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下）

至于物资调拨和输送，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制诏丞相御史：兵事毕矣，诸当得购赏贳责（债）者，令县皆亟予之。令到县，县各尽以见（现）钱，不禁者，勿令巨辠。令县皆亟予之。丞相御史请：令到县，县各尽以见（现）钱不禁者亟予之，不足，各请其属所执灋，执灋调均；不足，乃请御史，请以禁钱贷之，以所贷多少为偿，久昜（易）期，有钱弗予，过一金，赀二甲。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戊

意思是，在统一战争结束后，秦始皇下诏书，要求各“县”立刻兑现对从军者的“购赏”和“免债”激励，并必须给予“现钱”。但这只是理想的原则，所以丞相、御史大夫请求有所变通，即“县”可以用“禁钱”之外的钱完成兑现的就尽快下发，如果不够，先各自向“属所执法”申请，由“执法”来负责调剂各县的“现钱”，还不行，就上书御史大夫，请求使用“禁钱”贷给“县”，“县”回头偿还。

这段记载明确告诉我们，在秦朝的“县”级财政之中，包括“禁钱”与“不禁钱”，“禁钱”就是上文中《金布律》所提及的“县道官勿敢擅用”，有资格调用它们的，只有“御史大夫”，还是要以“贷”的方式，而非“拨付”，也就意味着“禁钱”实际上是“秦王”、“秦始皇”的“私产”。

这一点，恰恰与《史记·平准书》所提及的：

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

山川所出，其实就是手工业原料，变成钱，就是“官府作务市受钱”，也就是官营手工业销售所得，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正是市租、质钱、园池入钱，合在一起就是“天子”之“私奉养”，“不领于天下之经费”。

反观“不禁钱”，其跨“县”调动的权力在“执法”手里，“户赋钱”又直接输送太守，则应该就剩下“赎刑钱”和“赀债钱”，其实这也符合战国时代的常例，《荀子·议兵》中就提到：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

齐国人崇尚技击之术，也就是个体的武艺，得一个斩首就赐“赎锱金”，这个“赎锱”其实通假“赎赀”，也就是犯法者掏钱赎罪掏的钱，这个过程，国家一分钱不出，所以称为“无本赏”。

类似的“赏赐”，后世的汉武帝也做过，见《史记·平准书》：

乃赐（卜）式外繇四百人。

对这个赏赐，《集解》引汉书音义曰：

外繇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式岁得十二万钱也。一说，在繇役之外得复除四百人。

也就是所谓的由此百姓到彼百姓，朝廷一分钱也不出，所以，“县”财政能够调用的货币资源，很可能也是类似的模式。

说回到“郡”的货币收入，郡守所收到“户赋”，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就是汉代“算赋”的作用，见《汉书·高帝纪》“八月，初为算赋。”条下注引如淳曰：

《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在之前的文章中，三解考证过，“算赋”就是《汉书·惠帝纪》中提到的“军赋”，其用途就是“为治库兵车马”，而其产生的时间是在汉高帝四年，其任务却不可能凭空出现，在这之前，肯定也有一项财政支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而我们结合上文可知，恰恰是在西汉建立之后，“户赋”被划归了“县”财政，也就意味着，秦朝的“郡守”极有可能是以“户赋钱”来“治库兵车马”，因为这恰是秦朝“郡”级单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现实是，秦国、秦朝的“武库”与“太仓”、“大内”不同，并非只有內史的“独一份”，而是有“郡武库”的设置，见徐龙国《秦代武库初探》（刊于《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通过对出土兵器铭文的研究指出，秦国、秦朝都在咸阳有武库的设置，其中的兵器由工室制造，具体来说，由少府工室、寺工、属邦工、诏吏等部门主管，武库本身也有兵器铸造，其地点则散在“西”、“雍”、“栎阳”、“咸阳”四处，也就是秦国的四个古今都城。

而地方的武库，可以确认者，即“上郡武库”，而“河东郡戈”上也有“库”字，“蜀郡戈”上则有“武”字，或为武库之省称，另外，修武、商、上党等地应有武库，不过秦国、秦朝县中也有“库”，从里耶秦简所见的迁陵县“库”的情况来看，有弩臂，有库兵，同样有大量的武器储备，并进行跨县，甚至跨郡的调拨，都说明“武库”的设置很普遍，但“郡武库”存在，毫无疑问。

