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一篇惊心动魄的演说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林之辛

　　据2021年第6期《政治学研究》记载（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1991年11月18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对一批炼油和石化专家作公开演讲（撒切尔有化学专业高等教育背景）。此演讲毫不掩饰西方阵营对当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敌视态度和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活动，揭开了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渗透，腐蚀，收买等等幕后活动，其无所忌讳的态度充满着“胜利者”的傲慢，把以往深藏不露的种种颠覆活动和阴谋手段和盘托出，真可谓惊心动魄！

　　现摘录其中关于苏联解体过程的几段话：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

　　——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

　　——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

　　——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

　　——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后来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

　　——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予了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

　　——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就在撒切尔演讲后一个月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撒切尔能够如此精准地预知苏联政局发生令全世界的人都惊愕不已的变故，这奇怪吗？撒切尔把秘密全摊开了：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苏联操弄这番变动的掌权人，本来就是西方经过反复权衡，精心挑选而“推出”的代理人。

　　从撒切尔的演说可以看到，长期以来，西方阵营一直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可是，如果没有在国家领导层成功“策反”以培育西方代理人，他们的这些颠覆活动是无法成功的。撒切尔承认，“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人把苏联的解体归因于它所实行的经济制度的失败。然而，撒切尔的讲话很清楚地表明，相比于西方的经济制度，苏联的经济制度（特别提到其计划政策）实际上具有优越性。撒切尔承认：“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正是这种对比，“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也正是为了维护西方的基本制度，他们必欲置苏联于死地。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事物的变化，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苏联的解体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西方阵营正是看到武力以及经济打压等手段都无法奏效，所以制定了“和平演变”的策略，从内部来进行瓦解。事实证明，他们这个策略确实有效。

　　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在事情刚有些苗头时就预见到事情发展的结果。是他，最早预见到苏联在西方和平演变的策略下最终垮台的结局，而在他发出预言时，苏联还是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没有人会相信苏联会走到突然垮台的那一天。

　　伟人还指出发生这种情况的最大的危险，是问题出在关键少数身上。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同时，他也指出，要防止少数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的情况发生，必须把整个执政的共产党建设好。针对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苏联解体的情况正是这样，上头变了，下面却没有反应，数千万的党员没有反应，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领导人把苏共给毁了。（当然，苏共走到这一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伟人早就指出的那样，是苏共长期以来逐步蜕变的结果。）

　　仿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应该感谢撒切尔这位反面毛主席，她的讲话足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因为，中国今天也正面临着外国敌对势力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渗透、腐蚀、收买策反代理人和间谍的复杂环境。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简单的法律程序即可脱离苏联，给企图瓦解苏联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新中国制定宪法时，毛主席坚决主张：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各种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一方面是我国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和普通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一样，受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享有普通国家行政地方机关所没有的特殊权利。”这样，既尊重各民族的特点，又保证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新中国的版图，没有出现当时被看作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那样的“加盟共和国”，而是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单一国家体制的、统一的共和国。现在回头看来，我们伟大的领袖真是高瞻远瞩，防患于未然，坚决地堵死了敌对势力挑拨民族分裂的企图。

　　-------------------------------------------

　　写完上文后，感觉撒切尔如此肆无忌惮、毫无遮掩的发言态度，超出了一般老练的政客通常应有的圆滑的外交风格，令人奇怪。于是继续查索有关这个演说的信息资料。

　　较早出现于媒体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在2010年6月《红旗文稿》发表的题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瓦解苏联”的文章。前面引述的撒切尔讲话与这篇文章一致。

　　2010年12月《红旗文稿》又刊登了社科院的一篇文章，题为“对撒切尔夫人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演讲的查证”，该文给出了以下信息：

　　一，据查，《纽约时报》1991年11月18日登载了来自休斯敦17日的消息，报导了撒切尔作为特约演讲嘉宾将参加美国石油学会在休斯敦举行的年会，并将发表演讲。次日，《纽约时报》对该会作了跟踪报道，称撒切尔是当天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人。但是，《纽约时报》没有披露撒切尔演说的内容。

