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湘平 李菁 | 马克思“历史之谜”的现实反思与当代解答

沈湘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李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5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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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谜”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明确提出的重要思想。尽管彼时这一思想还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底色，其作为“历史之谜”最终解答的共产主义更多还是一种“应当确立的状态”。但是，一方面，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探索并未止于《手稿》，而是贯穿于整个思想发展之中，是理解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线索；另一方面，“主要困难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历史之谜”所揭示的矛盾关系与内在精神实质具有普遍性意义，对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这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实质上是历史之谜的当代侧显。在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课题过程中，自觉激活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历史之谜的思想，不仅可以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的学理、道理、哲理支撑，而且能为我们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伟大文明实践提供总体性启发。

“历史之谜”原初阐释之再探讨

马克思“历史之谜”思想有着酝酿、萌芽、提出及科学化、具体化的过程，《手稿》进行了完整论述，具有典范意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立足“人”这个根本，明确提出了“2（人和自然、人和人）+4（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矛盾关系的历史之谜内容，并认为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扬弃私有制，实现人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历史之谜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发展中最基本的关系。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提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思想。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强调要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实现“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呼应以及马克思自己思想的前后呼应，表明这一问题的经典性及其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本质。回到德文文本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讲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时，使用的是“矛盾”（Widerstreits），而后四组关系用的是“斗争”（Streits）。在德文中，“Wider”作为介词，具有“违反”“与……相反”之意，意味着一种较为强烈的对立关系；“Streit”的本意是两者之间广义的、适用于各种程度和类型的“争执”或“争端”的产生。因而“矛盾”一词更为强调对立的深度与难以调和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同属整体的历史，人与自然的良性发展是构成历史进步的现实动力。当自然主义损害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无法获得自然主义的依托与支撑之时，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就产生了悖反，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而就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关系而言，马克思更强调双方现实激化下的冲突性。也就是说，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在历史与社会活动中以冲突激化的形式显露出来。“斗争”源于“矛盾”的尚未解决，“斗争”同样也是“矛盾”现实层面的冲突显现。在既有研究中，相对于前两组关系，人们对后四组关系少有系统的研究。其实，“2+4”是个完整的整体，对后四组关系的揭示正是马克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思想把握时代、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本质和发展趋势的典范，对我们从根柢处把握历史之谜很有裨益、不可或缺。

第一，关于存在与本质。存在与本质的关系一直都是西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黑格尔指出：“作为本质性的存在，是其自身的直接性的扬弃，因而达到与其自己本身的中介”，内在践行着“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规律，最终达到“实存”——“经过中介的扬弃过程才恢复了的存在”。这一问题经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改造，以人和自然为基础强调存在与本质的直接统一性，将人的本质视为以“类”为代表的、将多个人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认为，“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在《手稿》中，马克思主要从“类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出发界定人自身。一方面，马克思将人视为直接的、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类”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普遍性体现，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本质显现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确证自己的类存在。另一方面，作为类存在的人需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得以确证。换言之，普遍性存在的人总是以特殊的个人身份彰显其独立性价值，因而使人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性存在。人的本质既是凝结在客体对象当中的人的本质力量，也是“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人的内在感性世界的形成。因而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视为属人的、合乎人性的人的真正实现。然而，私有制社会中人的本质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既使人成为本质，同时又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Unwesen）的人成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人的本质以异化于人的形式呈现，人并不是作为自身存在物，而是“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存在状态，与应该具有的本质规定性之间的背离。“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条件下人的自身存在与本质的支离破碎，成为马克思深入历史之谜的切入点。

