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DeepSeek有多刺激印度人？为何印IT产业始终徘徊价值链低端…

编者按

印度自诩为IT大国，以“世界办公室”著称。但在全球市场上，印度IT产品乏善可陈，知名本土企业屈指可数。在新兴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印度自认为优势满满，却惊觉“深度求索”诞生于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都经历了产业升级，与之相比，印度的优势产业却长期锁定于全球价值链底部。事实上，印度并非没有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机遇，也不缺少人才储备和初创企业，但严苛的监管体系、稀缺的发展机会等因素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初创企业步履维艰，从而一次次与机会失之交臂。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造成美国人才外流，为其他国家提供吸引人才的机遇，而印度本就“楚材晋用”，恐再次错失良机。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The Examined Life Cold Takes

“深度求索时刻”（The Deep Seek moment）动摇了印度作为信息技术超级大国的自我认知。在2025年1月深度求索发布之前，印度国内多数人认为无需自主开发基础模型。他们更认同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印孚瑟斯联合创始人）的观点——“印度应聚焦人工智能应用，而非基础模型研发。”如今，印度业界许多人扼腕叹息：为何深度求索这一突破诞生于中国，而非印度？

在探讨发展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之前，首先必须正视一个严峻现实：印度攀升信息技术价值链的努力基本失败。

一、日本和韩国

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印度IT产业的发展困境。日本最初以生产低成本、低质量的汽车起家，最终成功占领美国市场的较大份额。韩国同样起步于低端制造业，而韩企现在已经主导电子产品领域。反观印度IT产业，自始至终以低成本服务为主要模式，历经三十年发展仍未实质突破。除了Zoho等极少数案例外，全球市场上难觅具有竞争力的印度IT产品，遑论在某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二、错过的班车

在错失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之前，印度IT产业其实还错过了许多其他本可搭乘的 “发展班车”——印度错过了桌面消费者应用程序（编者注：指安装在本地计算机上的软件）的班车，甚至从未赶到站台，直到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浪潮吞没一切。

而当互联网平台让位于移动应用时，印度消费者热情拥抱了这一变革，印度本土也孕育出部分应用产品，却无一能走向全球。印度在企业级应用（编者注：指为满足企业或组织的复杂业务需求而专门开发的软件系统）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著名的Finacle银行系统，但丝毫无法与日本在汽车产业的辉煌成就相提并论。

考虑到印度拥有如此庞大的程序员群体，外界曾期待印度企业能够成功开发并推广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日常技术产品，但现实令人失望，印度没有诞生像捷克JetBrains这样的公司，JetBrains开发的IntelliJ产品取得了相当成就（编者注：IntelliJ是面向Java等编程语言的集成开发环境）。

在眼睁睁看着人工智能这班车驶离之前，印度错过的下一个班车是社交媒体。中国凭借Tik Tok成功挑战美国社交媒体巨头，印度则选择了封禁Tik Tok。同时，印度不断抱怨推特、脸书存在偏见，迫切期待印度本土社交媒体平台崛起，但却始终未能构建起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印度的IT产业困境是全方位、系统性的，更可悲的是，这种困境尚且还没达到“悲壮尝试”这一阶段。印度IT产业的历史中，几乎不存在印度本土产品公司勇敢进军全球市场，最终在与国际巨头的竞争中被击垮、被收购，“虽败犹荣”的传奇故事。印度根本从未参与过竞赛，既没有诞生过被脸书收购的“印度版WhatsApp”，也没有出现过挑战WhatsApp但失败的“印度版Telegram”。亚马逊为解决自身业务需求开发了AWS（亚马逊云计算服务），继而将其打造成面向全球的云服务平台。而想象印度最大电商Flipkart做出类似尝试，简直天方夜谭。甚至幻想印度打造出AWS、Azure（微软提供的开放式云计算平台）或GCP（谷歌云平台）级别的云平台，都显得荒谬可笑。这些“难以想象”的背后，正是印度IT产业发展全面滞后的真实写照。

三、为何屡失良机？

关于印度的失败有若干种解释，这些解释看似各有逻辑支撑，但实际说服力有限。我将逐一检验其效力。

（一）

消费级产品开发难度过高

有一种理论认为，消费级IT产品要成功必须贴近用户需求。而美国是最具吸引力的全球核心消费市场，因此，企业自然而然都将总部设在美国。这一解释并不充分。日本汽车企业通过在美设立营销团队（同时总部保留在日本），成功破解了美国消费者行为模式。相较之下，印度拥有精通英语、深谙美国文化的精英阶层，本应成为远程攻克美国市场的典范。然而现实是，中国打造出了渗入美国市场最成功的社交媒体应用——TikTok，社交媒体应用不正是最需要洞察用户心理的产品类型吗？相比之下，印度甚至未能开发出一款类似于Skype的工具型应用（编者注：Skype是微软开发的老牌通讯软件，2025年5月5日停止运营）。

