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伪史论争吵，需要破除“找爹赢学”

文 |  天书 猫骑士

最近关于西方伪史论的争吵又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同时舆论场上还有一些表面无关，但实际内在大有关联的舆论事件，如高志凯线，沈逸蔡正元论战，甚至最新的“有辱国格”事件等等，随着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各种“主体性之争”未来只会更多更猛烈。

实际上，伪史论战的参与者们，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应该首先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西史辨疑争论同上世纪何新那批人搞伪史论时相比，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动机都已经截然不同了。

所以，用对何新时代的批判套路来对今天对西方的正常质疑进行审丑和鄙视是自讨没趣的，吵到最后就容易变成屁股之争和领班姿势秀；同样，对西方历史辨疑者来说，用何新时代的伪史论方式去搞也行不通，并不符合新时代的需要（比如永乐大典梗，不管这东西源头到底是伪史论的人搞的还是串子搞的，确实都对正经的西方历史辨疑造成了严重干扰）。

新时代的需求是什么？是完成新时代的中国主体性建构，并从这种主体性出发，去重新审视西方文明，重新审视整个世界的历史脉络，也重新审视自己。

这种主体性审视当然不是要学西方殖民者一样去搞东方主义，而是在这个时代，比起列强们大搞日耳曼赢学导致文明衰颓，从近代落后于西方开始，中国人在追逐主体性重建的残酷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基于历史唯物的认知和评判标准（其精华就是实事求是），如中国考古论证的高标准严要求一样。

过往，我们通过向内审视，严格要求自己（很多方面甚至到了内耗的地步），今天，中国的伟大实践证明了这套严格的认知和评判标准，起码能比日耳曼赢学世界能更好的，更客观公平的解释和指导当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无需像西方中心论者那样宣扬自己是永恒真理，只需基于这套严格标准和实践结果进行客观比较，谁的置信度更高自然一目了然。

何新伪史论时代的时代背景和现在大不一样。正像我们在之前两天文章中说的那样，民粹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对于红脖子群体反科学搞阴谋论，长期以来民主党白左精英们的傲慢和进步主义霸凌需要负一半的责任。当时，整个中国从清末和五四以来积累的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和推崇，经过改开后八十年代的再一次追捧，已经从非理性走向了狂热。

“千万次的问”

在明末西学东渐时期，当时中西强弱分化还未明显，中国士大夫们基本是以纯粹学习知识、探索真理的理性主义视角去接纳和理解西学。鸦片战争之后对西方文明的再次引进和推崇，起初是基于改革自强的实用主义。在清廷崩溃，中华民族开始救亡图存后，由于社会发展程度和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使得从五四运动引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到后来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用主义的主基调之外不可避免的开始夹杂一种非理性情绪。建国后，这种非理性情绪在知识界，在社会层面未曾淡去，最终在八九十年代迎来狂热爆发。

所以，何新时代的伪史论，本质上是在国力和文化上还落后的时代，对西方狂热崇拜引发的一种过度免疫反应，它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面对大行其道的“河殇论”，“秦制原罪论”，“东方野蛮论”，后发国家基于民族/文明自信心对叙事中心进行非理性反抗，去魔法对轰，是一件再普通和正常不过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已经告别这个阶段了。今天让各路希腊罗马推崇者，文艺复兴鼓吹者，理性启蒙传教士们十分难以接受，绝不愿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中国，在百多年来对西方文化技术进行实用主义式的兼收并蓄学习赶超之后，不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而且在这个乌烟瘴气的赢学世界中成为了捍卫理性主义的少数另类。

我们的实践努力所产生的成果，让我们可以凭借实力而不是应激去审视和回敬狂热，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去排除干扰，去用理性主义和平等视角重新审视西方历史和整个世界。

所以，今天的中国要做的，也在做的，不是像何新时代那样，还搞边缘对中心定义的反击，这层次已经不符合中国今天的位置了（何新式伪史论这种边缘对中心定义的反击，本质上还是从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范式），而是用我们的主体性去公平审视。

从这种新时代的主体性出发再看今天的伪史论之争，就可以实现降维打击。

第一层——

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事实，考古不是一个证实/证伪的逻辑实证主义活动，而是一个基于置信概率的贝叶斯主义活动。