第二，关于对象化和自我确证。“对象化”作为德国哲学语境中的独特概念，关涉主客体之间矛盾运作的认识论问题。康德以前的哲学家将认识对象集中在对客体的认识问题上，而在康德之后，认识的核心真正由客观对象转向了对主体的进一步强调。黑格尔将对象化过程视为思维与存在绝对同一的过程，即从纯粹精神的简单规定性出发，通过设置对象实现主体的本质外化（现实化），扬弃对立面以返回和确证自身。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用自我意识代替对象本身，仅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抽象中进行本质的外化。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既是以客观自然为对象的感性存在物，同时也是具有激情和热情的，通过自我意识创造并超越自然对象的能动主体，懂得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对象世界。在对象化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工业历史的发展无外乎是人对象化活动的实践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对象化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使得那些能够“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的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这表明人的自我确证是在后天的对象化发展和认知过程当中逐渐生成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在直接现实的劳动活动中，劳动生产出的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自身，而是外在于劳动者的异己的、独立的力量。“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因而对象化的过程及结果无法真实反映人的本质力量，无法实现人的自我确证，而是使人达到一种负相性的自损、主体性的弱化。

第三，关于自由和必然。“自由总是人的自由，是对人而言的。‘自由是什么’，取决于哲学家对‘人是什么’的认识和理解。”在对历史之谜的阐述当中，马克思将自由与必然视为对人的对象化活动的进一步限定与说明。一方面，正如他将人的类特性定义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将生命活动视为被意识与深度思考的对象，人之外的客观世界包括人自身，都作为被意识的对象，于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对象化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因而只有在真正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过程中，人才能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实现自我确证。同时，当“自由”被界定为人的本质、人的“自由的活动”时，亦可作为被限定的内容，即“定在的自由”。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依托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并受社会环境的客观条件所制约，因而存在自由与必然性的冲突。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和谢林“真正的内在必然是自由”的思想，认为人的自由从一开始就是受制约的。在对内在与外在必然性的自觉应对与约束当中，人的自由才是现实的自由。具体来看，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斗争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激化，工人的极度不自由状态充分显现——把“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私有制决定了个体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从而制约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和选择能力。资本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使劳动者成为资本的奴隶。无论是出自本性的必然还是外在强制的必然都被私有制所裹挟，自由与必然之间相互依存与制约的辩证关系被抽象化为私有制下的必然对自由的绝对控制，使得从自身真实本质出发的人的自由必然性难以维持。

第四，关于个体和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基于不同个体将他者视为同一类对象进行交往的现实，因而本质上来说就是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类”概念直接来源于费尔巴哈，即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作为理论前提，进而发展人的“类生活”与“类存在”。“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不过，他突破了费尔巴哈纯粹自然意义上的人，将人视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既不同于黑格尔绝对精神与自我意识下纯粹抽象的人，也不同于费尔巴哈单纯自然和感性的人，马克思是基于社会尤其是现实的市民社会深入剖析个体和类的统一问题。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将人的类存在与个体感性存在的矛盾置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对立逻辑框架之中，对个体与类做出了真实与虚构、直观感性与抽象之分。目的在于强调，缺乏任一维度的个体与类、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都是不完善的，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真正的、现实的普遍性只有从人的感性存在与社会存在中生发，只有从类的角度才能够将自身视为直观的社会存在物与可被思考和感知的自为的现实主体而存在。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个体成为资本的奴隶和排他性的利己主义者，“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人的类特性、类生活成为以利己性、私人生活为前提的，使私人利益得到满足的手段。

马克思将“历史之谜”归纳为上述冲突关系，有着特定的内在逻辑机理。其一，从文本意义上来看，马克思始终从主客体的角度对异化理论进行剖析，最终目标是实现个体与类的真正统一。从“类”的高度来定义人，并不是对所有个体特征的简单汇集和抽象提炼，而必须深谙人自身存在与本质的内在规定，把握“对人之为人的实体，即所谓的大写的‘人’的本质定义”。本质的异化与否直接决定了人能否从异于自身的“非存在”复归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人本质的实现，必然要通过对象化即劳动的方式，从社会维度赋予其新的意义，实现本质的外化。人的自我确证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意识层面的凭空构想与消解，而应从现实对象化活动中进行实践确证。自由与必然正是对人的对象化活动、进而对人本质的进一步限定。充分认识历史必然性规律下的现实的、定在中的自由，人的类本质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发展。

