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库生态洗牌，我们如何赢得话语权？

Club 提要：金砖国家峰会刚在里约闭幕，北京也刚举行了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多极共治、南方崛起、制度革新正成为新共识。在这场全球秩序重组中，智库力量日益走向前台，不再局限于政策建议者角色，而转型为规则制定者、行动组织者与叙事设计者。

全球智库格局正在发生三大变化：一是职能升级，智库不仅提出问题，更参与执行；二是结构重构，从单点研究转向跨界网络与生态型平台；三是价值观重塑，全球南方话语不断上升，与西方体系形成分庭抗礼的多元知识生产体系。人工智能+开源情报、多学科快速协作与社群驱动传播，已成为新一代智库的标配，并且以“在地合法性＋全球影响力”作为核心竞争力。

在政策内容上，智库议程不断向治理规则设计、发展正义衡量与制度创新延伸。从南南气候金融机制、数字主权框架，到参与式治理实验，全球南方智库正联手推动政策样本的共享与复制，强化新型制度输出能力。这些转变正逐步打破旧有知识垄断，把政策起点从达沃斯、慕尼黑带回突尼斯、阿克拉和雅加达等南方国家。

未来的全球政策空间，将更复杂也更开放。智库不再是权力的附庸，而是国际秩序的共建者。对全球治理而言，这不是边缘势力的突围，而是文明自觉的重构信号。本文将系统呈现这一轮全球智库变革浪潮的核心趋势、典型实践与前瞻路径，供广大读者参考，也欢迎留言评论。

“北京对话”作为新兴高端智库，从北京到华盛顿，从莫斯科到慕尼黑，从里约到塔什干，成立两年来已组织或参与百余场高层对话，见证并引领着智库行业变革。本文将以跨界协同和数字化工具为线索，剖析智库如何从政策建议者蜕变为议程塑造者和实战推动者。

一、“认知权力”再分配：智库产业风口到来

全球智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截至2025年中，全球智库数量已突破1.2万家，5年内增长近5000家。这波增长浪潮主要来自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年注册增速接近10%。气候危机、科技变革、地缘动荡等持续冲击，使各国对政策分析的需求不断上升，推动智库在“危机常态化”的背景下成为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设施。

在北美和西欧，智库的财力已堪比中型大学。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其2023年末基金总额达5.38亿美元，年收入近9000万美元。2019至2023年间，美国前五十大涉外政策智库共接收超过1.1亿美元海外资助，以及3500万美元国防企业捐助。这些资源使西方智库能够拓展议题边界，从人工智能伦理到社会公平评估，全面介入联合国、G7等多边治理机构与跨国企业联盟的议程制定。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的智库日益崭露头角。摩洛哥“全球南方政策中心”在2024年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为最不发达国家设计工业战略，使拉巴特成为南南政策创新的重要节点。海湾地区则借助地缘突破拓展影响力。自2024年阿联酋加入金砖国家以来，其阿布扎比政策局即凭借932亿美元的非石油贸易关系，积极参与“去美元化”讨论。整个阿拉伯地区也在加强协作：2024年9月，多哈发起“中东北非智库论坛”，联合50多家机构，围绕安全、治理与经济韧性展开区域性研究联动。

金砖国家本身也在强化话语建构能力。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已跻身全球百强；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则主办气候与数字治理等多边实验室。金砖新开发银行亦频繁在雅加达、约翰内斯堡等地组织政策圆桌会议，借此对冲G7主导的全球话语体系。

东南亚智库同样势头强劲。2023至2024年度，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举办近百场大型活动，媒体引用率显著增长。其2025年区域展望论坛直言“摆脱西方资助渠道”，主张通过联合国和金砖国家等平台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协作。这种“南南路径”不仅具备成本效益，更增强了本地议题的全球表达力。

智库竞争，已从资源规模走向叙事能力的较量。西方靠雄厚资金影响全球规则制定，全球南方则借地方知识和议程设置权，推动多极化治理。在这一全球思想市场中，资本与规模固然重要，但叙事敏锐度与地区合法性，正成为越来越关键的竞争筹码。