在此条件下，“郡守”这个军分区司令，通过“户赋钱”的专项收入来“治库兵车马”，完全合理，之所以到西汉高后二年，“户赋钱”入县财政，根本原因就在于汉高帝已经以“特别税”——“算赋”代替了“户赋”的角色。

这一点，也可以在西汉景帝初年的凤凰山10号墓中出土的“算簿”中得到佐证，这份“算簿”中征收的“算钱”共有几个事由：

（1）吏俸；

（2）传送；

（3）转费；

（4）缮兵。

正好是《二年律令·置吏律》中提到的“郡守”职责，只多出了一个“缮兵”，属于“算赋”的“本职”，可见，绝非巧合。

六

在抓住了“仓”—“太仓”、“库”—“武库”、“少内”—“大内”这几个核心收支条线之后，再来看秦帝国的财政，就能深刻理解它的配置原则，是以“内—外”、“此—彼”的思路，“圈套圈”构成的。

这个体系中，最核心的是为秦王、皇帝服务的“宫官”组织，他们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

与“宫官”组织并立的是地处咸阳都城的“诸卿”组织，他们只有并不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比如“属邦”就设有工室。

在都城之内，还有一套与上述组织不产生生产经营关联的“咸阳县”的组织，是按照诸县的结构进行构造的，其大体上，只与“內史”产生物流联系。

在都城之外，则是一套独立于“都城”体系之外的“內史”组织。在秦国时代，担当了“国库”的角色，包括“大田”、“大内”和“太仓”，整个“內史”辖区内的各县日常开支所余物资，会就近“传送委输”到“大内”和“太仓”，成为都城之内的“宫官”、“诸卿”组织财政支出的来源。

在秦朝时代，完全继承了上述“物流”规则，却并没有拓展到全国范围，仍旧提交“內史”的不再是“物流”，而是包含仓储清单的“文书流”。

也就是说，就财政收入的“物流”体系而言，秦统一之后，“咸阳”仍和统一之前一样，是“內史王畿”的“物流中心”，而不是天下46郡的“总物流中心”，“统收统支”制度从未建立，汇总到“都城”的只有记录“县”级财政单元的“收支结余”的文书。

这种制度的现实，也就意味着过往众多秦汉制度史著作中对于“上计”制度的描述完全错误，以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的描述为例：

按规定，当时中央重要官吏和地方首长，都必须把一年赋税的收入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国君把券剖为两半，由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这样，国君可以操右券来责成臣下。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这个报核就是所谓“上计”。上计时由国君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如果考核成绩不佳，便可当场收玺免官。高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考核，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

可见，在里耶秦简公布之前，学术界对于秦汉上计制度的理解，是“计课合一”的，其间，最大的错误在于对“管理逻辑”的误解，即由“下级”提交预算，国君认可并责成完成，事实恰恰相反，“课”自始至终是自上而下的，其产生的依据是著于律令的“计算公式”，其适用的范围也是“经营效益”，而非全局性的“社会管理”。

诚然，秦汉简牍对地方发徭、兴作、用卒有明确的地方上报预算制度记载，但这种误解更大的问题在于，将“秦制”国家在“社会管理”层面的“预算管理”泛化到全局层面，也就完全扭曲了“秦制”国家的本相。

“秦制”国家的统治逻辑自始至终都是自上而下的。

“计录”在行政管理程序中直递皇帝，意味着这种自上而下“权力”的绝对性。

“管理”和“经营”行为本身都不可能“上计”，皇帝对地方官员的考察，实际上是通过“监御史”的“计冣”来完成的，也就是作为“大会计”，对“都”、“县”各处的“课”和“计”进行核算，得出“动态”结果后告知皇帝。

秦简记录表明，“诸曹令史”提交的内容包括：

上计冣（最）、志、郡（群）课、徒隶员簿

这里的“计冣”，取《说文》中“积”的意思，也就是每个上计项目各自的“积数”，即“合计数”，不上缴原始的“出入券”和流水账。

“志”，取的是“记”的意思，比如《迁陵吏志》就是人员编制记录，其记录的方式就是“编制数”多少，后为“实际数”多少，不符部分的“事由”说明，“课志”也应该是类似的格式，即前为年初“课”多少，年底“实际数”多少，未达成部分应说明“事由”，最终汇总总数。

