哥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共建国家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然而，中国企业出海在参与主体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创新、国际发展合作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都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2.0时代，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与地区环境，我们更加需要充分挖掘现有合作存量，通过新模式、新路径实现原有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助力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发展合作。

本文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模式：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基础设施”是一个多维集合的概念，具有议题集成的功能。空间层面，基础设施能建起促进商品、人员、思想流动的网络。经济层面，基础设施对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政治层面，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国家安全、国家间关系和地区秩序的构建，是近年来各大国影响力竞逐的领域。议题层面，基础设施与减贫、发展以及地区一体化等议题密切相关。本文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重点领域出发，以在摩洛哥及其他中东北非国家田野调研时获得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分析基建模式是如何推动中资企业嵌入摩洛哥、打造出系统性的协同网络，并借此进一步探索如何以基础设施为着力点，推动中国与摩洛哥及中东北非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中摩基础设施合作的机遇

摩洛哥是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成员，中摩两国的外交关系正加速向前发展。2015年，穆罕默德六世在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上发表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其对中摩合作的期望：“摩洛哥希望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鉴于其地理位置，摩洛哥可以在将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大西洋欧洲’和西非国家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1]2016年，中国和摩洛哥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声明。2017年，摩洛哥成为马格里布地区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国家。2018年，摩洛哥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2019年，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签署了关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2022年，摩洛哥成为北非地区首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国家。2024年9月，中国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回顾过去，中资企业在摩洛哥的交通、电力和电信基础设施领域完成了多个标志性的项目建设，为摩洛哥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中资企业先后完成的项目约占摩洛哥高速公路总里程的七分之一。2019年，以丹肯高铁为图案的新邮票“Al Boraq”的发行标志着中国公司承建的项目成为摩洛哥的国家名片。在电力基础设施领域，中资企业先后完成了杰拉达1x350MW燃煤电站项目和努奥二期及三期光热电站项目。努奥二三期光热电站全部投产后，将彻底改变摩洛哥电力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在电信基础设施领域，中资企业与摩洛哥三大电信运营商合作，显著地改善了该国的有线和无线通信系统。除了上述三大领域，中资企业在房建、市政、水利等领域的建设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丹吉尔港及卡萨港的扫描中心、穆罕默德六世大桥、塔纳福尼亚水坝等项目在港口建设、城市化发展、水资源利用等方面推动了摩洛哥现代化的发展。

在良好的合作基础和极具吸引力的要素禀赋的加持下，中摩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新三样”、人工智能等领域迎来了新的合作机遇。在国家治理层面，为了满足与人口和城市化相关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并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空间不平衡等问题，摩洛哥计划大力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并使该领域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在地理区位方面，摩洛哥的地理位置和区域港口使其成为连接中东、非洲和欧洲市场的主要枢纽，近年来众多中资企业纷纷前往摩洛哥投资建厂。在产业结构层面，中摩两国的产业规划高度契合。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升级既是客观规律，又是现实选择。与此同时，摩洛哥也加快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中摩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高度的契合性和互补性使两国可以在巩固传统部门合作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在新兴领域的合作。此外，摩洛哥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多元包容的文化也为中摩两国的经济合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中资企业应对挑战的策略

虽然中资企业通过工程建设的速度、质量及项目产生的效益逐渐打开了摩洛哥的市场，并树立了“中国制造”的良好形象，但仍面临市场、投融资和管理层面的挑战。

市场层面，摩洛哥的中资企业在基础设施领域主要面临与欧洲公司和本土企业的竞争。法国万喜集团、布伊格集团和西班牙ACS建筑公司等欧洲企业在摩洛哥深耕多年，在社会资源、财税处理和项目运作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相比于欧洲企业，摩洛哥市场对中资企业比较陌生。此外，由于摩洛哥在保护国时期就已在建筑领域进行了工业化的探索，当地的大型建筑公司具备较强实力，中小型建筑公司数量众多且具备当地熟人社会网络的资源加持。为保护当地的建筑公司，摩洛哥招标方在评标时施行国民优惠政策。在评标环节，当地公司的标价享有15%的国民优惠待遇，且摩洛哥的基建项目多采取最低价中标的模式。如果中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同时以1000万的价格竞标，后者的标价会自动被视为850万，这种情况对中资企业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市场开发、资源网络、招投标等环节，中资企业均需有针对性地进行多维度、系统化的布局。

