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我也看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对黄亚生的专访，总结一下他的观点》的观点

（“1，中国的经济增长投入多来自基建和生产，创造出了很多新技术，新模式，但是却没有创造出比以前更多的就业机会，没有带来全体社会的收入增长，因此没有形成全体社会的消费增加。

2，中国生活需求创造了大量的便利经济，是因为低成本，但与这种低成本密切相伴随的，就是低收入。最有代表性的行业就是外卖，快递，网约车。确实很便利，但是行业的绝大多数人，很辛苦，收入相比付出，很低。

3，普遍性的相对低收入限制了消费。”）

不是没创造出新就业机会，而是在创造的同时也毁灭了很多旧有的工作岗位，二者抵消了。接下来AI的发展可能才是作者描述的现象，AI达到一定水平必然淘汰很多人力，对于人口稀少的国家并不难客服，对于14亿人口的我们必须警惕重视。

关于收入增长停滞，个人感觉不是社会财富增速变缓了，而是分配更加不公平了，比如外卖、快递、滴滴打车等，平台抽走了太多利润，最终变成了资本方老板身价后面的数字，而这些原本是可以分配给基层劳动者提升其生活水平的。（个人还是主张兜底工作岗位的平台，应进早国有化，事关民生，不能让资本来主导）

普遍性的低收入确实是问题，但影响消费更大的因素我觉得是人们普遍对经济走势的预期，以及国家对家庭硬性开销的保障不到位。就比如育儿，降低妇产手术的费用或者全额报销，把幼儿园三年也纳入义务教育，给与夫妻双方同等的生育假期等等，都会很大程度上让年轻人愿意生娃，同时把婴幼儿相关的消费力激活。

（“4，中国应抓住契机改善与西方关系，这个主张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提振内部消费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外部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而非市场，如果改善与西方和美国的关系，中国经济的现状可以缓解，至少不会更糟。

5，他不认同美国对中国的定性与针对，不认为中国有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主张中国发生激烈的政治变革，马上成为像“台湾、韩国一样的民主体制”，但他相信中国大陆完全可以成为“温和、理智、务实的一党制度”，政治改革可以循序渐进，甚至比较慢。他担忧的是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地走回头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中国自始至终并没有想与西方搞摩擦搞分歧，问题的源头在西方人那边，对于一群不喜欢你的人，你永远不可能通过讨好去寻求与他们的友谊，除非你放下人的尊严甘愿做狗腿子，这显然不是泱泱大国可以采取的路线（但日韩等小国从现实意义上看当狗腿子却是一条明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必须从中国自身来解决，解决了自身的经济问题，产生了足够强大的向心力，西方会自己凑过来。

国内经济问题很简单一句话概括，预期低迷，为什么预期低迷？因为收入不见增长，收入为什么不见增长？因为被资本团体拿走了过多。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了，那些挂在资本家身价后的根本没有意义的数字，必须被拿回来、释放出来还给真正的劳动者们。社会普遍收入提升了，预期就好转了，消费就增加了，经济就盘活了，中国经济的吸引力就变强了，西方就来倒贴了。（只是针对预期这一问题的粗浅解决，提振经济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攻克）

中美的对抗不是中国一再重申不寻求对抗就不会对抗的，只要美国人认准了是对抗，那这事实上的对抗就已经成立，咱们就必须放下一切善念和幻想，老老实实把功夫用在斗死对方上去。但对抗的方法有很多种，可以文斗也可以武斗，现在过多投入在文斗上了，武斗还需努力，比如055炸鱼，应该多去一些地方炸，去更远的地方炸一炸。一个大国必须在全球建立足够的威慑，威慑一定需要拿些上蹿下跳的臭鱼烂虾宰了给人看，这不是帝国主义，不是有违和平之道，和平，从古至今都是打出来的。