“群课”，也就是“课志”下编列的种种“课”的名目，按照秦律的规定，“课”的文书必须符合“式”的要求，也就是说，“课”有专门的文书格式，而非流水账或是合计数，而是依照编目原则，每一“课”单有文书，其作用在于，为“监府执法”提供考核官吏的“上攻”的依据，同时，对照“计冣”会计账目真伪。

“徒隶员簿”，不必细说，就是刑徒、奴隶的员额簿册，参照西汉的《南郡卒更簿》，其记录方式也是分类数字，而非具体的名单。

按照秦律规定“县官上计执法，执法上计冣皇帝所”，也就意味着，在“执法”的层级，上述文件、账目即必须完成复核，最终形成分类“合计数”，上送皇帝。

秦始皇看到的，就是全国近千个县的“计冣”，哪怕科目再少，也不止上文中引用的28项“计簿”，也就是近3万份“数据”节略。

将这些“县级”单位的“计冣”，与诸卿、宫官诸令（尤其是少府令）治下的诸多产业的“经营效益”与开支的数据“计冣”相加，再加上“內史”掌握的“太仓”、“太内”、“中央武库”和“郡武库”出入数据的“计冣”，基本上就是秦朝狭义财政的“总账簿”。

广义的财政，还要将“发徭”、“兴役”、“行戍”这些人力资源的调动，与“郡守”调配的“户赋”综合计入，视为“支出项目”。

当然，这只是“账本”，也就是静态结构的描述，当帝国内部的“物流网”开始运转之后，动态结构所产生的成本，全部被忽略不计，成为“淹没的成本”，伴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空间距离的几倍、几十倍放大，这些成本给民众所造成的负担，总量根本无法计量。

通俗地说，纸面上完美无缺，实际上却是怨声载道。

对于大秦帝国而言，这一缺陷仍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出现在“内—外”的逻辑是，即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天子的私奉养”确实“不领于天下之经费”，但其生产、经营和变现，全部是通过“公家”的“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赚钱我要，成本你背。

这种“公私不分”的财政组织形态，遍布着整个“秦制”，比如《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中有如下记载：

泰上皇时内史言：西工室司寇、隐官、践更多贫不能自给（粮）。议：令县遣司寇入禾，其县毋（无）禾当貣者，告作所县偿及贷。西工室伐榦沮、南郑山，令沮、南郑听西工室致。其入禾者及吏移西工室。二年曰：复用。

内史言：斄卒从破赵军，长挽粟徒壹夫身贫毋（无）粮，貣县官者，死军，为长……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丁

这两条简文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明确了一个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秦制”下的“服徭黔首”到底要不要国家供应粮食？

答案是，无论是在“工室”中服役的“践更者”还是为军队“长挽粟”的“徒”，这些编户齐民身份的服徭者，全部都要“自带干粮”，如果没有，只能向“县官”借贷，也就是说，虽然你做的是“公事”，因为你的身份，你就没资格吃“公家饭”，只能自己吃自己。

对于“黔首”而言，唯一可以吃“公家饭”的机会，就是“入屯”，按照秦律的规定，“入屯”为兵后，就可以享受“廪食”。

上述的现实都表明，“秦制”财政的“公共性”完全是残缺的，在“君”、“公”、“民”三者的关系里，一直是“君”通过“公”的手段对“民”的利益进行侵占，这种侵占，从经济利益甚至蔓延到了人身自由。

秦律通过繁苛的财产惩罚条款，让“秦制”下的贵族、官吏、黔首，有钱的交钱，没钱的交命，高效地生产“刑徒”、“居赀”等官营经济所必须的人力资源。

七

关于秦朝“刑徒经济”的研究并不少，但是由于具体数据的罕见，使得人们在明知“秦制”下刑徒、居赀、隶臣妾在“都”和“县”普遍存在，并参与了全部官营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仍旧无法估量“刑徒经济”在整个秦帝国经济中的占比，只能从一些细节中管窥一二。