其二，从话语体系上来看，马克思不仅用了 “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人与自然”“人与人”“存在和本质”等描述性话语，“合乎人性的”“完成了的”等评断性话语，以及“异化到扬弃”“分离到复归”“产生到解决”等论证性话语来表述历史之谜，而且其中还蕴含着“预设—偏离—复归”的逻辑演绎，具体表现为从“人的本质”到“自我异化”再到“真正占有”“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等。

其三，从整体意义来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同其余四对斗争并不能等量齐观，前者是对后者问题域的明晰与划定，而后者是对前者具体化、内在化的展开。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他的结论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因此，“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四对关系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同劳动生产的经济事实共同作用下的揭示，看似是思辨之河的概念流，实际上是以思想把握现实，包含着马克思对经济事实的深入思考。同时，在四对关系衍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矛盾问题，并从人的根本之处进行了深度诠释。

历史之谜视野中的当代人类文明困境

《手稿》中“历史之谜”的典范表述无疑存在人道主义底色，其哲学性的论述也确实比较抽象思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因为其着眼于人的存在、发展，正因为其所具有的哲学高度，才使得其对人类历史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框架、根本精神具有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启示价值。人类历史是动态发展的进程，历史本身的开放性决定了历史之谜处于不断被探索和解答当中。历史之谜内在矛盾从潜在变为现实、由冲突化为解决的过程，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生成、发展自身的过程。人类历史本质上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我们认同布罗代尔的观点：文明是历史最深的层面，“文明被看作不同于标志着它们发展的偶然的和变幻无常的事件。

文明所揭示的是它们自身的长期性、恒久的特征以及它们的结构……一个文明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而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对它的把握需要长时段、大历史观，需要哲学抽象力，也就是恰恰需要历史哲学。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安逸对于文明来说是有害的”，“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在此意义上，历史之谜所揭示的矛盾与斗争关系，恰恰构成一种本质性的文明分析范式——历史之谜本质上也是文明之谜，对历史之谜自觉不自觉的解答事实上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当代人类文明的困境不过是历史之谜谜面的当代凸显，历史之谜的原初规定对我们理解和走出当代人类文明困境很有帮助。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包括自然和人自身——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积极成果的总和。历史之谜所揭示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文明两个方面规定的相应显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始终是相互制约的。我们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文明发展的基础，但人的存在发展才是文明的核心，人与人的关系在文明中居于主导地位，最终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狭义的文明往往就是指人开化与进步的程度，即人的行为观念与社会状态的“有教养”。在马克思意义上，因为社会就是处于关系中的人自身，所以当他指出人和自然统一于社会时，其实也可以说人和自然统一于狭义的人类文明。基佐在谈到文明时，一方面明确指出其与历史的关系，“文明是一个可以被描写和叙述的事实——它是历史”；另一方面，反复强调“构成文明这个事实的两者发展”，即“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发展”。的确，“文明是一种社会关系形式”。马克思正是从社会关系形式也是现实的人的共同活动方式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阶段的人的发展理论，其实这也是以人的存在发展为中心的文明形态阶段理论。在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人类文明展现出不同的形态；而不同的文明阶段反映着人的不同发展状况。梁漱溟则把文明理解为“我们在生活中的成绩品”，提出著名的世界文化（文明）三期理论，分别侧重的是解决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问题。其中，人与物的矛盾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可以被涵括到广义的人与人的矛盾之中。

人如何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相处，决定了文明如何构建、文明进程如何发展的总体方向。因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和解不仅是对历史之谜的最终解决，同样也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内在动力。从纯粹知识论角度看，文明是一个反思性概念。文明既是事实，也是一种想象和理想，是一个接近理想状态的过程。从反思性高度看，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解作为文明发展内在的应然逻辑，决定着文明的发展样态与演进过程，是协调文明系统内部高度的必然路径。然而，历史之谜所揭示的矛盾与冲突，同样在文明演进中具象化为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的异化等内容。文明所展现出的“外部形态”与构成社会发展真正动力的“内在依托”之间总是存在难以协调的不对等问题，因而从更为全面的深度和广度中实现与自然共生、与人共和，既是破解历史之谜的锁匙，也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二者都在不断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实现对过往的超越。