　　二，《纽约时报》还报道：在这个年会上，有约50名不请自到的俄罗斯人。当时，俄罗斯正准备建立石油生产与精炼的合资企业，俄罗斯人赴休斯顿正是为了建立相关联系。但那个年会并未安排这些俄罗斯人参加。也就是说，撒切尔并不知晓有俄罗斯人出席该会。

　　三，据俄方消息来源透露，撒切尔这次演讲中涉及瓦解苏联的内容，是由当时在场的几名俄罗斯人回到下榻的旅馆后根据记忆整理记录下来的。俄罗斯的各大媒体和网站对此次演讲有着大量的报道，包括《独立报》这样的权威媒体，甚至连演讲的内容和持续时间也交代得十分清楚。

　　四，可是，对于俄罗斯媒体的大量报道，西方媒体却保持奇怪的沉默，既不认可，也不否认。甚至当有人在“欧盟委员会”网站论坛上转载俄罗斯媒体所披露的撒切尔演讲材料时，他们依然沉默。据了解，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有撒切尔这次演讲的视频资料，却始终不予公开。中国社科院专门去函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查核撒切尔的讲话，却收不到任何回复。社科院也向负责那次会议组织的美国石油学会去函求证，也得不到答复。

　　从上面这些信息来看，没有确凿证据可以否定撒切尔讲话的存在。据此，中国社科院认为：在“没有拿出可信的证据反驳俄罗斯媒体的相关报道之前，可以使用俄方的材料。”

　　其实，如果撒切尔讲话不存在，是俄国人伪造的，那么只要拿出讲话的视频或记录文本，很容易就可以“辟谣”，为什么那些西方媒体三缄其口呢？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撒切尔因“战胜了”多少年视为强大对手的苏联，尤其因自己亲手精心策划的操弄获得如此巨大而将“载入史册”的成功而大喜过望，以至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把赤裸裸地干涉别国内政这样突破外交红线的事情也张扬不讳。然而，那些西方媒体当然知道这个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所以只能保持沉默了。

　　这与撒切尔个人的铁娘子风格也不无关系。据英国《泰晤士报》披露，撒切尔1989年9月23日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公然称英国和西欧都不希望“两德如此快速统一”，并“请求”戈尔巴乔夫阻止“两德统一”。此消息一出，德国全国哗然，搞得英国外交部十分尴尬。撒切尔目空一切，口无遮拦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可以完全确定的是，俄国人对这个撒切尔讲话是确信不疑的。这说明他们已经看透了，正是那几个西方敌对势力培育的代理人，篡夺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毁掉了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国家。

　　----------------------------------------

　　附

　　撒切尔演说关于苏联解体部分的详尽记录（取自2010年6月《红旗文稿》）：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

　　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苏联政府遵守苏联和其北约对手军备均等的原则。结果，苏联装备花费占去了预算的15％，而我们这些国家是5％左右。这自然就造成了苏联要紧缩在生产居民大众消费品上的投入。我们希望借此引发苏联居民大规模的不满。我们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泄露”我们拥有武器的数量。有意夸大，以诱使苏联加大军备投入。

　　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

　　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后来我们(主要是美国)出台了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建立反导弹防御体系。应当承认，当时大多数的专家反对建设反导防御体系。理由是其投入巨大，且不太可靠。而苏联可以以更少(约1/5到1/10，的投入即可以“矛”刺穿反导之“盾”。但不管怎样，我们提出发展反导防御体系，目的是希望苏联同样建造类似高造价的系统。令我们十分惋惜的是，苏联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只是限于发表政治抗议。

　　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

　　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人民阵线”(引者注：指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联后期，在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兴起的、以“求主权、谋独立”为旗号的民族政治势力组织)的活动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主要是一些复印、印刷设备的开支和对骨干的资金支持。而支持苏联矿工长时间罢工的花费要多得多。

　　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

　　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有人发问，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构成的吗？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

　　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

　　其余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借机宣布自己的主权(当然，多数共和国在形式上并未排除联盟地位)。

　　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