见《里耶秦简牍校释》：

丗四年六月甲午朔乙卯，洞庭守礼谓迁陵丞：丞言徒隶不田，奏曰：司空厌等当坐，皆有它罪，耐为司寇。有书，书壬手。令曰：吏仆、养、走、工、组织、守府门、匠及它急事不可令田，六人予田徒四人。徒少及毋徒，薄（簿）移治虏御史，御史以均予。今迁陵廿五年为县，廿九年田廿六年尽廿八年当田，司空厌等失弗令田。弗令田即有徒而弗令田且徒少不傅于奏。及苍梧为郡九岁乃往岁田。厌失，当坐论，即如前书律令。/七月甲子朔癸酉，洞庭叚 (假) 守绎追迁陵。/歇手。以沅阳印行事。

由于司空厌没有及时上报徒隶缺少的情况，而延误了耕种，导致迁陵县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耕田数量，导致土地荒废没有产出。司空厌因此而被耐为司寇。

这个惩罚的根据是国家的“令”，其中明确提到了“徒隶”的工作分配种类，包括：

吏仆、养、走、工、组织、守府门、匠。

除此之外，就是“田”，也就是进入“田官”进行劳作，而且比例早有设定，就是总数6人要有田徒4人，即从事农业生产的田徒要占总数的2/3。

如果徒少或者无徒，要向“治虏御史”申请，由“御史”平均分配，而采取的文书方式是“簿移”，而非“上请”，也就意味着这个“治虏御史”应该设在“郡级”单位，所以才能“均予”，以其名称来看，其本职应该是管理“战俘”。

当然，以上都是大原则，在刑徒的具体分配上，有非常繁杂的情况，见《战国秦及汉初的“徒隶”与农业》（作者：李亚光，刊于《中国农史》2018年第3期）的归纳：

由里耶简中的材料可见，在一次调拨分配87人的时候，田官分得的人手最多为24人，其他的部门如畜官（2人） 、都乡（2人） 、贰春乡（4人）、尉（3人）、少内（2人）、启陵乡（2人）、仓（3人）、库（2人）。

其他人从事具体事务，有：禀人、求翰羽、徒养、市工用、与吏上计、除道沅陵、取芒、守船、司寇、捕羽、传徙酉阳、为笥、为席、治枲、上省、作庙、作务、作园等。

除上列各项以外，还有：载粟输、取角、伐竹、为库取灌、收雁、廷守府、守园、司寇守、治传舍、牢司寇守、行书、上事守府、伐牍、为蒲席、捕爰等。

被分配的人员包括：受仓隶妾、受司空城旦、隶妾系舂、隶妾居赀、城旦、鬼薪、仗城旦、舂、白粲、隶妾、受仓大隶妾、受仓小隶臣、城旦司寇、赀责。

如果对中国古代基层政府组织有一定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在明、清政府中所有“派役”解决的工作，在“秦制”下，全部都为“刑徒”、“奴隶”承担。

至于人力使用上的关系，里耶秦简中的一条公文，可以为我们解惑：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
(即) 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 (债) 、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殹 (也) ，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 (债) 、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史泰令守府。大夫以下有訾（赀）者…… 

这里是说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洞庭郡守下文，因洞庭郡的兵器要输送到內史，还要给巴郡、南郡、苍梧输送兵器，需要大量的输送民夫，要求卒史、假卒史和属三人查阅“县卒簿”、“徒隶簿”、“居赀赎责簿”、“司寇簿”、“隐官簿”和“践更县者簿”，发动他们去传送甲兵，不兴黔首。

“县卒”，对应“令”中的“乘城卒”，“践更县者”对应的自然是“践更县者簿”，“徒隶”对应“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也就是终身刑徒、奴隶，居赀赎责 （债） 、司寇、隐官则是有刑期的债务、轻罪奴隶。

“乘城卒”征发优先，甚至超过了“刑徒”、“官奴隶”，意味着他们属于即发即用，本身就在城中屯驻，而“践更县者”排在最后，意味着他们是在县“践更”，可能已经分配了其他的“轻徭”，所以需要抽调和协调。

可见，所谓“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并不是道德评价式的“不扰民”，而是不愿意破坏制度运行的常态秩序，否则“乘城卒”和“践更县者”也是“民”，怎么不考虑他们的“田时”？