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性上，马克思《手稿》所揭示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早期的问题。一方面，在高度现代性和全球化相互形塑下，整个世界已经紧密联为一体，有关文明的讨论不仅有着发展、进步的历时维度问题，也有着不同文明的横向关系问题——“文明概念可作为一种思考自身与‘他者’关系的路径”，我们需要更为自觉地从世界历史、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高度看待历史与文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存在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世界有了分野，但以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为基础和标志，人类文明发展总体上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文明阶段。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当今人类文明正面临着整体性的危机，人类到达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自然环境危机、资源枯竭、科技伦理问题、战争冲突、物质主义膨胀、社会不公平、精神匮乏等，不一而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的集中爆发。实事求是地说，面对当今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危机，没有一个国家、文明可以置身于外，也没有一个国家、文明可以说自己是无辜无责的——狭隘的文明的关系不过是狭隘的人的关系的显现。但是，正如当今人类文明总体上是近代西方文明全球扩展的结果一样，在造成当下人类危机的文明因素中，无疑西方文明承担着主导、主要的责任。当年马克思所揭示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问题如今成了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人类第一个现代文明，“西欧文明的文化核心是一系列认知和道德准则，更多地追求个人独立、更多地摆脱传统羁绊、更多地控制自然”。罗素、陀思妥耶夫斯基、泰戈尔、李约瑟、梁启超、辜鸿铭等众多中外思想家都指认，与中国传统上重视精神文明不同，现代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文明。梁漱溟更是强调，我们不能简单、静止地比较文明优劣，而是要“问题问到哪里，就持哪种态度”。

可见，历史之谜所涉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虽然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存在，但不仅在不同时代所突出的问题不一样，而且不同民族、文明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当今人类文明的危机本质上是西方文明主导导致的人类存在的危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文明也是如此，任何文明都是以人的存在为基础的，套用汤因比的著名观点，文明就诞生于人类生存遭遇挑战之后的应战。作为一种接近理想状态的过程，文明的终点和目标就在于人们的美好生活。尽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和实现途径有着莫衷一是的争论，但我们确实可以说全部历史、文明的起点是人的存在（being），目的就是好存在（well- bing）。由是观之，当今人类文明危机的实质就在于，人类不仅没有获得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即好存在，而且人类能否持续共在性地存在——在当今世界存在即共在——都面临重大挑战和威胁。当此之时，我们发现不仅马克思《手稿》中历史之谜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论述能统摄性地揭示当代人类文明的危机，而且其关于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的斗争的分析范式能使我们更深入、细致地把捉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实质，即人的存在危机。

从存在与本质关系角度看。“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在“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当代人类文明阶段：一方面，一如当年马克思所判断的，“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结果的“人的独立性”却获得了一种“从来如此”的先验地位，“存在先于本质”成为不言之训，本质只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不过正是由于社会关系被物化的社会结构，所谓的自我选择的本质逃不出被物化的命运，人的本质最终成为个人存在的手段，人成为单向度的存在。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占有就是我生活的目的，我占有得越多，我的生存实现得也就越多”。“to have”（占有）压倒“to be”（存在），“to be”就是“to have”的逻辑使得人们遗忘了本质，也遗忘了真正的存在，形成一种“拔根状态”。继“上帝死了”之后是“人死了”，这种对启蒙时代“人的发明”的彻底“革命”，却很难在现实中看到其进步、解放的积极反响。当人类社会最发达的一些国度中性别可分为100多种、吸食大麻等毒品已经合法化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一些本能的欲望，人类将丧失对自身本质规定性确认的信心与能力，目之所及更多是虚无主义的深渊。