另一种理论，则将困境归因于印度初创企业过分专注于本土消费市场，但这种说法更像现象描述，而非因果分析。为何印度产品在立足本土后，未能复制“先触达海外印度裔社群、再拓展美国主流市场”的可行路径？以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为例，其完全具备通过印裔侨民群体辐射全球市场的潜力，却始终未能成功触达美国本土消费者。

（二）

垄断和集聚

还有一种解释涉及垄断。在微软、谷歌等巨头主导的领域，后来者确实面临着激烈竞争，往往难逃被挤压淘汰或收购整合的命运。但这一解释存在两个值得商榷的点：其一，在巨头尚未涉足的市场领域，为何也难觅印度企业的身影？其二，为何印度从未出现过任何一家曾有机会与国际巨头正面竞争，最终或遭击败、或被收购的企业？事实上，印度企业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历程并非“经历战斗后失败”，而是根本未曾踏入赛场。

对于“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s）的解释也可给出类似回应。该假说认为，硅谷凭借全球人才集聚与知识溢出效应形成竞争壁垒，其他地区难以复制其成功范式。这一解释貌似确有道理，但还是难以令人信服。以瑞典为例，该国虽未复制硅谷的产业生态，却成功孕育出Spotify（音乐流媒体服务平台）这样的全球性企业。而印度的Spotify在何处？那些能够印证我们尝试过却失败的印度公司又在何处？

（三）

印度的教育

下一个解释涉及印度的教育体系。有人说，印度教育鼓励死记硬背，因而导致创新匮乏。然而若循此逻辑，中国教育的应试填鸭特征较印度更显著，其发展成就又当如何解释？也有人说，印度教育未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就业技能。客观而言，印度有太多工程学院招收毫无工程天赋的学生，培养出的部分计算机专业毕业生连基础编程都不会，更遑论系统性掌握计算机科学知识。这一批评虽切中现实，但还是不足以完整解释印度产品为何创新不足。

当印度IT产业面临程序员短缺时，便着手开展培训。事实上，产品开发所需的许多高阶IT技能——如产品管理、用户界面设计、系统架构等——更多依赖工作实践积累，指望大学在课堂教学中完全教会这些本就不现实。当然，核心工程技能的培养既无法通过短期培训速成，也难以仅凭职场实践掌握，确实需要依托优质的四年制工程教育。但印度毕竟拥有表现不凡的印度理工学院（IITs）和国家理工学院（NITs）。尽管扩大此类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确有必要，但现有院校的实际产出与社会对创新性产品的期待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印度人才外流并在美国取得了可观职业成就，这一现象为所谓印度“技能短缺论”提供了反向佐证。

（四）

IT服务公司文化

我想先排除另一个小众解释，即IT服务公司向产品领域转型面临文化层面的深层阻力。当企业商业模式的核心是按程序员工作时长向客户收费时，大规模雇佣低技能开发人员更具成本效益，在此情形下，高水平程序员反而会成为负担——他们可能以更高效率完成任务，却要求更高薪酬，进而推高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从职业发展路径看，具备技术提升潜力的员工往往会被派驻客户现场，而留在本土的员工则大多转向客户管理、人员管理岗位。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企业技术能力结构性流失。对这类企业而言，向产品开发转型、培育高阶IT技能需要经历根本性的企业文化变革，而多数企业未能跨越这一鸿沟。然而，这一解释虽然适用于服务型企业，但无法回答为何无任何历史包袱的初创企业同样难以取得突破。

（五）

印度的监管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政策层面的解释——尤其是营商便利性问题。确实，在印度经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政府的持续刁难更使其难上加难。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IT产业所受的影响相对较轻，而且印度拥有充满活力的初创企业生态。那么，为何印度监管环境会特别阻碍世界级IT产品的开发，尤其是当前政府政策相对支持IT的情况下？