归根结底，秦制的政务逻辑是“程序第一”，能不多事，就别多事。

因为就“人”的福祉而言，“秦制”之下“贫困”的编户齐民，未必就比“徒隶”幸福。

见赵岩《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县粮食收支初探》（《史学月刊》2016年08期）一文，刑徒中的成年男子大月食粟米2石，小月则少食2/3斗，婴儿之外的未成年男子及成年女子大月食粟米1.25石，小月则少食25/6升。以平均每月每个刑徒食粟米1.5石估算，300名刑徒每月约需供应口粮粟米450石，一年则需供给口粮粟米5000余石。

反观迁陵县的编户黔首，其户均土地占有量为34.84亩，标准亩产量为1.5石，假设均为粮食作物，则年收成为52.26石，根据里耶古城北护城壕出土的“南阳里户籍简”，每户包含臣仆、奴婢的户口比为1/6，不计入奴婢的户口比为1/5.8，宽裕地算，1户6口人，口均年收入是8.71石，每口月均分摊是0.7258石，只到刑徒平均水平的48.38%。

问题是，这是总收成，还没有税、赋、徭、役的成本，也没有计入口粮之外的任何生活成本，比如衣服，而这玩意儿，刑徒是配发的。

见《秦律十八种·金布律》：

受（授）衣者，夏衣以四月盡六月稟之，冬衣以九月盡十一月稟之，過時者勿稟。後計冬衣來年。囚有寒者為褐衣。為布一，用枲三斤。為褐以稟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直（值）六十錢；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值）六錢；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值）卅六錢。

大褐衣值60钱，中褐衣值46钱，小褐衣值36钱，而且是一年两次“授衣”，也就是至少两件。

迁陵县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的米价应为1石140钱，秦始皇三十年左右，该地稻1石价格为20、21钱。

依统一后稳定物价来算，哪怕是1家人衣不蔽体，只穿6件小褐衣，也要10.29石稻米。

也就说，哪怕不考虑任何税负，迁陵县的贫民，日子比起刑徒来，绝对算是水深火热了。

反向计算一下，一个三口之家的小家庭，要想达到刑徒的生活水平，其口粮就要54石，衣物为（60+46+36）/21钱=6.76石。

另有户赋为全年32钱，加田刍60钱（见《文景之治：只在知识分子梦中的“轻徭薄赋”》），算钱忽略不计。田租为收成的1/12，如果1个男丁1年内践更4次均不出县境，则可以节约行程口粮，如果为1次远行，则额外需要往返3石的口粮。

则全家占有土地至少需要49.56亩。

问题是，秦朝迁陵县的户均土地占有只有34.84亩，这还没有算人均，人均就更惨了，再看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的《郑里廪簿》，民户共25户，田数相加为617亩，每户平均田亩数仅为24.68亩。

当然，一般说的“一夫作百亩”，其实是说的“周亩”，换算到“大亩”，也就是30亩左右，但无论如何，一个秦朝的“自耕农”的生活水平，远不能与“吃公家饭”的“刑徒”相提并论，虽然对方失去了自由和一系列的政治参与可能性。

八

对于早已对纯正的“血统社会”感到陌生的中国人而言，“奴隶”生活的水深火热早已成为渗入骨髓的“常识”。

然而，正如奥斯曼土耳其的南欧奴隶们能够担任总督甚至宰相，强悍的武士和工匠们更是过着远比本族平民更优渥的生活，美国黑奴也有远超英国曼彻斯特工人的肉食摄入量，哪怕是俄罗斯的“工厂村”农奴们，也有着不愿意摆脱奴役的优越生活……

正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让很多人对秦帝国拥有的巨大数量“刑徒”无法理解，甚至帮忙找理由，比如迁陵县是边地，比如粮食无法供养等等。

然而，正如上文中连篇累牍地讲述，秦帝国拥有规模巨大的“官营经济”，所有的“手工业”，除了满足“社会管理组织”日常所需的成本， 所有进入市场的“收入”，都是皇帝的私产。

也正因为如此，在遥远的《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一文中，三解辨析了一个老问题，就是秦国、秦朝对于商业的态度和管理，很多读者不明所以：

为什么“重农抑商”的秦国、秦朝会有“市”，这些“市场”从里耶秦简的记录可见，交易还非常活跃，甚至连武器都有销售，而秦国百姓的精神世界也无比渴望财富，并毫不排斥从事商业行为。

原因很简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市场一方面是“公家”获取物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又是“皇帝”获得收入的必须孔道。