在投融资环节，摩洛哥的资本体系与欧洲的资本市场紧密相联。欧盟一直通过各种发展基金和投融资机构为摩洛哥的能源、水和交通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个别金融机构更是免去了摩洛哥的贷款利率。在欧洲资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摩洛哥业主要求承包商进行投资或变相垫资。相比于欧洲的金融机构，在投融资成本方面，中资银行的外币资金拆借成本较高，贷款利率缺乏优势。[3]在项目的筛选方面，中资金融机构在做出资决定时往往会考虑项目是否与中方企业关联。但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摩洛哥公开招标的项目无法事前确定是否与中资企业关联。此外，我国主导的“两优”贷款主要面向有主权担保的政府类项目，对项目的优先性、经济性价比方面有更高的要求，且在有额度限制的同时，将资金落实的周期设定为2～3年。可以看出，中资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支持的同时，把规避债务违约的风险看得比较重。而在支持“小而美”的民生项目的落地上，相关投融资机制的设计还需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同时，兼顾所在国的具体投融资环境。

在管理环节，中资企业面临多项隐性成本。例如，摩洛哥相关法律对企业税收、劳动就业、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刚进入摩洛哥市场的中资企业如果对相关法律不了解，很容易付出额外成本。在税收方面，摩洛哥基本沿袭了法国的税收体制，对税务的审查较为严格。如果企业未做好原始资料的存档工作，且未聘请曾在税务管理部门工作过的当地人和权威有经验的当地会计事务所，那它大概率会面临较高的税务罚款。在劳工的管理方面，摩洛哥当地工人的维权意识较强，加之工会的影响力、本地工人的工效及节假日较多等因素，企业控制工期的难度较大。在工程施工及验收环节，摩洛哥的基建项目严格执行法国规范，每段工程的验收环节往往会导致施工效率降低、施工成本增加。在政策与法律之外，该国的混合土地所有制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工程项目面临开工难、易中断和工期滞后的风险。

▍中摩基建模式在中东北非的溢出效应 

中东北非国家相似的宗教文化、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使得中国的基建企业在该地区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中摩基建模式的应对方案在该地区具有可复制性和推广性。该模式的成功得益于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协同网络，这一网络不仅助力基建模式的升级，也促进了中国与中东北非地区产业链的整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中东北非国家构建了以基建合作为支点、区域间产业链整合的系统性资源联动的合作模式。

1978年以来，以国企为主导的中资企业在对外投资和承包工程的过程中不断累积资源和经验，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成就。中东是我国基建行业“走出去”的第一站，基建合作不仅为彼此的发展提供了短期经济刺激，也为双方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合作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由于中东北非国家在政治结构、经济模式、社会文化、法律体系等方面具备多重相似性，中资企业在该地区早期的基建探索能够为其他中资企业参与的中摩基建模式提供了可参照、可借鉴、可依靠的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在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构成的支持体系下，中国在中东北非国家基建投资的方式和数量进入了高质量快速增长期。可以说，中摩基建模式的成功发展是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下不断累积资源和经验的结果。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欧洲、中东、北非国家间在基础设施、贸易及产能等领域快速增长的合作规模，构成了中资企业深化垂直领域和区域间产业链整合的基础。在垂直领域，中资企业借助总公司在这些地区积累的供应链、价值链及社会关系等资源，推动子公司及其他中资企业进入当地市场，并使其作为企业联动的平台，促进更多中资企业在该区域的发展。其他进入该地区市场的中资企业可以通过与基建类企业的良性互动，优化资源配置、抢占该区域市场的发展先机，形成“滚雪球效应”。以摩洛哥为例，该国多元化的国际贸易协议网络、自由区法令、自由贸易协定的税收优惠使其成为各国企业争相投资的热点国家，来该国建厂生产以出口欧洲、非洲、中东市场的“新三样”领域的中资企业逐年增加。中资企业要想进入摩洛哥，需要有熟悉该国的企业来进行产能对接，深耕该国市场多年的基建类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企业联动的方式帮助中资企业打开了在摩洛哥和欧洲的市场，由此也催生了更多的道路、厂房、工业园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由此构建的产业互助网络不仅有助于中资企业的发展，也为中摩两国产业链的优化升级构建了良好的生态网络。