▲2024 年 9 月 24 日，由中东全球事务委员会（ME Council）与贝鲁特美国大学伊萨姆・法里斯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研究所（IFI）联合主办的中东和北非（MENA）智库论坛在多哈圆满落幕。为期两天的活动汇聚了阿拉伯地区的主要智库，共同探讨影响该地区的关键挑战，并探索深化机构合作的策略，期间参与者交流了最佳实践、制定了未来合作计划，强调了联合应对复杂地区问题的重要性。来源：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二、“智力枢纽，产品立足”：智库的新身份逻辑

全球智库不仅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迅速扩张，更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们不再只是学术研究者或政策顾问，而是主动出击的“行动者”——兼具思想资源与运营野心，旨在持续输出影响力、创造营收、推动议程落地。

这场转型由“企业化”驱动。 2025 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已有超过 60% 的智库提供商业服务项目。以经济学人智库（EIU）为例，其2024财年收入达4420万英镑，主要来自订阅服务、数据产品和顾问咨询，客户续约率高达91%。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则设有“iDeas Lab”创新工作室，直接与付费客户共创互动报告和数字工具，模糊了研究与产品开发的边界。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遭遇制裁后转型为“研究+咨询”混合体，重塑营收结构，60%来自政府，25%来自企业，与传统智库逻辑渐行渐远。

这一趋势在全球蔓延。巴西的瓦加斯基金会（FGV）推出“政策加速器”，为地方政府和中型企业提供数据、法律与公关一体化服务。在累西腓制定的数字交通方案不仅落地本地，还卖给了圣保罗和蒙得维的亚，实现了“公共产品商业化”。

在募资日趋“政治化”的政策环境中，独立创收反而是机构保持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非洲政策研究所（APRI）将部分的资金来源从欧洲基金会转向非洲风险资本与侨民资源，并设立盈利子公司APRI Labs，为西非国家提供能源转型评估服务，既扩大了地区影响力，也降低对捐助方的依赖。

但企业化只是身份转型的一层。新一代智库还是“生态系统”：跨界整合智库、媒体、公关、游说、咨询等多种职能，以推动实质性社会变革。西班牙Bofill基金会将总部改造成“社会中枢”，引入社会组织与初创公司协作共创，办工作坊，孵化顾问公司，支持地方政府推行公平政策。2024年多哈召开的中东北非智库论坛则建立阿拉伯智库网络，统一发声、迅速回应、区域联动，聚焦加沙重建、能源安全、疫情复苏等关键议题。

雅加达的CSIS印尼分部则打造“行动中心”平台，整合政策团队与法律、传播、战略顾问，不只服务政府，也支持民间运动。它参与推动印尼2025年食品法改革，协助起草法案、动员青年、组织跨部门游说。阿布扎比的Trends研究所更像一个叙事发动机，产出多语种政策内容、播客、影响者简报与价值引导系列。2025年，它在北非高校推出人工智能伦理阿语课程，试图重塑区域认知体系。

最具雄心的智库是真正的行动者。在全球南方，这一趋势尤为显著。这些机构兼具本土视角与全球眼光，必须基于实际成效才能立足。内罗毕的非洲未来论坛（Future Africa Forum）汇聚本地领袖、侨民技术专家与原住民知识持有者，开发气候移民模拟路径，最终被非盟采纳。该论坛集研究、融资与动员于一体，绕开国家机制，直面现实挑战。

这些混合角色揭示了一个深层变化：智库的输出早已超越报告：媒体内容、仿真模型、试点项目、资助管道、法律战略——一应俱全。分析即影响，研究即干预，知识即基础设施。谁能跨界整合、迅速行动，谁就能塑造现实。那些还未转型的，将逐渐边缘化；而那些适应得快的，将逐步从建议提供者成为决策环节的组成部分。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专家精选内容涵盖了对影响市场走向话题的实用见解，能帮助人们及时了解影响商业决策的重要全球趋势，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疫情、数字支付等塑造全球前景的各类发展动态的分析合集。EIU 也是整个经济学人集团第三大收入支柱。来源：EIU