所以，“秦制”疯狂抑制“行商”的物流交流，因为他们的低买高卖会破坏地方的经济秩序，甚至会影响社会秩序。而对于全民百姓在官方“市”的交易行为，“秦制”已经完全占有了“山川园池”这些生产原料所在地，又完全控制了“市井”这种交易场所，哪怕一分一毫，也不会流出指缝，自然乐见其成。

至于“刑徒”的数量，现在没有任何直接的数字能够给我们答案，但从秦律展示的秦帝国组织结构来看，“刑徒”的存在，渗透于整个“秦制”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在生产经营之中，在社会管理组织的服务层面，也有大量的刑徒参与。

甚至可以说，整个官僚组织的供养，都依赖于刑徒。

还是以迁陵县为例，其在秦始皇三十五年的垦田总数是5295亩，田租是677石，而整个迁陵县的官吏包括：

总编制为103人，其中令史28人（徭使10人、在岗18人），官啬夫10人（缺编2人、徭使3人、在岗5人），校长6人（缺编4人、在岗2人），官佐53人（缺编7人、徭使22人、在岗24人），牢监1人（在岗1人），长吏3人（缺编2人，在岗1人），合计缺编15人、徭使35人、在岗总数为51人。

秦代的秩级无从确认，只能参考《二年律令·秩律》，其最低的“县令”秩为六百石，丞、尉半之，即三百石，迁陵县长期只有“县丞”在岗，也就是三百石。

在它之下的秩禄，还需要讨论一二，因为秦朝并没有像汉初一样对“县”的级别进行细致的划分，如洞庭郡迁陵县，这个户口只有100多户的小县，其“司空”设置也为，“司空有秩乘车”，进而代理“守丞”。

这就说明，汉代对“乡部、田、司空”的秩石数级别划分，在秦朝可能是以“有秩”、“乘车”这种加衔来对应的，而非以县的上、中、下来配置对应的级别。

那么，秦朝的县级机构的职务级别应该是这样：

有秩乘车——司空、田、乡部、传马、厩、候

有秩毋乘车——乡部、官啬夫（仓、库、少内、都市、亭、厨）、校长、髳长、发弩

斗食——（斗食）官啬夫、令史

佐史——官佐

具体地细究很难得到数量，只能得到数量级，在岗5个官啬夫，假定均为一百六十石，在岗2个校长，均为一百二十石，则总数为1040石。

“斗食”，据《汉书 ·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名秩簿》：

佐史月俸八斛，斗食月俸十一斛；一说，斗食者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

计日而食，全年为43.2石，1斛约等于0.384石（《汉书·律历志》），则月俸十一斛就是50.688石。令史在岗有18人，共约777.6石或912.4石。

佐史的全年为36.86石，在岗24人，共约884.73石。

需要指出的是，颜师古注月俸实际上是汉武帝时代“钱谷”混发时代的数字，秦朝时为“全谷”的“秩石制”，则其月俸数要比这个数字多。

不过，正如牢监级别不明只能搁置一样，上述可视为底线值，大体上，迁陵县官吏年消耗粮食量为300+1040+777.6+884.73=3002.33石，另一面就是300个左右的刑徒的口粮，约为5400石，总计8402.33石，而全县田租收入只有677石。

结论是，靠田租，哪怕是迁陵县这种官吏严重缺编的县政府也会饿死。

那我们来看一个编制齐全的“县”政府：

长吏：600+300+300；官啬夫：160*10；校长：120*6；令史：43.2*28；佐史：36.86*53。

总计：6683.18石。

这个规模，需要53465.44亩的垦田纳税才能养活，按照迁陵县的户均垦田，也就意味着要1535户编户百姓养活，问题是哪儿来这么多百姓，编户民绝不可能凭空产生。

反过来说，从秦律规定的徒隶比例来看，2/3的田徒，1/3参与政府服务，则迁陵县的300刑徒应该有200人进入“田官”耕种，以男女1:1为“1户劳力”计算，养活全县的官吏、刑徒的耕地总面积不过5601亩，也就是“1户劳力”耕种56.02亩，完全不超出能力范围，哪怕是编制齐全的“迁陵县”，也就是“1户劳力”耕种80.55亩。