从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的角度看。人在实践中对象化自己的本质力量的意义就在于自我确证。在西方现代文明主导的当今人类文明中，物质文明始终处于“C”位，劳动主体的意向性被物的逻辑所掌控。特别是在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资本以新的技术装置的形式“促逼”（Herausfordem）着人，“使人以订置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并未改变马克思当年揭示的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的数字拜物教产生，人工智能成为人类“开始制造工具之后对象化的最高层次”。甚至出现一种颠倒的逻辑，即个体自身从意向性的“发出者”变为意向性的“承受者”：人看到的不是真实的自我，而是信息诱导之下预设的“我自己”。“我们的生活世界变成一片数字焦土，在这片数字焦土上的生命变成了无根者。”人们不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和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甚至要在与人工智能的所谓对话中寻求答案。人工智能的“意向”日益主导甚至取代人自身对象性活动的“自我意向”。进而，在知识外在化的同时出现“心灵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现象——人类在创造人工智能的同时，使自己变成“人工愚蠢”——马克思当年的话得到持续印证：“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从自由与必然的角度看。相较于以往，当今世界的人们无疑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权项，享有更多自由时间。但是，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更多还是占有性的自由，在资本、技术的加持下，（1）形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机制，使得每个人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规训，通过灵魂、意志的惩罚来规训肉体——“灵魂是肉体的监狱”——真正做到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2）不仅人们的“休闲像劳动一样，既是被异化的，也进行异化”，而且数字时代出现以语言、符号、观念、图像、代码等为要素的非物质劳动形式，人们最终将自由时间无偿奉献给了新型现代休闲产业；（3）既往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思考对复杂性因果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缺乏认识，今天人类已进入风险时代，“蝴蝶效应”式的风险与日俱增，成为另外亟待认识却难以把握的“必然”。哈耶克曾指出，“自由的价值在于它为不曾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行动所提供的机会”，但他不曾思考，正是这种不曾预见和不可预测的机会蕴藏着我们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的风险。当密尔从功利主义角度指出“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时，他还未能洞悉正是人们的自由选择蕴含着诸多复杂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面临的整体性危机就是盲目追求自由而忽视了那些深层的必然性约束造成的。

从个体与类关系的角度看。人是类、群体与个体三者合一的存在，个体始终是人类行动的最终承担者，当今世界的人都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个体与类之间超越了过去简单的线性关系，正如在吉登斯所谈及的“意向性”与“外延性”两极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更为复杂、无法用简单因果关系分析决定的历史难题。“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沿着它自己的轨迹的不断发展，人类个体在把他们全部包含在其中的、既定的和有组织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所具有的连锁性（interlocking）相互依赖状态，也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紧密结合、组织程度越来越高了……走向形成完全统一的整体的境地。”但是，人的独立性又体现出鲜明的利己精神，这种经验过程中所确证的“类”是一种物化抽象的类，以类为目的所联系的社会关系被视为维护私人利益所利用的工具手段，因而从本质上仍外在于人自身。一方面，个体与类的敏感依赖使二者的关系处于一种高风险状态，需要个体领悟存在以确定自己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人们处于一种生存意义上的“孤立”——“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状态，人无法在同他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自由自觉的、开放的内在统一。

福山曾将自由民主制度视为洞察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倘若如此，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文明将成为“终结”历史的唯一文明样态，历史之谜自然也就从原则上被彻底解答了。但如上所述，尽管现代西方文明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发挥过伟大的作用，但由于其本质上是“物”的文明，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类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以及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以新的方式被极度激化，最终酿成当代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危机与困境。韦伯曾犀利地讽刺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历史并未终结，也不会终结。历史之谜的当代解答需要新的历史主体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打开新谜面，破解当代人类文明困境。

历史之谜的当代解答——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当今时代，“人类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每个个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当今世界发展最为根本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精准把握和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文明，是同中国现代化进程一致、不断发展人和实现人的动态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也是走出当代人类文明困境的成功探索，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是侧显于当代的“历史之谜”的最优解。