三、智库新手腕：实时预测风暴，也能推波造势

智库正以自负盈亏的企业体、跨界联动的网络节点、实操导向的行动平台三重身份，持续扩展其边界。如今，它们的方法论已发生变革：人工智能（AI）主导的开源情报（OSINT）、灵活组建的跨界专家团队、以及由受众驱动的传播策略。这些手段共同推动智库从传统研究所，变成实时感知、快速响应、影响广泛的决策发动机。

AI和OSINT成为核心工具。以Fivecast平台为例，其能自动采集分析数百万条媒体数据，捕捉舆情变化、叙事走向和虚假信息波动，及时为政策团队提供预警。DataScouting平台则融合电视、电台、社交媒体、暗网与传统媒体内容，通过算法识别危机并将洞见直送给部长级仪表盘。连数字取证机构也在迭代策略。大西洋理事会的DFRLab于2024年推出FIAT平台，动态追踪超过75起美国选举干预案例，随着新证据更新内容，为多国北约成员提供战略参考。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兴问题，智库更加广泛地建设并调动独立研究者资源。英国开放数据研究院（ODI）2025年扩展其研究员项目，选拔数十名名横跨数据、公共卫生和软件工程领域的专家，共同开发去中心化数据治理工具、隐私技术和公民参与平台，其中多人来自全球南方。这种机制强调知识多样性，也提升了应用落地的广度。同样模式出现在全球事务研究所（IGA）的非驻所研究员计划中，资助年轻学者与媒体人通过播客、专栏和交互简报挑战美外交共识。荷兰库格林根达尔研究所（Clingendael）则在2025年夏天召集一批经济学家与冲突调解专家，快速组队研究非洲之角的灰色经济，紧凑时间内完成政策工具包。快节奏混合研究项目已成为常态。

智库传播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它们依靠与受众互动积聚话语权，而非仅凭所谓“专业”地位。2025年初，智利“进步基金会”的YouTube粉丝达25万，X平台关注者达35.8万，远超众多欧美老牌智库。巴西的Fe & Trabalho通过短视频方式参与税改辩论，Instagram粉丝数超过40万，超越打多数相关智库组织。德国的Agora交通研究所则利用LinkedIn社群进行“移动对话”，邀请市民共同设计交通方案，结果直接影响联邦议会听证。播客、直播和X平台长帖的影响力已不逊于传统研究报告，受众互动数据成为预算审批与赞助招募的重要依据。

这三种方法正重构智库生态。AI-OSINT让机构拥有全天候监测能力，先于传统手段识别风险与机会；多学科独立研究员提升智库对复杂议题的响应速度和解释力；与受众直接对话则将读者转化为行动者，推动决策层回应诉求。当危机接连爆发、权威不断碎片化，智库唯有在节奏、结构与技术上全面更新，才能保持政策影响力。这一代智库，不再观望未来，而是率先行动，组织群众，塑造现实。

▲ 越来越多的智库开始效仿咨询公司和媒体，以交互式图表呈现深度报告，使其更具传播力和感染力。

图源：CSIS

四、能者多劳：从政策分析到秩序构建

基于身份的转变，结合强大的新工具，智库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展其任务边界。机构可在三大使命中找到长期立足之地：构建多数人可接受的全球秩序，融合企业与社会利益，推动文明间共识，并以此重塑全球治理的底层逻辑。

在全球秩序建构上，智库不再将目标局限于西方认可的规则体系，而是推动真正代表全球多数的多极架构。2025年金砖国家峰会在里约热内卢提出重塑多边机构的设想，强调以气候融资与公平贸易为核心。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AIIA）牵头T20研究，为南方国家争取在G20机制中引导IMF改革、债务重组与贸易规范，体现出新兴市场的现实关切，而非接受西方规则模板。

在政策设计上，智库主动将企业与社会组织纳入知识建构体系。2024年在圣保罗举行的全球南方媒体与智库论坛吸引170多家机构，联合制定发展战略与传播议程，挑战欧美对全球叙事的垄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成立的“地球—人类联盟”则整合大学、NGO与私营企业，推动跨学科研究，构建以科学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政策模式，打破学界与实务之间的割裂。