也就是说，“刑徒经济”单独供养整个“公家”绰绰有余，远比通过正常的编户齐民财政获取物资更加“经济实惠”，所以，本质上，“刑徒”的数量是与官僚组织配套的，而“秦制”的县一级组织编制，不计入“乡部”、“郡”和“都官”，放大到全国，就已经数以十万计。

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的西汉中晚期数据：

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

总数达到了130,285人，相比秦朝其实仍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从尹湾汉简所见的“吏簿”来看，西汉中晚期的官僚组织有很大数量的“自辟”岗位不计入编制，而其正式编制又将秦朝的“田部”、“发弩”、“校长”、“执法”，以及绝大部分的“生产经营”岗位和“令史”岗位都俭省掉了，考虑到这些业务序列的编制规模，则秦朝的官吏总数，应该会达到20万人以上。

为了养活这些官吏，哪怕不考虑任何其他支出，也需要“20万户劳力”，也就是40万以上的成年“刑徒”才能勉强够用，再计入未成年和老年的刑徒，这个基础数量规模绝对要到50万人以上，而这个数目，仅仅是“基础运营底线”。

如果在加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到的：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

也就是说，秦朝全国的“刑徒”总数至少要在120万人以上。

但是，这个模型没有计入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秦朝的“刑徒”没有刑期，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刑徒”属于终身制的负担，而秦帝国的“收孥连坐制”其实是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新的“刑徒”的机制，上述的数字，只能算作“基本数”。

结语

坊间对大秦帝国的讨论，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一个“好制度为什么快速灭亡”的窠臼，因为在大部分人的脑子里“坏制度”就“必然该灭亡”，一旦进入了“必然”也就失去了讨论的兴趣。

然而，在三解看来，明晰一个制度为什么“坏”，远比从秦律的字缝中抠出它的环保主义、程序正义、维护良俗之类的“优越性”关键词更有意义，惟其如此，才能知历史之何以至此。

制度的本质，就是权力运行的规则，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它会自我发育、自我膨胀，乃至于自我毁灭。

而这，才是打开大秦帝国兴亡故事的正确方式。

在我们的史书之中，一个个关键人物粉墨登场，他们的“权术”和“智慧”似乎煊赫一时，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骨架。

放在秦国的故事里，秦孝公、商鞅、秦惠文王、张仪、宣太后、魏冉、白起、秦昭襄王、范睢、吕不韦、嫪毐、帝太后、秦始皇、李斯、赵高、蒙恬、扶苏、胡亥，就几乎是故事的一切，君不见《大秦帝国》的小说，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地说过去，出了多少部。

问题是，除了结果不同之外，这一系列的人物手中的“大秦”，行事风格自始至终一脉相承，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穷兵黩武。

为什么一个是贤君、法圣，另一个就是亡国孽种呢？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踩在了一个“制度生命体”的不同阶段，他们当然也在塑造和干预制度，但个人的力量，相对于制度的发育而言，根本不值得一提。

“秦制”的原初形态，并不是商鞅在一张白纸上涂画出的空中楼阁，而是基于秦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王权需要进行协调而成的一个“妥协产物”。

“军功爵”、“人口控制”、“中卒制”、“官僚文书制”、“內史+中尉制”、“国家授田制”、“刑徒经济”等等关于“公家”的改造，确实是新的创造，但在西周和三晋，都早有模板。

整个制度的组合，并不是什么“天才创造”而具备制度优势，而是秦国的社会形态远较关东各国落后，“王权不彰”、“商业落后”、“人口稀少”，才选择了这样一条既能壮大王权，又能获取资源的制度道路。

具体来说，“秦制”与文献记载较多的“齐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公家”如何与“民间”进行资源交流：

“齐制”的“资源交流原则”是“交换”，也就是通过货币手段对资源进行调动和“购买”；

“秦制”的“资源交换原则”是“劫掠”，也就是通过法律手段把资源的生产者“人力”贬为刑徒，驱使他们生产“公家”所需的资源。

“秦制”诞生的原因就在于它“没得换”，一方面是对编户齐民的制度性压榨无从获得以供交换的筹码，另一方面在于社会和物流的不发达，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出进入市场交换。