另一个影响我们开发社交媒体产品的监管因素是，印度实质上缺乏对言论自由的有效保护。对于哪些言论受保护、哪些不受保护，相关监管规定模糊不清。当我的印度同胞们因推特、脸书平台的不公而义愤填膺，呼吁打造本土社交媒体时，这种诉求难免带有某种荒诞性——试想，在阿萨姆邦焦哈特（Jorhat）这类可随意以莫名理由启动立案调查（FIR）的地区，Koo、TakaTak等本土平台岂有生存土壤？我曾以戏谑笔调撰文提议，印度不妨将“言论自由”作为商品出口他国，本土则无需枉费心力——毕竟，“出口言论自由”或许能成为印度独特的“软实力”。此后反观，这一逻辑竟然与TikTok的全球化策略不谋而合。但令人玩味的是，即便是效仿这种路径，印度也未能孵化出哪怕一款本土社交媒体产品。

（六）

综合因素

至此，我已探讨了印度IT产品开发失败的几乎所有原因。其中有些解释在我看来逻辑混乱，有些则不够充分。我们必须考虑一种可能性：这些不充分的因素，无法单独解释全局，但综合起来可能形成有力的解释。以监管负担为例，虽然这一因素没有完全阻碍初创生态的发展，但足以迫使真正胸怀远志的印度企业家选择出国创业。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才能承受沉重的合规成本，这导致最终能在产品领域偶有突破的，反而是那些受困于文化桎梏的老牌IT服务公司。监管负担之重，或许已使印度本土市场成为“仅值得为印度而存在的企业”去挑战的“特殊战场”。

印度的监管负担亦以间接方式制约着IT 产业发展：印度缺乏制造业经济基础，因此无法想象印度会诞生像Shein（中国快时尚跨境电商公司）这样依托出口在西方市场获得成功的印度电商企业。另一种解释是，印度初创企业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来应对实体商业经济特有的低效问题，致使业务规模难以拓展。以即时电商（quickecommerce，通过本地商流和即时物流，满足消费者生活服务即时需求的电子商务模式）行业为例，该行业虽是IT赋能的成功案例，但高度依赖印度的廉价劳动力。除非特朗普获得第三届任期，这一模式在美国也几乎没有生存土壤。

人才短缺与监管负担相结合，便能说明很多问题。人才短缺本身不应阻碍印度孕育若干优秀产品型企业，但当这一问题与监管负担叠加时，就能解释为何印度现有人才更倾向于在海外创业——这一综合性解释颇具说服力。

（七）

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是最后一种解释。确切地说，受文化因素影响，印度更容易遭受此类问题。印度人精通英语，并且在许多目标国家已有印裔移民社群基础，在文化层面，印度高知青年出国被广泛接受，甚至被视为一种社会期待。印度政府将青年人才输出视为国家优势，而印度人才在海外也普遍受到认可。

坦白说，我之所以将这一解释留到最后说，是因为它最能说明印度IT产业的失败，尤其是被问到“为何中国成功而印度失败”时。相较印度，中国IT产业的确具备优势：更强的国家治理能力、或许更为优质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体系、以及发展进程领先印度的客观事实。但印度同样具备独特优势：充足的IT人才储备、活跃的初创企业生态，以及英语人群优势。尽管两国产业都面临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但印度IT产业在产品开发层面拥有比中国更多的自由度。综合来看，我认为，中印两国实现IT产业升级的理论可能性本应相近，但最终出现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才比印度人才更倾向于留在国内或回归本土发展。

撰写本文的过程虽未动摇我的核心观点，却促使我对这一解释进行了更细致的推演。我依然认同前文论述。即使抛开中国因素，在更宏观的语境下分析，上述逻辑依然成立。印度在IT领域既有优势，也面临挑战。日本汽车产业、韩国电子产业崛起时同样遭遇挑战，这是新兴经济体的共性。但印度IT产业很容易因人才流失而陷入发展停滞，一系列挑战最终扼杀了其升级可能性，而类似压力却未能击垮中国、日本或韩国的相关产业。

四、又一次错失班车

本文绝非呼吁采取“禁止人才出国”之类的愚蠢举措，也无意指责出国的人才“缺乏爱国精神”。必须明确的是，人才流失只有叠加其他因素才会对国家产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当下，印度更应着力改善其他方面的状况，尤其是监管环境、城市建设质量以及教育体系。与此同时，或许也该思考如何转变致使人才流失的社会文化观念。长期以来，印度过分执着于游说美国增加H1B签证配额，却忽视了在本土为印度人才创造高价值工作机会的重要性。当前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政策正导致美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才外流，不少国家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出台政策吸引这些外流人才。印度本也具备这样的机会，然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印度极有可能再次与这一难得的发展契机失之交臂。

作者简介：

拉维基兰·拉奥（Ravikiran Rao），Substack平台撰稿人，运营专栏《冷思热议：反思人生》（The Examined Life Cold Tak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