区域层面，面对中东北非地区相似的政治生态、社会网络、部落文化和安全挑战，中资企业在充分了解和掌握企业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人力资源属地化、材料设备属地化和社会关系属地化的管理，其积累的经验可在该地区不同的国家进行“横向复制”。人力资源的属地化是指为了更好地掌握当地的市场信息并融入当地市场而采取的聘用当地雇员、提升中方员工的综合素质、加强员工之间的磨合沟通等措施。笔者在不同国家调研的多家中资企业里，中方员工基本都可以与当地员工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员工之间步入婚姻的案例也不在少数。材料设备的属地化是指构建公司在所在地的贸易物流链和采购数据库，以节约采购成本、确保施工顺利开展。以中建为例，该公司经过多年深耕构建了中东北非的采购数据库并成立了博昂建筑贸易公司，负责协助总公司在该地区开展建筑相关材料和设备的采购及出口。社会关系的属地化是指加强与所在地的政府机关、当地企业、供应商、分包商等各环节的参与者的沟通联系，以构建企业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中铁建公司为例，该公司致力于与当地分包商构建紧密的联合体，通过用当地人管理分包商的方式，逐步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管理模式。在该模式的带动下，中铁建有效构建了在当地的社会网络，降低了由“信息差”带来的隐性成本。

在“软件”基础设施领域，中东北非地区的中资企业除了通过项目树立品牌形象之外，还通过媒体宣传以及履行在当地的社会责任提高自身的软实力，成为该地区中国企业能够共同享有的区域公共产品。在媒体宣传方面，中资企业充分借助企业的官方网站、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传统媒体等传播方式，多渠道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信息的传播覆盖率。在传播内容上，中资企业多以当地民众的视角和第三方评价，突出企业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中资企业通过提供就业和技术培训、支持慈善公益活动、加强与社区的沟通等方式，实现了与当地社会的共同发展。在提供就业和技术培训方面，中资企业从所在国高校培养和招聘技术人才，以促进就业为切入点与当地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为项目当地的雇员提供专业的培训，把对安全、制度、技术的学习贯穿于工作的各个环节，企业在保证工效的同时也在当地储备了相关的技术人才。以华为为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华为为所在国政府安装了视频会议系统，并通过远程设备协助医生进行诊断。疫情后，该公司积极对接当地政府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深入贫困边远地区搭建通信基础设施。此外，该公司注重本地人才的培养，定期对其进行培训，员工的本地化率达70%。由于突出的社会贡献，在官媒报道的大型政府活动中，总能看到该公司人员出席的身影。

▍“一带一路”2.0时代的“基建+”模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国的产业结构将通过“补短锻长”进行巩固升级。[5]这一过程需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构建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以摩洛哥为代表的中东北非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要完善国内的经济结构，也需将自身的发展置于全球的经济发展框架内。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基建领域的中资企业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产业转移和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为其他产生经济增长效应的产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形成了基建带动产业链发展延伸的“基建+”模式。随着国际秩序进入深刻调整期，经济全球化将更加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力量的规约和塑造。全球化的资本利用价值链重组了全球地理空间后，将面临如何与依然坚固并且更加主动的民族国家和解，以确定新的生产场地和生产形态的问题，经济全球化会继续以更为多样、可接受的本土化、区域化方式展开。[6]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以国企为主力军的“走出去”战略下，我国的基建企业通过项目建设的速度、质量和投融资规模等优势促进了合作各方的协同发展。而在需要充分发掘民营企业潜力的“一带一路”2.0时代，如何充分挖掘基建企业前期积累的合作存量和比较优势，让民营企业能够顺利接入“基建+”模式遗留下来的各类资源网络，推动新一轮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企业出海蓬勃发展，将会成为“一带一路”2.0时代相当关键的问题。如何认识“基建+”模式，如何将“基建+”模式与之后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调研、思考与讨论。

编辑 | 吴应娟

参考文献

[1] King Mohammed VI,“Full Text of HM the King’s Speech to Second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The Mapnews, December 5, 2015.

[2]El Mostafa Rezrazi,“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View from Morocco,”The ChinaMed Project, 2019, p. 33.

[3]马骏、佟江桥：《“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融资模式、问题和建议》，载《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第3期。

[4]驻摩洛哥使馆经商处：《中交集团正式入股丹吉尔科技城建设公司》，商务部官网， 2020年11月6日。

[5]高伟、陶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深刻内涵、现实逻辑与实施路径》，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6]杨雪冬：《疫情危机带来全球化新动向》，载《光明日报》2020年5月7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