（一）以和谐共生解答人与自然的矛盾

面对当代极其突出的生态危机，即人与自然的高度紧张关系，习近平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提出了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的系统生态文明思想。生态兴则文明兴，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破坏的生态危机，“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在拓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特质和实践要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在直接关涉人与自然关系的经济建设中，明确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些本质上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规范——“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已经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同时，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明确提出了全世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的理念，倡导各国“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强调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对人类文明负责，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今天，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在破解人与自然矛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中国正在引领全球生态文明。

（二）以和谐共处解答人与人的矛盾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中，中国自觉发挥中华文明侧重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优势和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对内对外都致力于构建和谐的人与人关系。对内精准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通过实现共同富裕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明确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基本目标和本质要求，强调“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民生兜底工程，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创造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同时，从对外角度看，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以坚持胸怀天下的立场和方法，将维护世界和平视为小到个体，大到人类整体为之奋斗的世界历史性事业；提出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为共创人类美好未来不断注入重要信心和力量；强调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提出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人类文明。“世界破破烂烂，中国缝缝补补”的说法，很形象地说明中国破解当代人类文明困境的良苦用心和伟大担当。

（三）以全面发展解答人的存在、发展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见物不见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思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条，并提出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现代化的人民性，明确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归根结底，文明本质上是人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不仅追求物的全面丰富，更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崇高追求和鲜明特色。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共同富裕，而且包括精神生活上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就是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让全体人民始终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有效驾驭资本，从根源处努力超越“物的依赖性”造成的人的片面性，事实上也是在努力破除人的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的冲突关系，使现实的历史条件最大可能地服务于人的现实存在与现实发展。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生存的角度理解人的存在，坚持生命至上，努力矫正物质“占有式”的生存，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基于人的全面的生存之维，巩固人的存在，实现人的美好生活即好存在。美好生活或好存在说到底就是人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理想存在状态。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对人本质的确证，即以劳动为对象化活动的自我确证。在“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的同时，强调“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倡导“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并努力让每个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是要努力确保人们在对象化活动当中实现自我的真正确证。再次，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追求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努力将工具理性主导下人的自由个性从狭隘化、庸俗化中解放出来，尤其是注重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确保真正的而非抽象的自由，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奠定全面的基础。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胸怀天下，事实上是自觉地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立足点，“以人类为目的和方法”，将全人类构建为共同主体，“以共同的意志，完成共同的任务，维护共同的利益，延续共同的生命”；同时，这种“共同”又以确认、尊重个体、群体存在的差异性为既定事实，在关注“异道”“异知”的基础上发展“同求”“同欲”。也就是说，在尊重彼此差异性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追求一种“我们”模式下共生共在的存在方式，既是“差异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我们”，也是“个体”与“类”统一下的“我们”。

毫无疑问，从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许多方面有待实践展开，总体上也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但是，从解答当代历史之谜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真正创造和引领了一条以现实的人为起点、以人的存在发展为中心的人类文明道路。这是真正“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的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当然，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是当代的最优解，但不是历史的最终解。“每个时代的历史之谜，只有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形成的时候，才会被提出来；而在它被提出之后，也就具备了一定的解答条件。”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未声称终结历史，而只是基于对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规律的把握，基于对当今人类文明困境的破解，“朝向”人类文明理想和美好状态的现实运动。

早在现代西方文明发轫的启蒙时代，孟德斯鸠就曾这样深刻反思：“西方文明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个体，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没有强制性。可是，他既没有一种内在自由（inner freedom）以承认这个事实，也缺乏智识力量来建构一套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历史哲学。”直到今天，正如保罗·利科指认的，西方“所有的历史哲学都处在文明的一个范围内……并没有可以解决共存问题的历史哲学”。而曾被一些人诟病其停于“哲学抽象”的历史之谜的典范思想，其精神实质已经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复活”。当这一“复活”变成一种总体性的自觉行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知道自己是这种解答”时，就不仅给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超越以往文明形态的历史哲学支撑，而且更以其独具魅力的精神和智慧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文明进步不断带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