在文明对话领域，智库开始承担连接不同文化与历史传统的任务。2024年北京召开的全球南方智库论坛发布声明，强调文化交流、互学互鉴与思想团结，公开将智库定位为文明之间的桥梁。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科学十年”框架下，“地球—人类联盟”组织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共创新叙事，跳出西方中心的现代性框架，探索更具全球包容性的规范语言与价值体系。

智库以跨学科的公共活动推动这些议题。2024年底兴起的“计算外交”将外交从国家手中转向公众协作，黑客松式的治理实验汇集技术专家、伦理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现场共创政策工具和全球共识。在外交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参与式建构，探索代表更多现实利益的治理模型。

多个国家已付诸实践，并开始收获回报。巴西国际关系中心（CEBRI）联动非洲与亚洲智库，共同制定清洁能源政策平台，对抗西方贷款附带条件，建立本土化政策工具与标准，将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纳入统一治理架构。印度的2025年瑞辛纳对话汇聚国家元首、企业高管、学者与NGO，共同探讨“多极时代的全球治理”，会议成果进入安理会与G20边会讨论，显示智库在高层政治议程中的实质影响。

在这些任务中，三项趋势正快速成型。其一，多元参与赋予政策主张以合法性，不再仅由专家或政府单边决定，而是源自跨社会联盟。其二，南南合作与文明对话激发全新叙事，从气候正义到多元现代性，逐步打破西方叙事框架。其三，跨领域融合正在催生新的社会科学形态，将伦理、艺术与数字政策纳入治理思维，为21世纪全新的全球秩序提供知识基础。

▲巴西财经类智库Fe & Trabalho 的 Instagram 主页，其公共影响力堪比媒体。截图时间：2025/7/13

五、南方国家智库：把握制度重启的“最后窗口”

全球南方智库要迅速行动，明确定位。要想从边缘观察者变成议程设定者，必须确立清晰身份，掌握有效工具，设定全球性目标。以下是一份简明转型行动计划，也预示了它们将如何重塑世界。

智库必须主动设定规则，不再重复西方模板。身份建设的关键是结合地方根基与全球志向。影响力不应源于外部资助或西方引用，而应来自对现实问题的贴近、在地网络的深耕，以及在政界、社会和商业领域的穿透力。他们需要组织多元联盟——从本土知识持有者、非正规经济实践者，到青年群体与宗教社群——并在联合国、金砖+、G20等平台上提出代表性声音。

工具上要轻便、开放、可协作。任务小组、流动研究员和快速协作网络可替代封闭研究室，让学者、技术专家、社会运动者和地方领袖共同生成成果。公众参与平台要覆盖播客、App、社区广播和WhatsApp推送等渠道，深入人群生活，而非局限精英话语场。南南合作也需制度化，打造跨区域实验室与共享数据库，实现政策工具共创与复制，例如将参与式预算从南美拓展至非洲。

目标上应注重务实、多极与公平。智库要提出治理方案，不仅批评旧秩序，还需设计数字主权、粮食安全协定和南方仲裁机制等新制度。发展正义要去慈善化，重塑为制度重构议题，气候损失追踪器、公正转型指数等工具将成为政策标配。智库还需承担落地责任，连接城市、部委与区域联盟，推动跨境联合试点，成为政策的“解决代理人”。

* * *

由于当前人文社科知识体系逐渐与显示脱节，新兴智库有望塑造新一代价值体系。一旦上述行动落实，全球知识结构将发生转向。西方智库主导地位将被打破，知识生产将多点开花。未来的政策舞台，不再只属于达沃斯和哈佛，也将出现更多北京、阿克拉、雅加达、圣保罗与突尼斯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全球政策正当性将被重新定义。不再靠资历或仪式感维系，而由社会嵌入度、现实应变力与跨文化共鸣来构建。南方提出的概念将不再是附注，而是起点。

对于全球治理而言，这意味着叙事竞争增加，但解决能力也同步提升。理念摩擦变多，但参与者更多元。在信任崩塌、分配不公和生态危机交织的时代，南方智库的崛起，不是威胁，而是全球治理的最后机会。

■ 北京对话 Beijing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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