也就是说，在具体到某一个古代事物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只能说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或是假的，我们通常对历史“真伪”的讨论，实际上是在讨论某个对象的置信程度。长期以来，中国考古活动的自我要求，以及西方对我们的审视都是这种高标准。今天我们用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同样来审视和要求西方，是没有任何特殊针对性的，很正常很正当的一件事情。

这一层也是当前严肃的相关争论参与者们的共同要求。不要上来就像宗教狂热分子一样宣称谁是真理谁不容置疑，大家用同样的标准比比置信度，不愿意或者不敢这样做，只会打滚扣帽子的人，显然就没有置信度，没有科学性可言。

第二层——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视同仁，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僭越不对，张冠李戴不对，把别人的成就和光辉戴在自己头上更不对。要破除一切“因为我优越所以我优越，因为我赢了所以我赢了”式的日耳曼赢学话术。

从这一层出发，很多争论的坑就没必要跳了。比方说，还在争如亚理士多德多少伪作，争埃及出土的草鞋是开门的还是上周的，从中国严谨的考古标准出发，当然都可以争。但西史辨疑者们也要小心掉进坑里，毕竟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很容易出现想当然，不严谨和漏洞，被人抓到话柄。所以作为不懂考古的笔者，也不会介入考古具体的真伪讨论，因为相关知识水平不足以进行高质量的讨论。

但是有些问题早已经比较清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也好，古希腊古罗马也好，跟近现代盎撒和日耳曼人种的霸权和优越论到底有多大关系?对于韩国式的伪造历史和土耳其式的乱认祖宗大家都会嗤之以鼻，为什么到了西方这里，不管上古时代的哪个文明哪个人种，只要离今天的欧洲近一点就会被当成日耳曼世界的祖宗，就成了我祖宗赢了所以我赢了？

这里有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如果我祖宗赢了所以我赢了这套逻辑成立（这祖宗还是乱认的），那在西方今天赢学和绩效双破产的当下，日耳蛮输了，也就等于他祖宗输了。按他们当年PUA中国人的那一套，要搞反思，要搞希腊罗马原罪论，要搞“海殇”；

如果古希腊古罗马爱好者和卫道士们不想搞“海殇”，那起码就要承认，这些上古文明跟近现代的西方世界没有那么直接的继承关系，勉强说，顶多也就是另一个世界线的日韩东南亚之于中国。要想维护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地位，就要跟当代西方的皈依者们主动划清界线。或者摆明屁股承认自己就是坚定捍卫西方优越论。总之，别还想着能既要又要又当又立。

实际上这种视角不论中西，也早已有丰富的学术研究。比如，王绍光先生有本讨论欧洲古代民主与共和这两者的概念和制度变迁的书《抽签与民主、共和》，其中指出了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主流的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中，很多都反对雅典式的民主理念。甚至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也不是主流理念，革命的目标是反专制和代议制共和（据书中引用的西方学者资料称，在大革命过程中，“民主”这个词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过）。到代议制共和普遍出现后，通过“代议制民主”概念对古典时代以来的民主理念实现了李代桃僵，西方政治和思想界才把民主树立成大旗为己所用。

二是雅典式的古典城邦民主制中，核心机制是抽签，根本不是票选。古罗马虽然搞选举，但抽签机制在其中也起到相当作用。后来，在以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城邦中，抽签在贵族寡头共和的运作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从启蒙主义神话以来，神话塑造者们一边通过把民主与共和理念上溯到古希腊罗马，用以证明西方从古到今的优越性，一边绝少提及，或者根本不承认雅典的抽签式民主，反而把代议制票选包装成西方的自古以来。

本书内容当然不是中国学者的一家之言，而是在诸多欧美研究者的成果之上的总结归纳。对于启蒙主义神话和由日耳曼世界建构的西方中心论，欧美思想界自己也有诸多反思。然而，一方面，正经的学术研究枯燥沉闷不易传播，一方面长久以来，西方主流意识机器及其附庸者们，对这类研究的传播又多有压制。

今天日耳曼赢学的流行正好提供了一种解构武器，可能就在不久以后，随着欧美衰退加剧，对日耳曼世界这种乱找爹的行为进行解构和审丑的文化输出就会大量出现。

这也是当前日耳曼学作为一种中文网络键政学说，比过往其他键政学说都有更解释和解构生命力的原因。由于人类的世界和历史只有一个，因此当讨论的视野提升到中国与外部的比较之上的时候，基于“可复现”的实验理念的一切叙事都变得非常可疑了，这与自然科学和形式科学的研究范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我们无法得知另一个世界线里人类历史的演变，那么又怎么能用一个所谓的“客观”标准来衡量中国与外部的优与劣呢？

