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国应引领“百年巨变”的方向

知识经济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入死胡同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开辟新天地。在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知识一旦发明，就可以反复利用，并且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二是知识产品有广泛的、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无法统计的正面“外部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ies）。三是知识经济遵循的是摩尔定律，呈指数型增长。四是知识产品一反传统经济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边际效益呈递增状况。这些都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催生后资本主义文明的雏形。

新的国际战略

中美此次决战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两败俱伤，为其他竞争者的轮回铺平道路，终有一天中国自己也会面临与美国目前类似的困境。这种消长轮回之间是民生的磨难和国运的起伏。另一种结果是中国无以伦比的竞争优势和生产效率，打败所有竞争对手，一国就可以生产全世界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但结果不是预想中的民族复兴大功告成，而是资本主义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不足的极端状况——没有国家有能力消费中国源源不断的产出，使中国陷入与全世界为敌的境况。对中国过剩产能洪水的担心，正是特朗普关税大战的天然盟友；毫无疑问，美国总统会利用与他期待的各国找上门来乞怜的机会，孤立和打击中国。

在AI时代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当多数人都面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时，他们会争抢没有任何物质报酬的义工，因为工作是人的天性，使人们的生活充实和有意义。AI大规模介入基本生产过程，使无人化和更高效的生产成为各行各业的常态。一旦它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无短缺的新常态必然导致社会在思想、价值道德观、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社会生活上，全面脱胎换骨，形成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使人类不再受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打击，关税战的荒唐就会凸显出来。

大清在19世纪初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比美国目前的25%还多。但到世纪中叶就沦为“东亚病夫”，遭受“百年国耻”。特朗普一举将世界经济推入深渊，大大加快国际关系分化重组的进程，但结果可能完全不是美国想看到的，因为世界上的许多力量已经远远不是美国能够操控的。尤其是如果美元的霸主地位丧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会丧失一半。至少在短期内，美国会遭遇种种它预想不到的困难，因为它打的牌是拼比谁输得更惨，而不是谁赢得更多。“百年巨变”意味着朝“人类文明新形态”迈进。如果中国能够跳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就能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后资本主义。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创客运动、开源社区、网上合作社、全民基本收入、地区货币经济体社区等等，都不成熟但都朝着同一方向运动。自愿互助，为使用而不是交换价值、以人而不是利润为本而生产，是它的精神和伦理；充分发挥被资本主义边缘化、人性中固有的良善动机，最终彻底更换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Deepseek的梁文峰为创新而不是为利润而创新的理念，很难为资本家甚至多数人理解，举国体制的攻关也不是由利润驱动。人性中这些非物质、更天然的动机，一直在被资本主义内卷压抑和扭曲，但却是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死胡同的游戏

中国宣称它已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过早、过于盲目和自嗨。现实情况是中国仍在深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困扰，目前境况之险恶，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知识经济和人工智能（AI）主导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造成赢家通吃，使投资机会和回报越来越朝少数人、少数项目或企业集中，使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恶化到足以引发社会动荡的程度。这是因为新型知识经济沿袭资本主义旧游戏规则和分配制度。关税大战中人们全神贯注资本主义游戏时，都忽视知识经济的这轮新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后资本主义特点。

“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中国国内常常听到的箴言，不应该是成为践行资本主义的模范，而是为世界树立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榜样。中国在打破西方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枷锁上，成就非凡，但在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上仍缺少实质进展，难为世界楷模。应该积极推动多极化趋势和全球南方的崛起，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向发展中国家，比如一带一路，对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以及营建东亚共同体，推行共赢的对外关系。特朗普冲击造成发达国家利益分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大骂中共的同时，也在仿效它的一些制度、政策和做法。所以，中国应该也能够引领“百年巨变”的方向，但前提是自己进一步开拓后资本主义的思路。

新技术革命从根本上威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使劳动不再是价值的主要来源，因为新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都不需要大量的劳动者。这对工薪大众是个致命打击——在与资本的谈判中，它丧失的不仅是筹码而是资格。当民众大批沦为 “无用阶级”时，资本主义也会丧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生产不断朝极少数知识精英集中，带动财富也朝他们集中；极度贫富分化会导致社会动荡，在大众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在摸索中朝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形式过渡。中国的体制在转型中拥有巨大的优势，使它能够以一种新形式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

（作者是旅居美国学者、时事评论员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