所以，“耕战体制”并不是因为它“伟大”、“先进”、“优越”，而是它是“穷人的原子弹”，是无奈之下的替代品。

而这种体制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巨大的管理成本。

遍布全国1000个县、生产环境跨越粟作、稻作，甚至跨越温带、亚热带的生产单元需要“定指标”、“搞监督”、“算总账”，直到年底才能合计整体盈亏的会计体系，理论上拥有1000个仓、少内物资的秦始皇帝，看似富有四海，其实根本无从利用。

道理很简单，假设在账面上有10万匹马的帝国，真正能够在上郡可以调集的马匹，仍旧只有周围数百里行程的“近县”，以迁陵县向內史“传兵”为例，总邮程是4444里，而传送委输的制度规定是，重车1日行50里，空车70里，徒行80里，也就意味着，去程押货需走88.88天，回程空车为63.48天，总计152.36天。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力即属无从调用，就像迁陵县向洞庭郡的哭诉一样，在编51位官吏，竟然会因为“吏少”而难以维持日常运转，因为“迁陵吏志”里除了缺编之外，还有35名官吏被“徭使”，占官吏总数的40.70%。

要知道，“迁陵县”虽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却并不属于人力和物资的主要输出地，其稀少的人口，让它充其量就是个转运据点，按照里耶秦简中的记录，秦朝采取了诸多内郡与边郡的点对点输送，罚戍的去向基本上是定向规定。

而这些“内郡”，也就是中原的六国精华地区，才是真正的“重灾区”，它们有人，有粮，自然就承受了这种跨区划拨的最大负担，所以，在武臣到赵地反秦动员的时候，特意提到了秦朝的两大恶政，一个是父子告奸，另一个就是北戍长城、南征五岭，转运不绝。

如果秦帝国只是因为幅员辽阔而出现的问题，尚可解释，但是，过往的历史解释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关中”，这个秦帝国的根基所在，在秦国的扩张过程中，其实一直在被消耗弹性，直至“脆断”。

正如上文中三解已经详细拆解过的“秦制”财政，随着扩张中的“设郡”，“內史地”的“太仓”、“大内”、“武库”由区域性仓储，走向了“国库”，但，只承担了“文书国库”、“会计国库”的角色，而并不是“物流”意义上的国库。

秦帝国的财政制度，并非“统收统支”，而是“结余上计”，也就意味着“內史”掌握的“国库”自始至终常态的“收入”的只是“咸阳县”的物资和关中44县的物资结余，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都城”的“都官”和“屯兵”规模的膨胀，“內史”一定会调拨转输“近县”物资填入“太仓”。

然而，待到秦始皇快速统一天下之后，六国宫室、美人在渭水河畔的兴建和供养，乃至于为了修筑骊山陵墓而送徒七十万，总数已近百万之众，这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负担快速地涌入“內史地”，而且还是“咸阳”周边地区，对于财政系统的压力，只能是毁灭性的。

不仅如此，高达十二万户的六国豪富被迁入咸阳，尽管后来还有向云阳等地的人口分流，其所在的区域，仍是在“內史地”，他们作为战国时代的“跨区域物流”的资本主导者，与被发南征的“贾人”一道，构成了整个六国地区的“物流网络”，结果被秦始皇分别摧毁，本身又成为了“物资消耗”的一部分。

但是，站在秦始皇的角度，维护“秦制”的优越性和纯洁性，绝不算是什么“昏招儿”，恰恰相反，对于这样一套行之有效，赖以吞灭六国的“伟大制度”，他应该就像今天的“大秦粉”一样深信不疑。

殊不知，所有“坑”都经他的手挖好，只等他治下的某一个“自己人”发难，道理也非常简单，对于“秦制”这样一个层层监视，等待镇压的体制而言，任何超过个人关系的组织都是在帝国治下的。

也恰恰因为这个，戍卒的统领陈胜、吴广能够首义，曾经的亭校长刘邦也早已聚众芒砀山，而与秦朝有亡国之很的项氏宗族则在会稽郡为大秦主持“大徭役”……

归根结底，这些“野心家”一直存在，他们等待的就是秦帝国“根本之地”的力量枯竭，一旦这个趋势显现，自然会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现实是，一个力求毁灭一切跨区物流，将之纳入“公家”统治的政权，能够养活多少人，对于当时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是可预见、可计算的，比如萧何、比如刘邦、又比如项羽、张良。

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时代，才如此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