所以，从我们的原生文明视角和主体性出发，不用假设一个“客观”的标准，从现象出发又回归现象，通过置信度比较的贝叶斯主义世界观就必然有更强的解释力。在这种“以我为主”的观察过程中，日耳曼世界的种种神话包装在现实的映照下自然而然就被祛魅了。失去了这些光环之后，真相自然会浮现在我们面前。

第三层——

当破除了西方这套“因为我祖宗优越所以我优越”的神话，再基于中国人自身的理性实践成果回头审视，就会发现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神话中，其理性成分是十分可疑的。

这当然也不是中国人的一家之言，稍微了解些西方近现代思想史都不难发现对理性主义的诘问和反思。但西方现代哲学中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往往又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中，基于哲学和思想史的脉络的构建，这种反思和解药的寻找往往又会一路回溯到康德黑格尔中世纪直至古希腊，就又形成了一种祖宗神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美当代打着马克思旗号的左翼哲学大儒们很多都跳不出欧洲中心主义。

破解西方理性神话更有价值的视角是哲思色彩比较弱，但更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气质的各种新型全球史研究。这些理论或指出近代以来世界的中心-边缘-秩序的本质（如沃勒斯坦《世界体系》），或探讨西方产生工业革命和科技突破背后的地理决定因素或历史偶然因素（如彭慕兰《大分流》），或者指出战争资本主义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如贝克特《棉花帝国》）。

（马克思学说本身正是一部内涵了深刻反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这可能是在历史地缘和体量上更适合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比欧美能更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原因）

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一先生的《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迷》。这本书中，关于“战争-商业循环”对科技和工业革命突破的决定性作用比《棉花帝国》的“战争资本主义”概念讲得更为清晰透彻。

仅从以上简短介绍中读者们就不难看出，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都是对西方崛起之迷去神秘化，以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切断了西方崛起和祖宗优越之间的关系。如《科学革命的密码》中所总结的，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是国家竞争长期军备竞赛的产物，它既和什么大宪章运动和光荣革命没有必然关系，也与韦伯的西方优越东方落后论没有必然关系。

既然理性主义在这其中起到的不是主要作用，那理性神话本身就很可疑了。脱离哲思领域回到历史现实中，我们要问西方的理性主义体现在哪?是资本主义的血腥殖民不择手段，对利润的狂热追逐，还是战争，侵略，甚至大屠杀这些东西很“理性”？（这里要强调下，并不是否定西方哲学概念中的理性主义，但显然哲思和历史现实呈现的东西存在相当差距。另外，关于大屠杀涉及的“工具理性”这里就不展开了）

从我们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再回头审视就会发现，在当前这个时代，还在把理性主义神话上溯到希腊罗马，这仍然是一种日耳曼赢学，用理性光辉包装依靠十字军式战争崛起的非理性底色。拼命通过吹捧各路古代文明的优越来证明自己的优越，通过维护古希腊罗马的理性光环来证明自己理性，是一种可怜的找爹行为。在当下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找爹赢学”干的越多，就越是让人觉得可怜。

所以对这种行为我们没必要太消耗精力去一一辨疑，而是要多通过解构，模因，审丑的方式指出这种行为的本质，这不仅能减少第三世界的无谓内耗，也能真正还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等古老文明以真正的历史形象和地位。

最终，我们构建新时代的主体性，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世界。我们的时代需要从第三世界的，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更公平平等的视角重新审视，回溯和建构。

中国人也好，整个第三世界也好，大家只是想破除西方中心论和种族优越神话而已。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事情，西方各路学者思想家们自己不也在做吗？为什么国内一些人要把此视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情绪”呢？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早就有了，如本文列举的两本书都已经有点年头，说明国内学术界并非没有能力没有视野。那么，为什么这些本来早就已经清晰的研究到现在还处于小众，还在学术和思想舆论领域被一些人扣帽子呢？

终归，真正的平等公平从来不是空谈就能达成，没有主体性，没有维护主体性的力量，平等和公平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